在全歐洲仍然飽受新冠德爾塔毒株困擾之際，各國陸續醞釀出臺措施，探索如何“與病毒共存”。盡管世衛組織始終持謹慎和懷疑態度，但“疫苗護照”仍然成為最被青睞的措施之一。今年5月，英國國民保健署推出疫苗接種數字證明；7月1日，歐盟啟動“數字綠色證明”（digital green certificate），力圖以此來部分恢復作為歐盟支柱原則之一的人員自由流動。

在歐盟框架下，法國、意大利、丹麥等多國陸續推出本國版本的“健康通行證”或“綠色通行證”。然而，此類措施幾乎無一例外地遭遇來自內部的強烈反彈聲浪。除了部分醫護人員認為以接種疫苗或陰性檢測結果劃線缺乏科學上的堅實基礎之外，更多的批評者以“健康專制”、“扼殺自由”、“控制性社會”等理由群起而攻之。在法國，自7月17日第一次反“健康通行證”抗議示威以來，已經連續四周出現了較大規模的街頭抗議，并且隨著立法完成、相關措施即將付諸實施，動員人數和抗議烈度更有看漲勢頭。

擴大適用“健康通行證”的相關法案于7月25日在法國議會兩院最終通過，但隨即就被反對派議員（以及政府自身）訴諸于違憲審查程序，提交憲法委員會裁決。8月5日，憲法委員會公布決定，引發外界最多關注的兩點——解雇員工與強制隔離——被宣布違憲，但這同時也意味著，法案大部分內容被裁定為合憲，從8月9日起，法國人進餐館吃飯、去酒吧喝酒、乘坐飛機火車，甚至某些省份在特定情況下去大型商場購物，都需要出示“健康通行證”，從而導致一部分人群被排除在既有生活模式之外。

對于歐亞大陸彼端早已習慣出示“健康碼”的居民來說，法國和歐洲的“健康通行證”似乎又一次成為“抄作業”的證據。然而這種“抄作業”只具有極為表層上的相似性：一方面，歐洲各國的驗證機制不是畫地為牢，而是旨在逐漸匯總，最終達到打開國門、保障人員有序流動的目的；另一方面，從法案出臺過程來看，仍然有相當多環節和考慮因素并沒有“抄襲”外人，甚至難以被外人“抄襲”，例如對公民權利的強調、民間社會的抗爭、立法機構的緩沖以及合憲審查機制的剎車。

2021年8月9日，法國巴黎，法國正式開始擴大使用“健康通行證”，以應對當前的第四波新冠疫情。

“健康通行證”是法國版健康碼么？

從獲得途徑來看，法國的健康通行證現階段有三種形式：1、完整接種歐盟藥品監管局（EMA）已批準上市的疫苗并經過一定間隔（輝瑞、莫德納、阿斯利康三種雙劑疫苗完整接種后7天，單劑疫苗強生接種后28天，已康復患者接種單劑疫苗后7天）；2、48小時內核酸或抗原檢測陰性結果（旅行情況下為72小時，但8月9日出臺的政令已經一律放寬至72小時）；3、染疫康復患者的核酸或抗原檢測陽性結果（不少于11天，不多于6個月）。

簡而言之，獲得健康通行證的方式是：要么打完疫苗，要么檢測結果陰性，要么得過新冠具備抗體。

嚴格說來，法國語境中的“健康通行證”和其他國家的“健康碼”有本質區別。概言之，首先，它沒有采用“官商結合”——即由商業公司提供相關服務再接入政務平臺的方式（讓Facebook或者Instagram開發二維碼來履行“前端”公共職能，在法國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而是直接在公共部門開發的全國性平臺（個人醫保賬戶或防疫App）上完成，因此也不會出現各地區各自為政的情況；其次，“健康通行證”不要求提供用戶身份證號和位置信息，僅顯示用戶姓名、出生日期、疫苗接種/檢測的類型及日期（或染疫信息），在個人數據方面保持較為有限的介入；再次，“健康通行證”是一種相對靜態的信息登記形式，只要完成上述三種條件之一即可獲得，而且在一定時間內保持穩定，不會因為居住地、出行范圍以及是否接觸過疑似或確診病例、是否登記核酸檢測信息而呈現非當事人所能控制的動態變化。

引發強烈爭議的新法案，究竟規定了什么？

法國議會兩院7月25日通過的法案中，重點措施包括以下幾項：

1、延長“衛生緊急狀態”期限。此前5月31日法律曾將“衛生緊急狀態”延長至今年9月30日，在臨近期滿之際，此次立法再次延長至11月15日。

“衛生緊急狀態”并非一紙空頭表態，事實上這是一切相關爭議的前提：只有在這一緊急狀態下，政府才能獲得授權，采取諸如限制人員流動、宣布封城、強制佩戴口罩等措施。政府最初版本法案曾希望直接延長至12月31日，亦即年底之前都不必再為這個問題勞神，但在議會審議時受到縮減。因此，在緊急狀態期限上的計較，也從一個側面體現出議會對政府權力進行制約的努力。

2、擴大“健康通行證”的使用范圍。在今年5月31日法律中，法國政府已經立法頒行“健康通行證”，但當時主要用于出入境的旅客，從7月21日開始，通行證開始適用于50人以上規模的人群聚集場所（包括電影院、劇院、博物館、沙龍展等）。

此次立法完成后，從8月9日開始，在下列場合下，均須出示健康通行證：a. 所有“休閑活動”；b. 商業餐飲或酒水售賣機構（室外露天座也不例外，但食堂、外賣、公路和鐵路營業性餐飲機構除外）；c. 集市、研討會和專業沙龍活動；d. 作為陪同和探望人員進入醫院、養老院，提前預約去醫院就診的病人（但掛急診不需要通行證）；e. “跨大區”的交通工具（飛機、火車、輪船等，但不包括城市內部的地鐵和公交、以及地區鐵路網運行的列車），除非緊急狀況下無法取得通行證；f. 省長根據疫情嚴重程度，決定是否適用于大型商場、購物中心及交通工具（但必須保證生計“首要需求”得以滿足，如開放食品店和藥店）。

對于沒有健康許可證或通過造假手段進入上述場所者，罰款135歐元；對于疏于檢查的機構，將予以警告，并可能責令暫時關閉，累犯情形下負責人將被判處一年監禁及9000歐元罰金。

3、對于在上述需要具備健康通行證的場合工作的員工，如果8月30日之后拒絕或者未能獲得通行證，雇主可以將其調至不和公眾接觸的崗位，如果沒有這種崗位或者員工拒絕調動，雇主可以暫停履行雇傭合同并停發薪水。

最初版本的法案曾規定，如果在兩個月之后員工仍未獲得健康通行證，雇主有權解雇，但這一條款在參議院審議過程中被刪除；正式投票版本中規定，短期合同和臨時合同情形下，雇主可以提前終止合同，但該條文被憲法委員會宣布違憲（下文另述）。

4、特殊群體強制接種疫苗。在醫院、診所、養老院、退休療養院工作的醫護人員（包括實習生）、同健康弱勢群體接觸的職業人員（消防員、急救員等）須強制接種疫苗。如果逾期不接種，相關人員將被停職停薪。（法案最初版本規定，兩個月后仍然拒絕接種則可能被解雇，在議會審議過程中被刪除）。

5、篩檢陽性強制隔離。法案規定，任何在篩檢中被檢出病毒陽性者，將自動被強制隔離十天。在此期間除每天上午10點至12點之間外，禁止離開住處，除非有緊急狀況或者絕對必要外出事由。但這一條款被憲法委員會認定違憲，下文另述。

2021年8月9日，法國巴黎，法國正式開始擴大使用“健康通行證”，以應對當前的第四波新冠疫情。際上從7月21日開始，法國民眾進入博物館、電影院等容量超過50人的文化娛樂場所就已需要出示“健康通行證”。而如今，這一措施又進一步延展到餐飲、購物及長途交通等方面。

憲法委員會：提前解雇和強制隔離措施違憲

和法國近年來歷次重大改革一樣，關于擴大適用“健康通行證”的法案引發了政界和輿論激烈爭論，不僅參眾兩院都有超過60名議員提請違憲審查（達到了啟動審查的門檻），連政府方面也主動提請憲法委員會進行審查。反對者認為，健康通行證對防疫并無實質意義，而且導致侵犯公民的行動自由、私生活受尊重的權利、以及集體表達思想和意見的權利。

憲法委員會于8月5日公布了針對該法案的決定，支持了法案中大部分內容（部分條款被認為是在特定保留條件下合憲），但認為其中兩項內容違憲，因此不予實施，即提前終止某些就業合同和自動強制隔離。

1、健康通行證是否限制了公民的行動自由？

關于反對者提出的“健康通行證限制行動自由”，憲法委員會認為，相關條款的確對行動自由造成損害，而且就其限制集會自由而言，也的確對集體表達觀點的權利造成了損害。

然而委員會認為，首先，立法機構此舉是為了限制疫情傳播，“保護健康”的目標同樣具有憲法價值；

其次，相關措施屬于暫時適用性質，截至日期是今年11月15日（即“衛生緊急狀態”的現行截至日期），而且目前出現了傳染性更強的病毒變種，具有疫情蔓延的重大風險；

再次，委員會列舉了可能限制進入的種種場合（如展會、沙龍、醫院、運輸工具等），認為這些場合的確具有傳播病毒的“特殊風險”，而且法案已經設定了若干保障措施（例如醫院只針對陪同者、探視者和預約病人，不會導致急診病人無法接受治療，授權省長來評估傳染風險來決定對商業中心開放方式的變通，并確保生計物資的采購，在緊急情況下不會阻礙相關人員乘坐車船飛機等）

更何況，“健康通行證”涵蓋三種情況，并不必然導致強制普通人接種疫苗，況且檢查通行證的權力僅局限于軍警人員和相關場所的經營者，并未泛化擴權，因此相關條款在不同性質的合憲要求之間達成了“平衡協調”。

2、健康通行證是否侵犯了平等原則？

反對健康通行證的群體最常訴諸的理由是，這一措施違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人為地劃分出“有證者”和“無證者”兩大群體，并且限制后者的行動自由。更有甚者，一些反對者將二戰期間納粹政權用來區分猶太人的黃色“大衛之星”重新拿出來，作為“無證者”的標記，抗議在他們看來侵犯平等和自由的“暴政”措施。但這種手法不無爭議，連極右派國民聯盟（RN）都公開表示不能茍同。

而憲法委員會在決定中援引了1789年人權宣言第6條：“無論保護抑或懲罰，法律須對所有人一體適用”，但同時認為，平等原則并不反對立法者根據不同情形、以不同方式進行規制，也不反對為了公共利益而限制平等，只要在這兩種情況下，區別對待的做法和法律所確立的目標有直接關聯即可。

由此出發，憲法委員會認為，例如大型商場會導致大量人群長時間聚集在同一空間內，具有病毒傳播的重大危險，這和普通商店的情形不一樣，因此將大型商場區別對待，符合法律所確立的目標。其次，法案規定當疫情嚴重到某一程度時，由省長決定是否針對大型商場采取限制措施，并由法官來監督（地方行政法院有權撤銷省長命令），因此該法案本身并沒有直接導致區別對待；再次，法案并沒有規定只有接種疫苗才能獲得健康通行證，持檢測陰性證明（或染疫證明）同樣可以獲得；況且，檢查這一通行證的工作并不涉及其他任何針對個人的歧視性標準。因此綜上所述，法案并不違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

3、健康通行證是否侵犯了經商者的經營自由？

反對者認為，在眾多場所實施健康通行證制度，導致經營者被迫檢查顧客的通行證、否則面臨被處罰的風險，這一方面給經營者帶來了額外義務和負擔，需要調動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侵犯了他們的經營自由，另一方面經營者面臨的處罰后果過重，與疏于檢查的性質不成比例。

針對經營自由問題，憲法委員會同樣認為，根據1789年人權宣言的第4條，這種自由可以因為公共利益而受到限制，前提是不會造成過當損害，而在某些場合下采取檢查措施、來確保限制病毒傳播，具有保護健康的憲法價值，而且檢查通行證可以在“短時間內”完成，并不會過分地損害經營自由。

至于企業疏于檢查通行證可能遭遇的處罰（在45天內有3次被警告，負責人將被處以一年監禁和9000歐元罰款），憲法委員會認為，鑒于違法行為的性質，這一處罰并沒有“明顯過當”。

4、“臨時工”沒有健康通行證是否可以被炒掉？

最受關注的法案第1條規定，如果簽訂短期合同（CDD）/任務合同（contrat de mission）的雇員無法或不愿獲得健康通行證，雇主可以在合同到期之前中止履行合同。

但憲法委員會援引1789年人權宣言第6條的平等原則稱，注意到政府在起草法案過程中，刻意采取區別對待立場，將雇員區分為長期合同和短期/任務合同兩大類，并針對同樣不具備健康通行證的員工規定了不同后果，但是不管哪類員工，在感染或傳播病毒的風險問題上是相同的，單憑這一點，法案的區別對待就有悖于平等原則，因而相關條款違憲無效。不過委員會同時認可了長期合同情形下雇主可以暫停執行合同且不提供補償。

5、檢測結果呈陽性即被“強制隔離”，是非法剝奪自由嗎？

法案此前規定，如果病毒檢測結果呈陽性，相關當事人將被予以十天“強制隔離”，但這種隔離遠不是“封門焊窗裝攝像頭”式的強硬手段，它規定了三種例外情況：被隔離者每天上午10點至12點之間可以自由活動；緊急情況下可以出行；嚴格必要情況下可以出行。

委員會提請注意，憲法第66條規定：“任何人不得被任意拘禁。司法機關作為個人自由的保護者，確保在法律規定之條件下遵守此項原則?！倍覍θ松碜杂傻南拗?，和這種限制所追求的目標相比，必須是“適當、必要、相稱”的。

憲法委員會認為，法案規定強制隔離構成了對自由的自動剝奪，盡管具有“保護健康”的憲法價值，并規定了三種例外情形，但自檢測結果出爐起一律自動隔離十天，不考慮任何個人情況，否則遭受刑事制裁，這種剝奪自由措施并不是在行政或者司法機關針對個案決定基礎上作出的，盡管被隔離者可以在事后要求省級政府改變隔離條件、或者要求法官解除隔離，但法案的事前籠統規定仍然不能滿足“適當、必要、相稱”的條件，因此該條文違憲無效。

喧囂時代的智者困境

在法國媒體語境中，憲法委員會往往被尊稱為“智者們”（les Sages），這個充滿古典神秘氣息的稱謂，凸顯出該機構在公共事務中的獨特重要角色。作為第五共和的違憲審查機構，憲法委員會是所有受爭議立法投票之后、正式公布施行之前的最后一道審查關卡，也是確保憲政體制不受侵蝕破壞的最關鍵一環。從理論上說，在是否合憲的問題上，憲法委員會應當起到定分止爭、一錘定音的作用。

然而，在一個世俗化的祛魅時代里，憲法委員會卻遠遠沒有獲得“智者”按理應當享有的神圣性。即便從平等原則出發廢除了“提前解雇”規定、從自由原則出發廢止了“強制隔離”規定，委員會的決定也難以平息社會對健康通行證的不滿。最明顯的例證是，在決定作出之后的8月7日，全法各地走上街頭抗議健康通行證的人群規模再創新高，達到23.7萬人（相比首次同類示威已經翻倍）；而在政壇，極右派領導人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指責憲法委員會的決定是“徹頭徹尾的虛偽”。在眾聲喧囂的氛圍中，無論是街頭的民眾還是鼓噪的政客，似乎都以真正的“智者”自居，是否符合憲法、是否能夠保護權利，成為一個“我不要你覺得、我要我覺得”的“自由心證”問題。

2021年8月7日，法國巴黎，法國23.7萬人參加游行活動，反對健康通行證，其中巴黎有1.7萬人參與。

毋庸諱言的是，面對慷慨激昂反對“健康專制”、“扼殺自由”、“控制性社會”的口號，憲法委員會的論證是一種典型的法律謙抑姿態，它的角色不是大力弘揚某一種憲政價值，而是在可能引發沖突的不同憲政價值之間達到平衡。正因如此，它承認擴大適用健康通行證制度的確會對行動自由和集體表達觀點自由造成損害，但同時指出，這種自由不是絕對不受限制的，從維護公共健康角度出發、輔之以各項限定措施，仍然可以在防疫和正常生活之間達到平衡。這種調和姿態是智者的題中應有之義，卻顯然無法讓激越的自由斗士們滿意。

這種謙抑姿態的另一個表現是，憲法委員會在決定中多次使用了“鑒于科學數據/認知”的措辭，這顯示出，委員會意識到自己賴以作出判斷的依據是有條件、有邊界的，而且這種邊界隨著疫情演進而變化。如果放在一年半前疫情剛剛暴發時，法國政府要在社會生活中推行“健康通行證”，幾乎可以肯定會被憲法委員會判處違憲，因為當時任何人都無法預料到這場曠世疫情對日常生活的巨大沖擊，也無法預見到自由和平等權利應當隨之作出怎樣的調整和克減。但在多次“封城”之后，事實證明控制人員流動、強調防疫規程的確有助于壓平疫情曲線、降低醫療機構擠兌風險，再加上目前疫苗完整覆蓋率超過半數、核酸檢測流程運轉提速的背景，“健康通行證”便成了在現有“科學認知”框架下看上去最能兼顧各方利益的解決方案。同樣可以想象的是，目前全球多地都已經出現完整接種疫苗后仍然感染、攜帶病毒、罹患重癥甚至死亡的病例（這在某種程度上證實了世衛組織對“疫苗護照”的擔憂），這為“科學認知”帶來了新的課題，也必然會導致“健康通行證”制度面臨新的改進挑戰。

另一方面，所謂“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從8月9日“健康通行證”首日推廣適用的情況來看，可能的確會對經營自由造成較大沖擊，許多餐飲業者抱怨，在客流高峰時無法在“短時間”內逐個檢查每一位顧客，而政府方面也承認，無論是餐飲場所還是交通工具，眼下都無法做到“萬無一失”，只能進行抽檢，而在這種情況下，對于企業檢查不力而開出罰單，便有“選擇性執法”的嫌疑，而“一年監禁9000歐元罰款”的刑罰措施，就更如質疑者所稱，顯得過于嚴苛。這些都是憲法委員會無法從紙上推演、必須從現實生活中審視實際效用的一面。

此外，這場疫情中和憲法委員會并駕齊驅的，還有另一個更為專業化的“智者”形象，即負責為法國政府提供防疫決策建議的科學委員會（Conseil scientifique）。這個咨詢機構在很大程度上引導著政府防疫措施的走向，而且由于成員以醫學界人士為主，因此它更多地從防疫效果考慮來提出對策，而這些對策往往領先社會輿論一步，難以被外界理解并接受，例如此前在幾次“封城”決策過程中，科學委員會都傾向于采取最嚴格、最強硬的手段。在這種情況下，反而是政府需要扮演權衡折中角色，考慮防疫措施的經濟和社會效以及公眾的接受程度?？茖W委員會的“智者”成色，雖然已經被一波波疫情起伏屢屢證實，但同樣在眾聲喧嘩中，難以獲得公眾心悅誠服的認可。

從此次圍繞“新冠通行證”的立法爭議來看，相比中央微言大義、地方層層加碼的模式，法國的相關動作往往反其道而行之：中央政府提出一個貌似“激進”的方案，然后在輿論反彈、民間抗爭、議會立法的過程中節節退讓，直至違憲審查機構以憲法之名完成最終的取舍。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反而更類似于《禮記·中庸》所描述的方略——“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而面對新冠疫情，不同社會中朝野互動、官民博弈模式孰優孰劣，真正的“智者”角色應當由誰來扮演，本文并沒有確定答案，因為這場曠世疫情為全球各國的治理模式都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而且隨著疫情演化，新的課題層出不窮，各國各有其盲區與軟肋，上一階段的成功無法自然而然地導致下一階段必然成功。如果說在疫情暴發前期，出于對病毒的恐懼和對安全的渴望，導致全球范圍內公民權利普遍受到壓制的話（如聯合國報告所指出的），那么在“疫情后期”及“后疫情”時代，對基本價值和憲法權利的調試和保障，恐怕將成為越來越引發關注和反思的問題——前提是，如果這的確會被視為一個問題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