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清末新政以來，北京城經歷了多次改造，才逐漸變成我們現在看到的樣子。這一百多年的城市變遷史有很多的故事可講。

2015年11月7日，北京論壇（2015）歷史分論壇C組“融合與擴散——區域與都市歷史地理變遷的不同路徑”討論會在北京大學召開，來自中、美、日等國的歷史地理學者圍繞著都市變遷與改造展開了熱烈的討論。

在會場上，北京大學教授李孝聰和唐曉峰分別就北京城的宗教信仰空間和新街區建設做了有意思的發言，澎湃新聞（www.kxwhcb.com）整理部分發言內容與讀者分享。

李孝聰：北京城為什么有那么多關帝廟

李孝聰教授有感于教堂在西方城市中的重要作用，于是根據民國以來政府和學術機構對北京寺廟的調查統計資料做了梳理和分析。李教授介紹說，據不完全統計，截至1929年，北京城內有文獻檔案記載或建筑基址可考的宗教信仰活動的場所數目是1621座。在清朝京城內各區的分布是：皇城內103座；內城東城503座，內城西城499座；外城516座，共計1621座。其中，屬于儒教的壇、祠有52座，佛寺712座，道觀689座，清真寺29座，薩滿教堂6座，基督教教堂38個，天主教教堂12個，東正教堂5個。

新中國成立后，1954 年北京市人民政府民政局繪制的《北京市少數民族暨寺廟分布圖》“記錄了東郊、海淀、南苑、豐臺、石景山、京西礦區在內的全市僧廟442座、尼廟100座、道廟61座、清真寺65座、喇嘛廟32座”。可見，北京的宗教場所數量大為下降。

拋開這些冷冰冰的數字，李孝聰發現了一些有意思的現象。一是關帝廟最多，共116座，其次是觀音大士庵，共108座。而且除了直接名稱為“關帝廟”外，紅廟、白廟、伏魔庵奉祀的“伏魔大帝”也都是祭祀關羽的。李教授進一步介紹說，明朝時北京城內的關王廟才20座，何以清朝后增加了這么多？原來，清朝為了減少異端淫祀，就將老百姓普遍尊奉的關羽從“武安王”晉升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圣帝君”，詔令全國各地普遍修建關帝廟。而且，關帝還被請進佛教寺院，佛寺里普遍建造關帝殿奉為守護神。

再則，傳統廟宇的朝向普遍是坐北朝南，與皇家建筑的布局軸向保持了一致，而民國時期北京內外城大量出現的小廟宇，廟門朝向、建筑軸線未遵從坐北朝南的傳統，可能都屬于清朝中葉以來，不擇地而建的民間私修廟宇，往往破壞了北京城廟宇建筑原有嚴整的規律。

此外，李孝聰還指出了這些宗教場所與城市環境、百姓生活、公共空間等復雜而多樣的關系。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數據都是一些“死”的調查，今人可以借此知道廟宇的位置和屬性，至于“什么人到什么廟去做什么”，這是活的歷史，只有把這方面搞清楚了，才能更好地理解這些宗教場所在北京的城市運轉中究竟起了什么樣的作用。

唐曉峰：一個未完成的民國示范街區

唐曉峰教授說自己的研究對象是“新華街”——“新華”這個名稱并不是新中國的專有名詞，這里要談的是民國時期北京城改造的個案卻極具政治象征意義。

民國肇始，根據“清室優待條件”，清帝仍居紫禁城。當時，袁世凱將總統府設在中南海，但是南邊沒有大門，于是就將南邊的寶月樓改造為門樓，命名為新華門。除了這一坐南朝北的大門外，還有相關的配套設施。在朱啟鈐的主持下，計劃將新華門南部的排水溝填平，開辟城門洞，改造南城區，并新建一條街道來貫通新區，還要修建有軌電車。這一新街區就是新華街。從街區定位上來說，這是一條干路。

大約1918年時，新華街建好了，但是城門洞并沒有造好，于是南、北新華街并沒有貫通。唐教授解釋了其中的原委：主干道的變化將影響各個街區的實際利益，一旦新華街完全建成，前門大街的繁榮勢必要受影響。于是，前門商人通過關系給袁世凱吹耳旁風，說開城門洞影響風水，袁世凱便將此事暫時擱置了。這對老百姓來說是很不方便的，比如說，當年錢學森住在北邊，而上學在南邊，就要從宣武門繞一圈。

即使如此，新華街北面是新華門，南面是市政公所和其他政府機構，體現了政府規劃的新思路，這個布局具有新的政治象征意義，它將成為北京城空間結構乃至空間性的起點，一改以紫禁城為中心的城市空間結構，從而完成了從皇權到共和的過渡，建設一個近代化的新型都市。

此外，主政者還在新華街的南口地帶設計了全新的“香廠示范區”，市政公所期待將該區建成“全市模范”，“具振刷日新之象”。尤其是香廠新世界，匯聚了各種外國最新的表演、咖啡館等娛樂休閑場，影響很大。有一個例子可以很好地證明這一點：五四運動后，1919年6月11日，陳獨秀就是在這個地方撒《北京市民宣言》，導致被捕。

在唐曉峰看來，民初延續了清末新政以來的城市改造，一方面是整治臟亂現象，另一方面是建設具有近代氣息的公共空間和新的模范街區。民國北京城的改造有兩個突破區，一個是王府井與東長安街，另一個就是南北新華街。兩者的區別在于，前者是受使館區的直接影響，自發發展起來的，而后者是主政者有目的的努力之結果，是更為主動的改造與建設。

然而，后來新華街、香廠衰落了，有人認為是因為民國遷都南京，放棄了這塊建設，有軌電車重新改道了宣武門。但唐教授認為，這其實反映了北京城很頑固的一個問題，即如何發展南城。新中國成立，首都重回北京，也想發展南城，把中央芭蕾舞團放在了天橋，希望提升南城的文化水準，新修的天橋劇場，還是芭蕾舞的標志，但沒有任何發展希望了。由此可見，新中國的南城建設也不成功，凡是北城有的，南城就很難發展起來。這是依舊需要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