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爾·麥格雷格（Neil MacGregor，現任大英博物館館長）在大英博物館最后的成就是成功舉辦了一場講述埃及多彩歷史的展覽。在埃及歷史上，猶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一起生活，一起祭拜神靈——有力地證明了我們原本就是一家，無需加以區分。

“法老之后的信仰”正是為了展示信仰自身的發展過程，探尋這三種偉大的一神論宗教如何從信仰諸神的歷史中脫胎而出，它們如何彼此碰撞，又是如何相安無事。展覽的另一個目的是呈現信仰如何形成，如何表現，以及如何被國家、宗教組織和個人運用。

羅馬國崇拜埃及的神明：羅馬軍裝上有化過妝的霍魯斯和阿努比斯（Anubis，埃及引導亡靈之神）像。一位鷹頭羅馬人騎在馬背上，手持長矛，既代表了過去的霍魯斯也代表了即將到來的圣喬治（St George）。基督教的圣像采用了埃及人信仰中最受歡迎的圖景：膝頭坐著嬰兒的母親。后起的伊斯蘭教把所有的精華都吸收了，例如原始而鮮艷的色彩和動植物生活的圖案，然后將它們運用到設計領域：從克倫尼裝飾毯（Cluny tapestry）到地中海沿岸意大利城邦的建筑立面，極大地影響了世界的面貌。

對作為個人來說，他們隨時隨地都會利用宗教來尋求幫助。采用的途徑有：祈禱、符咒和護身符，以及十字章、十字架、舊神、七角王冠和大天使加百利。人們還會把護身符做成象形文字、科普特語、希臘語和阿拉伯語版本。

這次展覽的主題詞是“共性”。尼爾館長將跨越1200年的物件和圖畫收集起來，通過精心編排，講述了一個我們現代人叫做“共存”的故事。當時的社會確實如此。

從前的埃及人，無論信仰猶太教、基督教還是伊斯蘭教，都過著幾乎完全一樣的生活，只在祭拜的細節以及基督教徒和猶太教徒繳納的代替征兵稅（jizya）上有一點點區別。他們做同樣的行當，使用相同的工具，吃一樣的食物，也跳同樣的舞蹈。他們一樣地繁衍、結婚、死亡，并沒有什么差異。

在20世紀70年代后期街上流行起頭巾（hijab）之前，女人的裙子是判斷城鄉社會經濟地位的唯一標準。那么，如何通過一只花瓶、一件外套、一支鋼筆或一只蒸煮罐看出不同宗教信仰的家庭比較安穩地生活在一起呢？

歷史上，埃及人總是擅長保存生活中的細枝末節。埃及干燥溫和的氣候、尼羅河流域形成的明確的城市中心、悠久而（相對）穩定的歷史，以及較早建立的官僚機構和文檔都意味著這片土地蘊藏豐富，而這些藏品重見天日時都完好無損。

我在一張畫著小小符咒的紙片前徘徊了很久。請求畫符咒的人叫做阿卜杜拉（Abdallah，阿拉伯語），意思是上帝的仆人（God's servant），無論對猶太人、基督徒或穆斯林來說都是再普通不過的一個名字。從符咒看不出他信仰哪種宗教，但有什么關系呢？他只是一個生命有限的普通人，需要更崇高的力量的幫助。

“法老之后的信仰”的新穎之處在于它強調共性：共同的經歷和需求。歷史塑造了我們的意識。在西方社會，一個國家“正常”的狀態是公民只能有一種信仰，數世紀以來從未變過，而這恰恰是“中東”地區的人們所不能理解的。首先，他們平等地對待眾多神明；其次，就像展覽展出的那樣， 前兩種一神論宗教出現并初具規模后，他們的先知和傳說故事便在埃及和巴勒斯坦之間交流融合，而第三種宗教汲取了前兩種的元素并在政治上取得主導地位，創造了一種通用語言。

這幾種宗教都是在同一片土地上形成的，所以信仰它們（或被它們感化）的人們必須找到和諧共生的方式。他們也確實做到了。那片土地是當時世界的中心，不僅出現了早期的思想和群落，還有活躍的先知和神明，這樣就形成了一種有機的平衡。當然，差異性也是存在的：在壓力的驅使下將人們分成不同的群體，讓他們彼此敵對，讓社會動蕩，然后坐收漁翁之利。這種斷層線的出現一定有其政治目的，也必然由權力操控。

每當（社會的）一種美好的品質（這里指宗教多樣性）變成阿喀琉斯之踵的時候，都讓人有一種透不過氣來的悲哀。

我是不是離題了？

1753年決定建立大英博物館的法令的初衷就是讓參觀者透過古代和近期的物件，來審視當代政治和國際關系。我想來參觀“法老之后的信仰”的觀眾會發現自己很好地踏足了這個初衷。雖然展覽表面上和政治沒有瓜葛，但什么能真正和政治脫離干系呢？在我看來，社會的默認模式似乎一直是人們和諧地相處，人們的生活圈即使有很大一部分重疊也不會出現不可調和的矛盾。而基于信仰的沖突總是由經濟狀況或政治強權引發，是一種畸變模式。

今天，我置身于何鴻卿爵士畫廊，環繞在身邊的展品一次又一次讓我產生上述想法。我看到一個介紹性的短片，畫面上是一群年輕的基督徒在保護正在做禮拜的穆斯林，而這群年輕的穆斯林小心地圍著一座教堂。短片并沒有顯示拍攝時間恰好是革命爆發的2011年。2010年元旦前夜，亞歷山大市一座教堂被炸彈摧毀，當時里面正在進行子夜彌撒，20多人因此喪生。當然，喪生的是清一色的基督徒。

警察局逮捕了一個穆斯林薩拉菲派（Salafi）的年輕人，將他嚴刑折磨至死，然后對外宣稱他已招供。之后，調查證明爆炸案是警察局蓄意而為。我們心里都像明鏡一樣。這種事絕非偶然，也絕非僅此一次。因此，在偉大的革命精神感召下，人們嘗試著重拾對生活和命運的自主權，這兩個宗教團體也團結起來，相互保護，共同對抗企圖挑撥離間的國家安全機構。

我離開了放映地，邊走邊發微博。我們正在為我的侄子，Alaa Abd El Fattah，以及其他幾個年輕的激進分子釀造一場“微博風暴”。政府名義上指控他們參加“抗議活動”，將他們關押在塞西總統監獄（President Sisi’s prisons)，但實際上是要隔離并消滅他們。我在紅修道院（Red Monastery）中教堂頂部的大壁畫展覽前面停下了腳步。離開開羅之前我參加了一個為馬斯佩羅的烈士（Martyrs of Maspero）舉行的儀式。

這27名烈士是2011年10月在埃及廣電大樓前和平抗議的時候被當局殺害的，而Alaa和他的伙伴們在其朋友犧牲的現場收集資料時被當局發現了。國家和教會企圖給烈士打上“自然死亡”的標簽，但遭到了這些年輕激進分子的阻撓。大屠殺正發生的時候，國家電視臺還在大聲向觀眾控訴基督徒襲擊埃及軍隊的“惡行”，號召穆斯林站出來保家衛國。

試想一下，為什么宗教要進行革命，要反抗現在的政體和上層社會。如果革命成功了，國家就會認可它們。然后，部分宗教機構將可以獨立運行，與國家事務保持一定距離。這將是人民的幸運。在這種距離里，人們的生活才有轉機。

下一個房間的展柜里有一本書（《奇跡之書》），將我的思緒又帶回了展覽，也給了我片刻的歡愉：這本14世紀末的書上畫著一個頭上長角、全身毛茸茸而且大腹便便的惡魔，活脫脫現在日本漫畫里的形象。想到想象世界也是如此的相異又相通，我更覺得開心。

這時候我的手機屏幕上出現一張圖：一個年輕的女人坐在耶路撒冷的地面上，周圍站著十個以色列士兵。是的，十個，我數過了。她將被指控犯下持刀威脅士兵罪。我的正前方是一本阿拉伯語寫的希伯來圣經手稿，墻上掛著一幅猶太人丟失在埃及的寶藏圖。而我手機里男孩們和女孩們慘死的照片整天都在不斷地更新。《衛報》（The Guardian）讀者投書欄也充斥著對以色列進行文化抵制的爭論。你看：就在我們世界的中心，他們披著宗教戰爭的外衣展開政治沖突。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為什么老牌英國殖民主義要以茍延殘喘之力在該地區的中心事務中橫插一腳？為什么他們要宣稱這片土地違逆了2000年的歷史傳統，要將這里變成只有一種信仰的人的家園呢？假定這種無聊的想法是合理的，那么除了將原住民趕盡殺絕以外還有什么方法能達到目的呢？

在這片土地上，信仰猶太教的埃及人（從“法老之后的信仰”可以看出）、敘利亞人、巴勒斯坦人和伊拉克人，以及信仰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埃及人、敘利亞人和巴勒斯坦人，早就在一起共同生活了。或許1918年出現的殖民主義想法是為了將歐洲的猶太人移入該區？但即使這樣也無需如此趕盡殺絕吧？

數年以來，這片土地已經接納了許許多多受西班牙宗教法庭和歐洲多方迫害的猶太難民。而且，當1936年第一批歐洲猶太難民乘船到達現在以色列的海法市（Haifa）時，巴勒斯坦人一如既往地歡迎他們，就像過去接納其他難民一樣。

那么他們是為了什么呢？炫耀帝國的余威嗎？1948年以色列獨立，而促成它的卻是臭名昭著的拉馮事件（Lavon affair）中蓄意計劃的爆炸和蘇伊士運河戰爭——全是企圖將猶太人從埃及分離出去的政治事件。

展覽的開始部分有一個六世紀的手稿殘片，畫的是亞歷山大的西奧菲勒斯（Theophilus）無視六翼天使仍在神廟（Temple of Serapis)中就傲慢地坐在了神廟頂端。這幅圖立刻讓我想到在耶路撒冷所看到的：一個玻璃展柜里放著一座想象中的第三圣殿（The Third Temple）大模型。

展柜放置的位置剛好可以讓人們透過它看到巖頂清真寺（Dome of the Rock)，同時也可以通過原地新建的圣殿想象那座已被夷為平地的七世紀建筑。當時發生了怎樣慘烈的事件？它聽起來好像一場噩夢，但在今天越來越可能重演了。

離開畫廊時我心里思慮重重。但是在中庭的人群中我卻看到了希望，希望正在形成：穿著、語言、膚色、年齡和經濟狀況參差不齊的各色人等都可以隨意來這里參觀，他們或閑聊著或正激烈地討論著。

麥格雷格在任的13年將所有優秀員工的智慧都發揮了出來，也將優秀的藏品范圍一擴再擴，奠定了大英博物館作為“為世界所有，服務于世界”的一流博物館地位。它的世界性不僅體現在參觀者、名譽和藏品上，還在于它的關注點。在眾多的參觀者中我似乎明白了一個全球化社會的模樣，也明白了一個文化機構在其中所能做的事。

我想說：人人有責。當西方人在熱烈地討論、分析并展出埃及和中東的歷史和現狀時，我們每個人每天都在戰斗，不僅是政治戰爭，還要對抗企圖將政治戰爭轉化為零和的宗教戰爭的利益團體。隨著后現代夢魘“達伊沙”（Daesh——“伊斯蘭國”，我拒絕使用ISIS這個名稱）的出現，這些利益團體獲得了一定的勝利。

戰火雖然在這片土地上燃燒，硝煙卻蔓延在全世界。善意運用最重要的資源并寄予良好愿景的文化介入，比如“法老之后的信仰”展覽，是燃起希望的關鍵所在。人們只有思考歷史才能對當代政治和國際關系有豐富、正確的認識。

“埃及：法老之后的信仰”正在倫敦大英博物館展出，展覽結束時間為2016年2月7日。

本文發表于英國《衛報》。作者系《開羅：轉型之城》（Bloomsbury出版）的作者，也是大英博物館的一位董事。李亞迪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