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大學校園之門，究竟能否面向游客敞開？

11月7日，資深媒體人賈葭在騰訊“大家”發布了一篇文章：《花20塊錢進門的大學永遠不配一流》，經“大家”官方微信發布后，短短一天，閱讀量已超10萬，并引發熱議。

作者介紹了游覽廈門大學時的親身遭遇。目前廈大工作日限制外部人員參觀人數，在17時半之前，只能在12時與14時之間放1000人入內參觀，憑身份證刷證入校。作者到時當天名額已用完，卻有人上前表示20元可以帶他翻墻入校。最后他花了10元在保安可見的校門附近柵欄處，踏鋁合金梯“非法”進入廈大。

作者由此聯想到，曾在北大東門被強行要求登記身份證才能入校。圍墻高聳，門禁森嚴，在國內大學中可謂常態。然而作者認為，大學不是監獄、軍事基地或私人宅邸，大學的屬性之中就包括了“公共性”與“開放性”。“開放”是一個大學最為根本的姿態與精神。

他也了解風景優美的高校比如北大、武大、廈大，校外人員把校園當公園，給學校的管理乃至教學帶來了一定困擾，但質疑真的只有限流登記這種管理手段嗎？像哈佛、牛津、斯坦福、普林斯頓這些世界一流高校，照樣游人如織，成為景點，但這些學校并沒有封校。

作者還舉例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地鐵出口均修在大學校園之內，市民可以隨意出入大學，甚至經常在學校食堂吃飯，在圖書館借書。

而反觀國內，中國人民大學和北大的地鐵出口離校門都有相當距離。他認為在設計之時，完全可以更人性化，把地鐵出口設置在校園里面。“我以為這是一種管理上的不自信和粗放，比如涉及維護等問題，地鐵公司和大學可能都認為這是一種麻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怎么不方便就怎么來好了。但這其中，有著‘閉門辦大學’的長期誤區。”

作為大學來說，不僅是文明傳承的載體，也需要給社會各界提供復雜問題的解決方案。作者感慨，連游客與市民的參觀游覽這種小問題都不能解決，連地鐵出口入校這種方案都拿不出來，我們還能指望大學干什么呢？“一間有圍墻的大學，一間出入要查證件的大學，是沒有希望成為一流大學的。”

其實廈門大學限制參觀的爭議從實施之日起就未曾停止過。支持限游的立場，主要是站在學生角度，認為學校的首要功能是教育，然而緊鄰知名景點南普陀寺的廈大校園也被當做了配套景點，游客的參觀已經嚴重打擾學生的安寧。微博@藻子漁 的觀點很有代表性：“限游而不是禁游已經很不錯了。食堂沒人收的餐盤，路邊的垃圾，被亂涂亂畫的涂鴉，隧道口打學生的黑車司機，騎車騎著騎著撞到游客突然伸出來的自拍桿，甚至讓小孩在隧道里隨地大小便的游客，在自習卻被游客因為要拍照而趕出去......你們才不懂我們的心酸呢。”

強調游客的素質也是一種聲音：“作為廈大學生，能忍受每天2萬的客流量，能忍受食堂被占領，不能忍受的是上課時被一群游客用閃光燈相機對著拍照，物品失竊，隨地吐痰，踐踏草地。大度也有度，能容的是文明自愛的人。要能提高游客素質，廈大永遠向你敞開大門。”

還有些批評則表示限游可以理解，但直接導致了人均收費20-30元的黃牛黨在校門外明目張膽地拉客和插隊，以及校園柵欄被拆毀而公然收費吸引游客入園，但學校安保人員卻視而不見的亂象。

《環球時報》也參與了討論。其官方微信發布了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教授聶輝華的評論文章，從說理規則的角度對賈文進行了批評。聶輝華首先舉例說明，對公眾開放并非世界一流大學的必要條件。哈佛大學核心區有一個校園，平時公眾可以隨意進入，但是媒體不能隨意進入；在校慶、畢業典禮等重要日子，該核心校園有佩戴手槍的校警站崗，必須有哈佛證件才可以進入。

而牛津劍橋雖然整體上沒有圍墻，但每個學院都是有圍墻的，而且大部分不對外開放或者是收費的。例如，劍橋大學最著名的學院之一國王學院，對普通游客每人收取7.5鎊參觀費。而劍橋大學很多學院的草坪只有它們的院士可以穿行，游客不得入內半步。

針對“大學是納稅人養著的，我是納稅人，為什么不能進去”的觀點，聶文認為，按照真正的契約精神，任何權利和義務都是有邊界的。由于中國人多、資源少，一些大學為了保障自己的教學和科研環境，限制游客進入并無不妥，這也是為了更好地完成自己的使命。

他還指出，社會需要公共知識分子，但如果“公知”總是迎合民眾，甚至為了所謂的理念而不顧事實，一旦被人揭穿，后果將適得其反。真正的知識分子，應該以學為本，盡量在自己的專業領域發表觀點。如果超過自己的專業領域，那就要盡量保持嚴謹，第一是講邏輯，第二是講證據，第三是注意理論的邊界。

福山北京開講，汪暉等三左翼學者現場激辯中美政治

上周思想界最熱鬧的話題是：福山又來了。

11月4日，日裔美籍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在清華大學舉行了題為“中國和美國政治改革挑戰”的主題講演，清華大學教授汪暉擔任主持人，崔之元、潘維作為評議人，講座現場盛況空前。

福山畢業于美國康奈爾大學古典學專業，后在哈佛大學獲政治學博士學位，他的老師中有以“文明沖突論”聞名的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1989年初他在《歷史的終結？》一文中斷言“民主制將成為全世界最終的政府形式”，隨后柏林墻倒塌，他在此基礎上完成了著作《歷史的終結及最后之人》，從而一舉成為美國新保守主義在理論界的代表人物。他目前擔任斯坦福大學民主發展暨法治中心高級研究員。

汪暉在講座介紹部分提及，福山在新書《政治秩序的起源》、《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敗》中，有相當一部分涉及中國，既包括對中國傳統的估計，也包括對中國現實的分析，這使得他在美國對相關議題——關于中國的前景、歷史是否終結、有沒有新的道路等等——所做的討論，同時也內在于我們在中國所進行的討論。

在演講中，福山首先列舉了現代政治秩序的三個基本要素——國家（State）、法治（Rule of Law）和問責制（Accountability），并且提出，理想的現代政治制度是要在這三者之間達成一種平衡：國家意味著能夠有效地行使政治權力，而法治和問責制則構成了對于國家權力的合理限制。

根據他的研究，法治制度既不是起源于中國，也不是起源于歐美，而是起源于猶太教、伊斯蘭教、印度教的文明，在這些文明中，成文法在一定程度上是神之意志的表達，它作為某種超驗的力量，是高于政權、高于國王和皇帝的。

而中國的法律傳統主要是刑法傳統，是rule by law的傳統。在這個意義上，古代中國沒有嚴格意義上的政權與法律的分離，這使得中國的傳統顯得與眾不同。福山認為，中國傳統對于法治問題的突出貢獻，在于長期的儒法之爭。他還特別指出，儒法之爭不只是中國獨有的爭論，其實在任何一個法律系統中，都存在類似的法治和人治之爭。

一直要到鄧小平時代，中國才形成了某一種較為穩定的民法。福山認為，中國改革的一個關鍵在于，如何將這種更穩定的民法制度一直上升到憲法高度，以此來對行政權力形成有效的限制。福山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中國已經取得的法治化成果，他舉出的一個重要例子是領導人的任期制和退休制。

如果說，中國改革的方向是進一步推進法治化的話，那么，在福山看來，美國的情況就正好相反，美國政治改革所面臨的挑戰是在于：太多的法與過于低效的政府，造成了政治制度的衰退。

綜上所述，福山依據中美的不同國情，提出了中美政治改革的不同方向：中國需要更多的法治，美國需要更為有效的政府權力。而這兩個方向都是統攝于他的基本理論框架之下，那就是國家、法治、問責制三個要素之間的平衡。

潘維主要從三個方面對福山提出質詢：一是法的起源，二是關于法律的中立性和司法獨立性，三為唯制度論。崔之元介紹了福山對中國的多次訪問，并認為中國經驗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福山反思和修訂了他在《歷史的終結與最后的人》提出的思想框架，從而形成了他在《政治秩序的起源》建立的新理論框架。

在總結部分，福山表示，雖然他的論點可以被視作一種帶有目的論色彩的線性歷史觀，但是他并不認為，這將會通向烏托邦，而只是一種良好而平衡的政治系統。與其說是提供烏托邦，不如說是提供一個平臺——為個體、家庭和集體組織搭建的能夠實現自我滿足的平臺。

紀念馮契百年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在華東師范大學舉行

2015年是著名哲學家馮契誕辰100周年。

11月2日至3日，由華東師范大學、上海市社會科學聯合會、上海社會科學院共同主辦的“世界性百家爭鳴與中國哲學自信——紀念馮契百年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在華東師范大學舉行。

1935年，馮契考入清華大學哲學系，師從金岳霖、馮友蘭等。20世紀40年代，他在西南聯大清華文科研究所完成碩士論文；50年代初，來到剛成立的華東師范大學，創建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他于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完成了“智慧說”哲學體系的建構，著有“智慧說三篇”（《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邏輯思維的辯證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和“哲學史兩種”（《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展》《中國近代哲學的革命進程》）。

據中國社會科學報和文匯報報道，在2日的紀念大會上，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燕爽與會，華東師范大學校長陳群教授致歡迎辭，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黨組書記、專職副主席沈國明研究員，上海市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何建華教授，馮契先生次子、清華大學法學院馮象教授，清華大學哲學系主任黃裕生教授，諸暨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孫陳超分別致辭。紀念大會由華師大哲學系主任郁振華教授主持。

其中，清華大學黃裕生教授在致辭中指出：“相對于中國傳統思想雖富有洞見、卻一直輕視論證而言，在中國的大學哲學系確立起邏輯分析的精神，在根本上也就是確立新的中國哲學形態的標準。如果說金岳霖先生的《知識論》是新的中國哲學形態的奠基之作，那么馮契先生的《智慧說三篇》則是新的中國哲學形態的典范之作。它體現了在把概念思維引入中國的哲學思考之后，哲學在中國所達到的一個廣度與深度。”

他還強調，不管是金岳霖先生的《知識論》，還是馮契先生的《智慧說三篇》，都不只是展現了邏輯分析的精神，不只是體現了概念思維的確立，同時也體現了中國思想一種永久的渴望與沖動 ，那就是直面天地間大根大本的問題。

紀念會上大家回顧了馮契先生從老師認為數學可以免修的少年才俊成長為投身革命、奔赴前線的熱血青年，從金岳霖先生的得意門生成就為著作受毛澤東主席推薦、工作受到國內外學界廣泛而持續關注的哲學家的一生，認為馮先生是踐行“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文人志士，是兼具傳承與創造中國優秀文化的卓越學者，更是一位有教無類、誨人不倦的為人師者。

在學術研討會上，成中英、張汝倫、張建軍、楊國榮、許全興、宋志明、Jean-Michel Roy、童世駿等專家學者先后作題為“深入認識馮契：化智慧說為智慧學”、“評馮契的廣義認識論”、“摹狀、規范與半描述論——‘金岳霖-馮契論題’與當代指稱理論的‘第三條道路’”、“世界哲學視域中的智慧說”、“馮契‘智慧說’漫談”、“《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展》解析”、“What is Practical Knowledge? Disentangling the Rylean View”和“作為哲學問題的‘中國向何處去？’——理解馮契哲學貢獻的一個視角”的主旨報告 。

此外，與會專家學者還圍繞“馮契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馮契的智慧說”、“馮契哲學的特質”、“知識與行動”、“中國哲學理論詮釋”、“西方哲學理論詮釋”、“中西哲學對話”等進行了專題研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