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日本一部名為《朝五晚九》的電視劇不僅在國內，也在中國引起了熱議。山下智久扮演的僧侶與石原里美扮演的英語教師之間的愛情故事，令許多人感到不可思議。事實上，大多數日本僧侶是娶妻生子的。那么，這個傳統究竟從何而來？

親鸞與“女犯偈”

提及日本僧侶娶妻的狀況，不少人會追溯到鐮倉時代的凈土真宗祖師親鸞身上。在凈土真宗的傳說中，這位祖師與一位叫惠信尼的女性結了婚，此后以半僧半俗的身份布教。而后凈土真宗歷代也經由親鸞子孫代代相傳至今。今天凈土真宗仍然認為親鸞是日本僧侶娶妻的鼻祖。據《親鸞夢記》里記載說，親鸞之所以發生這樣的轉變是因為這么一件事：

建仁元年（1201年）的一天，二十九歲的親鸞在京都六角堂做了個夢，這就是“女犯偈”。在夢里，六角堂的救世觀音突然以僧侶的樣子示現，對親鸞說：“你因為前世宿報，不得不觸犯淫戒。那么我自己化身為一個美麗的女子與你結合吧。我必莊嚴你身，臨終引你入西方極樂。”

此事的真假，不是本文關注的話題。那么親鸞真的是日本僧娶妻的鼻祖么？并非如此。舉例來說，我們來看京都著名的旅游勝地石清水八幡宮的社僧。從十世紀末開始，這所神社的祠官（其神宮寺的寺官）就由娶妻的僧侶世襲。在十二世紀的紀氏出身的別當光清以后，光清的子孫形成田中、善法寺兩家世襲檢校的職位。到了第六代善法寺通清時，他的女兒紀良子成為足利滿詮的妻子，兩人育有一子，就是赫赫有名的室町幕府三代將軍足利義滿。在地方寺社的系圖之中，反倒是沒有子嗣的僧侶會被作為特例注明出來（《若狹國鎮守一二宮社務代代系圖》）。神社、寺院之間的聯姻也并不鮮見。

石清水八幡宮并不是特例。佛教史家平雅行在《親鸞とその時代》一書中舉出，在比親鸞略早的平安時代后期，延歷寺有一位叫做澄憲的僧侶，活躍在當時的政治中樞之中，同時也是鼎鼎大名的學僧，為天臺宗安居院流之祖。

澄憲一共有十子，其中有兩個孩子的母親赫赫有名，就是高松院，她是鳥羽院之女，二條天皇的中宮。換言之，澄憲與皇后育有兩子。這件事雖已發生在二條天皇死后，但在貴族社會人盡皆知。不過，澄憲從來沒有受過任何的處罰。在他之后，安居院流世代由“真弟”承續，所謂“真弟”，其實就是不同于單單師父弟子的關系，同時還是真實的父子關系。這類真弟相傳，在中世佛教界并不鮮見。

寺院不“出世”

為什么會出現僧侶娶妻的狀況呢？如果我們把目光回溯到更早的奈良、平安時代的律令制國家之時，會發現日本有與中國類似的“僧尼令”制度。這個制度，一是私度的禁止，得度成為僧侶需經過國家的批準。二是國家對民間傳道的抑制。平雅行認為，至遲在十世紀中葉，這種國家管控的“僧尼令制度”已經被朝廷放棄。究其原因，得度管理制度原本是與戶籍、稅收掛鉤的，目的是為了保證有足夠的納稅人口。隨著戶籍制度漸漸有名無實，以人身支配為基礎的稅收也被以土地為中心的稅收所代替，于是國家也就不再花大力氣去禁止私度僧了。到十世紀末，民間傳道的抑制措施也不再繼續。

當然，國家的得度許可制度并未消失，在國家許可的戒壇（東大寺、延歷寺）受戒仍然是要成為一個“官僧”的必經之途。但是隨著僧尼令體制的放棄，“官僧”以外大量的遁世僧、圣、沙彌乃至半僧半俗者的人數日趨擴大，這樣的轉變使得佛教與社會的關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寺院的世俗化，就是直接的結果。

事實上，中世寺院并不是一個“出世”的地方。寺院的階層急劇分化，大體上說，可以分為上層的學侶、下層的行人、更下層的下法師，不同的寺院還會有不同的階層劃分。這樣的劃分多半是由出身來決定的。世俗社會的關系，當然也繼續延續到寺院之中。上層僧侶如“大納言法印”、“民部卿律師”這種稱呼，就是由父祖官職的稱呼而來。僧侶占有大量私產、私房、諸職、莊園，師父與弟子之間不再僅僅是單純的傳法關系，同時也伴隨著財產授予的關系。師父與弟子的關系，比之世俗社會的父子、主從并無二致。因而“真弟相傳”，就是在這種背景之下產生。

由于寺院的階層分化，處于寺院下層和周圍的僧侶娶妻的狀況更為普遍。譬如延歷寺山上是禁欲的“結界”空間，但山下的坂本眾徒以及掌握延歷寺經濟命脈的山徒，乃至在京都以財力和武力聞名的日吉神人、祇園神人就是娶妻生子的。處在寺院下層或周圍的為寺院經濟經營而出力的，主要就是這些“入世”的半僧半俗者。

有趣的是，在延歷寺下屬的青蓮院門跡之中，恰好就有“出世”與“世間者”兩個階層。學者井原今朝男對日光山輪王寺（現在以世界遺產日光山東照宮聞名）的僧侶階層做了分析。除了常年住在鐮倉的座主之外，寺僧可分為似乎并不娶妻的上層“清僧”、剃發僧形但娶妻的下層先達、山伏、圣，以及最下層俗體并娶妻者，后二者被稱為“下山之輩”。但是“山上”的又怎樣呢？他們在山下建了住房，平時在山下與妻子一同生活。

顯然，娶妻生子并不是下層僧侶才有的現象，即便是位于上層的貴種僧，諸如前面提到的澄憲，就是娶妻的。又如四度擔任奈良最大寺院興福寺別當的雅緣，育有一兒一女，兒子后來也做了僧正，女兒則進了宮侍奉后鳥羽上皇。東大寺的一位學僧，死后妻子與四個兒子、弟子爭奪財產，也算不得什么新聞。

自平安時代以后，上層“學侶”的主流有著輕視戒律的傾向，重視慧學，而輕視禪定、戒律，這也是破戒娶妻狀況的原因之一。《沙石集》里說，對于僧侶娶妻的問題，后白河法皇有句名言，叫做“藏起來的就是圣人，不娶妻就是佛”。《沙石集》作者無住道曉更是感嘆，當時的世代，“藏起來”的都已經很少了。比起持守戒律的“清僧”，娶妻的在家僧占據壓倒性多數。

為數眾多的“在家僧侶”

前面提到“沙彌”這個詞。原本在印度佛教中，受沙彌十戒者為沙彌、沙彌尼，而后成年受具足戒方為比丘、比丘尼。但至少在日本這個地方，沙彌完全不是這個意思。在中世的文書之中，落款者大多是各式各樣的“沙彌”，可以說分布在各行各業。中世的日本，沙彌十戒、在家信者所受的五戒、八齋戒的區分十分模糊，沙彌與在家人的區分也很模糊。以僧形示人卻并未受具足戒者，多以沙彌自稱。這些“官僧”以外的沙彌、圣們，娶妻與否，原本就不在國家的宗教體制管理之下。

于是我們再來看另一種并不屬于寺院的“僧侶”。室町時代有位叫宋希璟的朝鮮使節出使日本，寫了本《老松堂日本行錄》。這位使節發現日本男女大半為僧，感到十分驚奇。當然出家并不意味著入寺修行，平雅行將之稱為“在俗出家”。這類出家者雖剃發剃須為僧形，但依然不離家中生活，甚至仍然掌握著家中權力。顯然，這種與寺院無瓜葛的“在俗出家”者其實是“在家僧侶”，本來就是俗人，當然是娶妻的。

在佛教信仰濃厚的中世，不受國家管控的“在俗出家”是一種普及的習俗。執掌國家權力的如藤原道長、九條道家、后白河法皇、北條時賴、足利義滿等等，全都是這種“在家僧侶”。無論是“在寺”的僧侶，還是“在家”的僧侶，大多都是娶妻生子的。

最后，我們再看看宋希璟所見的奇特景象。一天他訪問赤間關（今山口縣）的全念寺，發現在佛殿和僧舍中，僧眾坐在東側，尼眾坐在西側念佛，僧尼甚至同宿。宋希璟不解，就去問附近居住的一個朝鮮人，那人大笑著對他說，尼僧懷孕之后，會返回娘家待產，生下孩子之后再回到寺院修行。他所描寫的尚是“在寺”的僧侶的狀況，當然，這與“在家”已經幾乎沒有什么分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