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相食：1921年俄國世紀大災荒

1920-1921年，俄國南方涅瓦河流域發生了歷史上最嚴重的饑荒，一年半中災情波及17個省份，超過500萬人死于饑餓。1921年《申報》報道稱：“有災之省其數有十，計其人民有一千八百萬。天氣亢旱，農事無收貨收百分之十至十五，減半口糧以養災民，亦需外食一百萬噸始能維持災民。”中國《時兆月報》駐俄國特派記者蒯斯興對災民情形曾描述說：“俄國此次災禍之慘悲，為人類向未見過，余對之亦難以形容，第如此種情形余從來未見過而已。余訪難民住所時，中有一人正欲詳述其所歷之情形，倏因其兩腿無力，倒地昏絕，此余目擊之情形也。”為了生存下去，各種動植物皆被人們拿來充饑。在吃完了庫存的應急食物土豆之后，饑餓的人們吃起了在正常狀態下絕不會食用的東西，包括樹皮、草、狗、貓、老鼠等。當它們被吃完后，吃人成為他們生存下去的唯一辦法。北京《晨報》駐俄國特派記者瞿秋白當時發回報道稱：一堆一堆饑疲不堪的老人幼童倒臥道旁，呻吟轉側，不堪忍受饑餓的人們嚙草根爛泥，甚至還有吃死人肉的。更有甚者，竟有饑餓難堪的農家，寧可舉室自焚。

1921年俄國世紀大饑荒

看似突發的災荒，其實有著深層的原因。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爆發了1918-1921年紅軍（布爾什維克）與白軍（國內其他主要的政治和軍事對手）之間的內戰。在戰爭的過程中，蘇維埃政權為了盡快打敗白軍，實行了“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其中令廣大農民最不滿的是施行強制征糧措施。蘇維埃政府甚至派出攜帶武器的征糧隊，用軍事辦法征集糧食和農產品。征糧隊常將農民們的種子糧和最基本的口糧也征集了上來，并將為數相當多的中農甚至貧農當作富農鎮壓或懲處。國內戰爭結束后，原來的應急性體制卻延續了下去。農民的不滿情緒逐漸轉變為實質性的抵觸行為，出現了不愿種糧或者盡可能少種糧、故意縮減耕地的不合作行為，谷物總產量銳減。加上時逢干旱，天災人禍演變成為俄國的世紀大災荒。

“恤鄰”即“愛國”：社會名流如何動員平民募捐？

俄國賑災之力甚微，不足以拯救為數眾多的饑民，于是向國際社會尋求援助。1921年俄國致信中國外交部，希望出于國際人道主義幫助俄國賑濟災民。由于當時北洋政府與蘇俄新生政權尚未建交，加上1921年和1922年中國也發生了自然災害，中國官方對此事無心也無力。與此相反，一些社會名流出于敦睦鄰誼、發揚人道主義精神主動發起了一場大募捐，號召中國平民救濟俄災。

1921年10月30日，北京中西政學商報名人及在野要人成立了“俄國災荒賑濟會”，推選民國第一任民選總理、實業家、慈善家熊希齡為董事長，北大校長蔡元培等擔任副董事長，北大教師李大釗任文書股副主任。俄國災荒賑濟會成立后，積極號召社會各界予以援助。1922年2月28日《北京大學日刊》第96號發文稱：“須知恤鄰，即為愛國，濟人之急，正是為自己造福。現在都知道維持國際的名譽，這救濟俄災，正是國民的外交”，提倡慈善大家“量力捐款，救了我們的鄰國三四千萬待死的災民”。

俄國災荒賑濟會主要參與者：熊希齡、蔡元培、李大釗

由于上海為“全國最佳之地，登高一呼收效必巨”，故熊希齡與干事長王葆真于1922年2月下旬趕赴上海，準備會同上海各團體召開聯合大會，討論捐賑辦法。上海因此也成為本次募捐的主要陣地。

熊、王赴滬后，于2月23日晚6點在一品香旅社宴請上海各界名流，與會者達七十余人。宴畢，俄國災荒賑濟會上海部正式成立，主要由上海工商界、教育界、報界及一些有名望的人士組成，他們或財力雄厚，或思想深邃、視野開闊、深知慈善的國際影響力，或頗有名望擁有較強的社會號召力，其共同特點是長期熱心慈善，樂于奉獻。例如，上海總商會會長和全國紗廠聯合會副會長聶云臺；被后人譽為“中國的摩根”的著名金融家、企業家陳光甫；上海工商界巨擘，曾任上海總商會會長、全國商會聯合會副會長的朱葆三；教育界名人邵力子、沈信卿、馬相伯、石美玉、梅云英、復旦大學校長李登輝等；著名報人葉楚傖、張東蓀、戈公振、史量才；晚清狀元、企業家、教育家、改革思想家張謇等。上海部成立之后制定了相關的組織制度并舉行了一系列募捐活動。

由于當時中國部分省份爆發水災，民眾一般認為自顧尚且不暇，不必救濟俄國災荒；還有些民眾認為中國距離災區較遠，遠水解不了近渴；更有甚者對慈善組織的公信力持懷疑態度，認為中飽私囊必會發生。總體而言，最初民眾對救濟俄災之事并不熱心。因此，如何開啟民智、扭轉思想成為本次募捐的首要任務。

募捐倡議者想的辦法倒不少。比如，上海部借助現代通信技術，向全國發表宣言與通電呼吁民眾捐款，上海報界更是紛紛發表社論及文章闡明救俄之緣由。再如，組織人員奔赴滬江大學、晏摩氏女校、啟秀女學校、女子青年體育師范、四川路橫浜民強中學、云生學校、愛文路圣彼得堂、各路商界聯合會、共和影戲院等學校、公共團體、公共場所進行演講。講演一事效果極好，啟秀女學校全體學生極為感動，對于籌賑一致贊助并組織賑俄隊；云生學校全校感動，當即推定女生代表托德純、男生代表高漢潮組織募捐隊。與此同時，上海部還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游行，專門安排人員扮成災民并請百代公司攝影、各報館拍照，以便宣傳。

完成思想動員之后，募捐活動緊隨其后。俄國災荒賑濟會上海部成立了專門的募捐委員會，安排人員在各馬路及里巷挨戶逢人勸捐。凡樂助者不論多少，由隊員當面納入募捐筒分別給予徽章紀念品或粘貼門條書明捐助數目。在他們的努力下，成果不錯。例如，有隊員從一位摩登女郎手中勸捐到一塊大洋。另外，演藝活動也成為募捐的一種形式。上海部借用西門共和影戲院演放滑稽片、演劇，將票資悉數充作振款。同時，為避免貪腐之事發生，他們還成立了邀請民眾參加的監督委員會，并將一切收支登報公開。募捐結束后，上海部派職員攜帶善款與北京代表會和后前往黑龍江省采辦小米、高粱及各種雜糧九十列車，押赴俄國災區，受到俄國人士的稱贊。

為何援助“北極熊”：社會精英倡導下的國民外交

俄國原是歐洲國家，與中國并不接壤。中俄兩國的實質性接觸始于清代，清初的文獻中，多使用“羅剎”一詞來稱呼俄羅斯或俄羅斯人。時值俄國向東擴張，在遇到中國之后，才被迫停了下來。有清一代，中俄關系總體平穩。鴉片戰爭之后，列強開始爭相將貪婪的“魔爪”伸向中國，俄國則通過戰爭、條約、詭計等手段占領了中國的大量領土，成為侵占中國領土最多的國家。雖然窮途末路的清政府曾指望借助俄國制衡日本，但隨著俄國覬覦中國領土的野心日漸暴露，“防俄”逐漸成為中國朝野的普遍態度。而后，歷經1904年的日俄戰爭，俄國對中國東北、新疆以及蒙古的滲透、進犯、挑唆獨立等一系列行動之后，俄國作為中國邊疆的重大威脅，被視之以敵。

然而，十月革命一聲炮響俄國的成功開始扭轉中國人這一觀感，中國進步知識分子和有識之士開始如饑似渴地了解俄國革命。李大釗連續發表《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等文章來宣傳俄國革命。自此，“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成為當時許多先進知識分子的共同呼聲。與此同時，1919、1920年蘇俄先后兩次發布對華宣言，聲稱廢除中俄間所訂立的一切密約與協約，放棄帝俄在華一切特權及租借、庚子賠款，將中東鐵路及其附屬產業無償歸還中國，雙方在平等、互相尊重主權完整的基礎上締結新約，重建外交關系。此舉與列強在巴黎和會上對中國的壓迫不同，迅速贏得中國社會輿論的好評。

這次發起募捐的俄國災荒賑濟會的成員就認為，盡管過去俄國屢有侵略之舉，1921年11月5日更是公然支持外蒙獨立，然而，蘇維埃政府一再宣言放棄舊政府在中國所攫取的種種權利，以表示其親喜之誠。兩國之間的糾葛終有妥善解決之日，在其荒年救濟，既可以增一度感情，又可望減少一分隔閡，有利于聯絡兩國感情。

此外，募捐倡議者還從地緣政治、國際形象、人道主義精神等多個角度強調這次募捐行動的必要性。他們認為，中俄兩國邊境線長達萬里，倘若俄國災民為求生存四處逃散容易導致兩國接壤的蒙古、新疆等地區出現動蕩，威脅中國邊疆安定。再者，盡管近代以來的中國積貧積弱，缺乏參與國際慈善的經濟能力和基礎，但中國有救災恤鄰、禮尚往來、以德報德的古訓，倡議者還援以近代互助學說、博愛思想、國際人道主義等思想，并將募捐救俄行動與塑造國家形象，提升國際地位，改善國際外交環境聯系起來，一齊為募捐宣傳服務。

盡管，俄國災荒賑濟會的慈善援助在規模上無法與歐美國家一較高下，但中國時值災禍，施以援手、扶危救困的情感卻不亞于任何民族。《民國日報》記者言，“人道互助原是不分什么畛域的，我們財力或不及美國人，但熱心必不比美國人稍遜。”而在一場平民大募捐中，社會精英、知識分子無疑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