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座談會上，鄒韜奮之女、韜奮基金會原秘書長鄒嘉驪回憶父親曾對周恩來說，自己周圍有很多作家、專家、科學家，而自己什么也不是。當時周恩來就笑言：“你是宣傳鼓動家。”

“很多老同志對我們家人說，我是看著你父親、你爺爺的文章才去延安參加抗日、參加革命。”鄒嘉驪說，在抗日戰爭中父親雖然沒有拿槍上戰場，但他的文章確實很有鼓動性，激勵了無數青年走上抗戰前線。1945年9月12日，鄒嘉驪的媽媽還收到了周恩來的慰問信：“在他的筆底，培育了中國人民的覺醒和團結，促成了現在中國人民的勝利。”

韜奮基金會理事長聶震寧在本周一《韜奮精神六講》發布會上說：“我們雖然也對可歌可泣的‘七君子事件’有所知曉，然而并不了解韜奮先生為了抗日救國究竟做出過多少犧牲，更沒有體會到他的愛國情懷已經融入其生命，他‘推母愛以愛我民族和人群’的名言乃是出自于他生命的呼喊。”據悉，聶震寧所著《韜奮精神六講》已由三聯書店、人民出版社共同出版。

《生活》周刊與生活書店

說到鄒韜奮，人們很容易想到如神話般崛起的《生活》周刊和曾擁有56家分支店的生活書店。《生活》周刊銷量一度超過15萬份，開創中國“雜志界新紀元”。

鄒韜奮所著《患難余生記》也記載過這么一個小故事：國民黨將領白崇禧曾帶著秘書路過生活書店桂林分店，看到人山人海還以為是觀眾在排隊搶購某家戲院的戲票。結果秘書告訴白崇禧那是生活書店，人們排隊買的是書報，不是戲票。

但聶震寧感慨，人們卻對鄒韜奮的經營管理之道不甚了解。在當時私有制的社會里，生活書店實現內部員工股份制，限制自己在內的任何人一股獨大的體制。“他實行了股份制，同時又限制一股獨大，他自己也是和很多人一樣拿一千股，每一股十塊錢，再往下不允許再增加了。這樣的話就避免了資本的剝削，資本對剩余價值的攫取。同時內部員工入店之后，即開始安排他在工資里面提取資本金，使他成為股東。”

鄒嘉驪在《新聞老戰士與抗戰》一書中回憶說，在書店的人才培養上鄒韜奮不太看重文憑，更看重實在的本事和一定的政治認識：“像在1935年10月，他曾主持過一次招聘，先從數百名應聘者中挑出28人參加筆試，試題包括作一篇題為《文化與社會的關系》的文章，一些時事知識題，還有把短文翻譯成英語。筆試完畢再做口試，父親作為書店總經理親自參加評判，擇優錄取。”

對于讀者，鄒韜奮也一直充滿熱情。聶震寧說，鄒韜奮在十多年時間里給讀者寫過數萬封回信。“這不是一個常人所能做到的，至今我沒有發現中外的編輯家們寫過讀者回過2萬多封回信，促成了4本書。”

女兒編書，后繼有人

1944年6月2日，鄒韜奮自感病情加重，要求口述遺言，由徐伯昕記錄。座談會上，鄒嘉驪回憶此事，感觸良多。“父親對身邊的人事一一關照。關于我，他說‘小妹愛好文學，尤喜戲劇，曾屢勸勿再走此清苦文字生涯之路，勿聽，只得注意教育培養，倘有成就，聊為后繼有人以自慰。’”

“爸爸的遺言既有疼愛也有期待。疼愛是擔心我日后過清苦日子，期待是希望我成為對社會有成就的人。”成就談何容易？鄒嘉驪說，在她顛簸的童年、少年，自己只斷斷續續讀了六七年書，“是父親的臨終遺言‘不要怕’激勵了我沒有退縮。”

在《新聞老戰士與抗戰》一書中，鄒嘉驪對鄒韜奮臨終寫下的“不要怕”有著更詳細的描述：“1944年7月24日清晨，父親已經說不出話，病室里除了媽媽低低的哭泣外，寂靜無聲……父親瘦如枯柴的軀體躺在床上，神智還很清楚，胸脯卻急促地上下起伏。媽媽給了父親一支筆和一本練習本，父親用僅有的微力，顫抖地寫出了三個不成形的字：不要怕。”

“我做過圖書登記員、門市營業員、校對員、助理編輯、編輯，每換一個工種，就學會一點技巧，增加一點知識。”鄒嘉驪曾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和上海文藝出版社做了近三十年編校，離休后又在胡愈之、夏衍、葉圣陶、陸定一、巴金等新聞出版界、文化教育界人士聯名倡議下組建了韜奮基金會，為父親編書。

在鄒嘉驪的努力下，1984年出版了《韜奮著譯系年目錄》，1985年出版了《憶韜奮》，從此更收不住筆了。她還與韜奮基金會的同仁經過十年努力，完成《韜奮全集》的編輯出版工作。在今年鄒韜奮誕辰120周年之際，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韜奮全集》（增補本），共十四卷，近八百萬字，收入韜奮自1914年起至1944年止約三十年間寫的全部著作和譯述。

座談會最后，鄒嘉驪深情地說：“可親可敬的爸爸，可以告慰你的是，我繼承了你的遺志，從事文字生涯。編書清苦，生活卻不清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