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冷戰時代最為重要的一對雙邊關系，美蘇關系的變動牽動著全世界的神經。在整個冷戰時代美蘇領導人的十幾次會晤中，雙方將地點選擇在了既非美國，又非蘇聯的第三方。

1946年3月5日，英國前首相丘吉爾在美國發表了著名的“鐵幕演說”，冷戰由此拉開序幕。二戰時代的大國協調機制，在某種程度上因此走向解體，世界局勢又一次變得緊張。之前的二戰給整個世界帶來的慘痛記憶仍舊深深地印刻在人們的腦海中，而不久后爆發的朝鮮戰爭又加深了這種慘痛的記憶。這便使得大國協調機制需要再一次被建立起來。在冷戰時代，這種大國協調的重擔便落在了美蘇兩國身上，其中首腦會晤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冷戰時期，美蘇兩國一共進行了16次最高領導人會晤。其中有八次是在美國或蘇聯境內舉行，其余八次則都在美、蘇之外的中立國進行。

冷戰時局圖

為何選擇中立國？

早在二戰時期，為充分協調對德意和日本等法西斯國家的作戰行動，戰時各大國便經常在第三國舉行雙邊或多邊的首腦會晤。如1943年1月的卡薩布蘭卡會議、11月的開羅會議和德黑蘭會議，以及1945年7月的波茨坦會議。但這時的首腦會議地點選擇更多是出于各與會者赴會交通比較方便的考慮，而不是什么其他因素。

冷戰時期，美蘇兩國從合作走向對抗，世界也逐漸形成了兩大敵對陣營。舉行重量級的領導人雙邊會晤需要有完善基礎設施和國際會議接待能力，而有如此條件的國家大部分都在兩大敵對陣營內部。而在敵對陣營內部進行雙方的首腦會晤，還要考慮到己方領導人赴會的安全保護和情報保密等措施，以及應對本國輿論質疑等諸多問題。這就使得中立國和永久中立國成為了不多的、可以考慮的選擇。

中立國是指將中立原則奉為外交政策的國家，這些國家根據條約或宣言，不論在平時或戰時都奉行中立政策。永久中立制度起源于十九世紀初期，永久中立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有許許多多的國家與其發生了密切的聯系，才有永久中立的存在必要。永久中立國的形成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自愿承擔永久中立義務；二是其他國家承認并保證該國的永久中立國地位。

宣布中立是一國權利，但是否得到他國或國際社會認可和接受是另外一個問題。對于永久中立國，國際法定義為“它的獨立和完整完全是由條約擔保的，條件是它承諾不參加軍事同盟（除抵抗外來攻擊外），而且也不承擔可以間接地使它卷入戰爭的義務”。中立國因為其本身的中立地位，其經濟發展不會受到戰爭的威脅與破壞，基礎設施情況較好，比較適合舉辦美蘇之間的首腦會晤。縱觀八次在中立國舉行的美蘇首腦會晤的地點，則會發現它們都是位于歐洲的中立國，即瑞士、奧地利、芬蘭、冰島以及馬耳他。

這五個國家除了擁有法定的中立地位，以及完善的基礎設施和會議接待能力外，它們還位于歐洲“鐵幕”沿線附近，屬于歐洲兩大陣營的交界地帶，而且風景優美，比較適合舉行高規格的首腦會晤。其中，瑞士日內瓦和奧地利維也納都有聯合國辦事處，而且兩地有舉辦國際會議的傳統，因此在日內瓦和維也納舉行的美蘇首腦會晤次數也最多的——每個地方進行過兩次。

維也納會談：和赫魯曉夫談判，太難

1953年5月，英國首相丘吉爾在英國下院外交政策辯論會上首先提出，在冷戰時代各大國應該履行自己的責任，召開首腦峰會來解決世界的問題。1955年7月，美蘇英法四國首腦聚會日內瓦，這是自1945年7月波茨坦會議以來東西方最高級別的元首會晤，也是美蘇兩國最高領導人在冷戰期間的第一次正式會晤。在這次日內瓦會議上，東西方領導人就德國和歐洲集體安全，裁軍與東西方接觸等問題進行了討論，但并未達成任何意見。其唯一的意義在于重新開啟了以美蘇兩國為代表的東西方對話。

隨著日內瓦首腦會議的召開，以及1959年赫魯曉夫對美國的訪問，冷戰中的東西方關系開始有了一絲緩和的氣息。然而1960年5月1日一架美國U2偵察機在蘇聯領空被擊落，直接導致了原定于1960年5月中旬在巴黎舉行的東西方首腦峰會被取消，東西方局勢又一次走入緊張。而到了1961年4月，美國入侵古巴的“豬灣事件”失敗，更加劇了這一緊張局面。這時，再舉行一次美蘇首腦峰會就顯得尤為必要。于是，1961年6月3-4日，新當選的美國總統肯尼迪與赫魯曉夫在維也納的美國駐奧地利大使館舉行了新的一輪首腦會晤。

維也納會談的第一天，赫魯曉夫在美國大使館同肯尼迪總統共進午餐，氣氛頗為融洽，赫魯曉夫還不忘夸耀蘇聯的太空成就，說俄國的第一條太空狗“斯特列爾卡”剛生了一窩小狗。但隨著會談內容逐漸深入，尤其是談到雙方對柏林問題的看法時，雙方唇槍舌劍，毫不相讓——柏林問題是這次維也納會談的核心議題之一。

赫魯曉夫在會談中坦言，如果美國在柏林問題上把戰爭強加于人，蘇聯就會奉陪到底。對此，肯尼迪并不準備讓步，但又不想過分激怒赫魯曉夫而惹出麻煩。后來，二人共進午餐時，肯尼迪還摸著赫魯曉夫佩戴的列寧和平勛章，溫和地說了一句，“我希望這枚勛章能讓您保持和平。”這次會談的另外一個焦點軍備問題上，美蘇雙方也缺乏共同語言。總之，維也納會談并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后來，肯尼迪也說，同赫魯曉夫的談判是“世界上最艱難的差使”。

第二次維也納會談：防止一切發生戰爭的可能

經歷了1961年美蘇維也納會談后，東西方對峙的局面并未好轉，尤其是不久之后發生的柏林墻事件，以及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的發生，更加劇了東西方之間的緊張局勢。這一時期雖然雙方沒有發生大規模武裝沖突，但美攻蘇守的局面仍舊持續，且愈演愈烈。所以在這一時期，美蘇兩國也并沒有舉行任何形式的首腦會晤。

到了勃涅日列夫時代，隨著蘇聯經濟得到大幅度發展，蘇聯的軍備實力得到顯著提升。與此同時，因為1970年代美元危機的影響，布雷頓森林體系開始解體，美國面臨“生產停滯、通貨膨脹”的經濟風險，且陷入越戰泥潭難以自拔。這一時期的美蘇爭霸逐漸形成“蘇攻美守”的局面。由此美蘇首腦會晤次數開始增多。

由于時局所限，這一時期的美蘇首腦會晤多在蘇聯境內舉行，即尼克松在1972年和1974年兩次訪蘇，以及1974年底美蘇領導人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一次非正式會晤。而在蘇聯之外的美蘇領導人會談只在美國舉行過一次，即1973年勃涅日列夫訪美期間。還有兩次在中立國的會晤，即1975年福特總統在歐安會議期間同勃列日涅夫在芬蘭首都赫爾辛基舉行的會晤，以及1979年卡特總統與勃列日涅夫在維也納的會晤。其中，1979年的維也納會晤可謂成就斐然。

在1979年6月15-18日的維也納會晤中，美蘇雙方討論了雙邊關系、限制戰略武器以及地區沖突問題，強調必須控制核武器，防止一切發生戰爭的可能。而在這次會晤中，最大的成就就是雙方領導人簽署了《美蘇第二階段限制戰略核武器協定》和一系列附件。條約規定雙方戰略武器總限額為2250件，分導式多彈頭導彈為1320枚。雙方還在限制重型導彈，蘇聯限制逆火式轟炸機、美國限制巡航導彈等問題上達成協議，但對雙方戰略核潛艇不加限制。

從雷克雅未克到馬耳他：蘇聯衰落，美蘇全面和解

1979年12月底，蘇聯開始入侵阿富汗，并且在美國的帶動下，整個西方陣營也開始抵制1980年舉行的莫斯科奧運會，再一次讓剛剛得到緩和的美蘇關系開始變得緊張。這一時期，里根擊敗卡特當選美國總統，開始推動“星球大戰”計劃，大力發展高科技太空武器，以加強在美蘇爭霸過程中的軍備優勢。而在里根時代，隨著美國經濟狀況開始逐漸走出泥潭，在美蘇爭霸的形勢下，美國又一次開始走向攻勢。

1982年勃涅日列夫去世，在經歷了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的“老人政治”時代后，1985年戈爾巴喬夫開始擔任蘇聯最高領導人。這時的蘇聯因為長期的重工業經濟發展不平衡，以及常年軍備發展的龐大壓力，讓這一時期的蘇聯經濟發展舉步維艱。外加長期的“老人政治”使得蘇聯政治體制僵化的問題更加凸顯。這時的蘇聯已無力繼續堅持勃涅日列夫時代的進攻型路線，開始轉向全面收縮。美蘇爭霸再次呈現“美攻蘇守”的態勢。

新一輪的美蘇首腦會晤便在這一背景下展開。從戈爾巴喬夫開始擔任蘇聯最高領導人的1985年，到蘇聯解體前的1990年，這期間一共舉行了七次美蘇首腦會晤，其中四次是在中立國舉行的。美蘇首腦會晤開始走向制度化。

1985年11月19日—21日，里根同戈爾巴喬夫在日內瓦舉行了自1979年維也納會晤以來的第一次美蘇首腦會晤。這次會晤并沒有發表什么新鮮驚人的倡議，雙方對一些核心問題也存在著巨大的分歧，但通過兩位領導人間建立起來的某種私人關系，對當時緊張的國際局勢起到了某種緩和的作用。

維也納會晤的成功為戈爾巴喬夫時代的美蘇領導人進一步會晤開了一個好頭。1986年10月11-12日，兩國領導人又在冰島首都雷克雅未克舉行第二次會晤。

選擇雷克雅未克作為美蘇雙方首腦會晤的地點，一個考慮是雷克雅未克地處偏遠，不太容易被媒體所關注，而且又在美蘇兩國首都之間的中間點。然而，當兩國領導人準備出發時，才發現雷克雅未克早已云集了世界各國的記者，可見美蘇關系著實是當時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系。

在這次會晤上，蘇聯提出了具體的裁軍建議，要求美國放棄“星球大戰”計劃，但被美國拒絕。雷克雅未克會晤又一次無果而終，但這卻為美蘇關系走向緩和鋪平了道路，尤其為1989年馬耳他首腦會晤奠定了基礎，而后者則是標志美蘇正式走向和解的重要事件。

馬耳他會晤的成功，使美蘇兩國開始走向全面和解，但這種全面和解是建立在美蘇關系中美國的壓倒性優勢，以及蘇聯的全面收縮讓步的基礎上。在“高爾基”號郵輪上舉行的首腦會晤也像1941年“奧古斯塔”號上的美英首腦會晤一樣，標志著蘇聯的衰落。而后不久，1991年蘇聯解體，冷戰結束。

冷戰時代，在中立國舉行的八次美蘇首腦會晤的遺產直至今日仍對整個世界產生巨大的影響，已經成為解決國際雙邊，乃至多邊問題的一種范式。或許，這也是當年丘吉爾提出“首腦會晤”這個詞的一個初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