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4月25日，李自成攻陷紫禁城，明崇禎帝自縊煤山。駐守山海關的明將吳三桂，在闖軍和清軍之間，倒向后者，引清軍入關平叛。清國攝政多爾袞旋即迎順治帝入京。此時距離皇太極創建大清，已有8年。在此后的十幾年中，清逐步剿滅李自成和南明政權，定鼎中原。到康熙執政之時，清國平定三藩、克復臺灣；北遏俄羅斯、西征準噶爾，初步奠定了今天中國的版圖。

到了20世紀初，曾經盛極一時的清帝國已經風雨飄搖。那時一批青年知識分子，面對列強的欺凌，力主以民族革命理論動員民眾。一位叫陳天華的湖南青年，在1903年以通俗的鼓詞形式，寫了《猛回頭》一書。書中將滿洲、蒙古、西藏等視為“異種”，并呼喚“漢族”的種族意識：

“俺漢人，百敵一，都是有剩；

為什么，寡勝眾，反易天常？

只緣我，不曉得，種族主義；

為他人，殺同胞，喪盡天良。”

和同時代許多受到歐洲近代思想影響的國人一樣，陳天華宣稱，世界歷史是一部“文明”戰勝“野蠻”的歷史：“我漢族對于蒙古、滿洲、苗、瑤自然是文明的，對于歐美各國又是野蠻的。倘不力求進步，使文明與歐美并駕齊驅，還有不滅種的理由嗎？”

《猛回頭》是中國資產階級革命的重要文本，辛亥以來，貫穿于其中的民族主義、種族主義敘事，借由教育的普及推廣，深刻影響了民眾的歷史觀和世界觀。它的意義在今天需要認真檢討。在早期革命者中，一方面要反抗歐洲殖民主義，一方面又把為殖民提供理論支撐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奉為圭臬，把中國的未來定位為“與歐美并駕齊驅”，是一個很流行的邏輯。拋開這套邏輯的內在矛盾不說，它把中國的歷史，嫁接于歐洲近代史邏輯，即把族與國對接，把歷史說成是“文明種族”與“蠻族”的爭奪史。其革命目的，雖然在于推翻清政府，但早期動員手段，卻宣揚以種族革命驅除作為“韃虜”的“滿族”。

今天看來，把清朝在東亞大陸的崛起僅視為“明清鼎革”，視為（落后的）滿族文明破壞了（先進的）漢族文明，不但根本無視清朝在政治、社會、文化諸領域取得的巨大成就，而且把近代才發明的“民族”和“進化”概念硬套到歷史身上。更進一步說，是消解17世紀以來“中國”概念既有的演化。這里并非要否認清朝崛起過程中，中原與滿洲政權之間激烈的沖突和對抗，更不是否認有清一代存在著族群壓迫，但這種沖突反抗在多大程度上是今天民族、種族意義上的呢？更進一步說，那時有沒有一個類似今天“滿族”的族群呢？

上篇提出過，大清從建立之初，就已經是一個多元政權，融合了滿洲、蒙古、漢等各族群的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和國家想象。那么其中最為典型的滿洲制度，就是八旗制。八旗制度是努爾哈赤在女真人原有的生產生活組織制度（牛錄額真）基礎上創立的。八旗既是軍事組織，也是社會組織和宗法行政組織，它有效地把努爾哈赤轄下的人口動員起來，分旗、分層管理和指揮。在滿洲政權擴張過程中，八旗的作用是決定性的。清朝定都北京后，從屬八旗的人口（包括官兵、家屬和奴仆）幾乎全部“從龍入關”，成為清政權依靠的主要力量。

此后，八旗主力除駐扎北京外，還在杭州、武漢、西安、荊州、廣州等幾十處重要城市駐防，旗屬人口逐漸由流動改為定居，其“旗”的身份，也從本來最重要的軍事組織標簽，漸漸擴大成戶籍、階層標簽，用來區別于普通的“民”。“旗人”在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享有諸多特權。比如，旗人世代不必從事勞動生產，其生活來源全部由國家承擔。旗人比民人享有更多的機會做官，也不必經由科舉入仕（除非自己愿意）。清代國家機關中，從八旗中選拔的“滿員”始終較考試上來的“漢員”地位略高，也有更多配額。此舉當然是國家為確保統治，給予精英集團世襲特權以鼓勵效忠。但同時，旗人也必須要恪守國家對他們的規范，比如“國語騎射”，不與民通婚等等。

“旗籍”與“民籍”的分立，在實踐中有時和“滿洲”“漢人”的身份相互交疊，給人一種種族對立的印象。其實到了清代中后期，以語言、生活方式等標志的族裔界限日漸模糊，“不問滿漢，但問旗民”的社會階層界限，才是關鍵差異。但在清末，早期革命者把歐洲種族差異話語嫁接到本地的社會政治差異話語上，塑造了一個與“漢族”相區隔的“異種”。只是到了這個時候，“旗人”才一變而成族裔身份的“滿族”。舉個不恰當的例子，就好像我們今天戶籍上分立的“城鎮人口”和“農村人口”，變成了兩個“民族”一樣。

問題是，一旦“民族”的身份被塑成，民族主義的歷史就按照這個身份展開了，好像城里人和農村人從一開始就屬于兩個相互競爭的文明單位，連人種都不同。這當然不是事實。

八旗制度是滿洲獨有的，但八旗卻不只是由滿洲/女真人組成的。眾所周知，隨著后金和清政權的崛起，聯合、歸附或投降的部眾越來越多，在皇太極時代，就在原有滿洲八旗之外，進一步組建了蒙古八旗和漢軍八旗。

如此劃分，自然出于方便平時管理和戰時調配的需要。比如，八旗蒙古在清初的蒙古用兵時作用突出，八旗漢軍則成為進取、鞏固中原的關鍵。但這種區分又不是嚴格按照族源來的。一方面，滿洲人、蒙古人和漢人，都有少部分因種種原因劃歸其他二部。另一方面，隨著清朝的歷次用兵，俘獲很多其他族裔的人丁，比如朝鮮人、回人、藏人、俄羅斯人甚至越南人，他們也都被編入八旗。

可見有清一代，“旗”與“女真/滿洲”不是直接對應的關系，旗本身就不是族屬概念。八旗之內雖有族源分別，但其界限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清晰。旗人內部的融合是很明顯的，像不少漢軍就改了滿洲姓氏。到了清朝鞏固中原、平定三藩之后，八旗人丁的族屬構成中，漢軍的比例大大增多，已超過滿洲和蒙古，以至于到了乾隆年間，皇帝不得不令大量漢軍人口出旗，只保留入關前的漢軍的旗籍，以減輕國家負擔并保證滿洲在八旗中的主導地位。八旗之內，各族裔的身份認同也日漸趨同，大部分人“漸習漢俗”，最后差別甚微。到了近代，不管八旗滿洲、蒙古，還是漢軍，大都只認定自己是“旗人”。而這“旗人”與皇太極時代“滿洲”的族裔身份聯系，實質已經相當遙遠。

在此后的民族建構中，“旗人”的概念被轉換成“滿族”，但兩者仍然不完全一致。比如，由于民國初期對“滿人”的社會歧視，很多滿姓旗人改漢姓，隱瞞自己的旗籍。新中國成立之后，旗人及其后裔則又紛紛改回 “滿族”，登記人口迅速增加，“滿”成為今天中國人數僅次于壯、回的第三大少數民族。再比如，過去在八旗滿洲中的達斡爾、鄂倫春、鄂溫克、錫伯等部，從滿族的類別中分出來，單獨列為官方認定的“少數民族”。

其實無論滿漢，都是在動態交往過程中產生的相對概念。和“滿族”一樣，“漢”作為“民族”也是從19世紀末才逐步固化的概念。滿洲多元政權的入侵，對中原地區的文人精英來講，的確有極大的心理沖擊，但這沖擊的根本，與其說是種族競爭，不如說是深刻動搖了中原原有的華夷觀念。“夷”要成為“華”了，天下還是天下么？我們在下一篇接著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