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兩天，哲學界在華東師大隆重紀念哲學家馮契誕辰一百周年。

20年前的3月，馮契剛剛完成思想體系的創造，突然病逝。一個月后，牟宗三在臺病逝。兩起事件，并稱當年兩岸重大文化損失。

20年來，在中國大陸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背景下，這種文化損失留給時代的空白，怎么估計都不為過——巨變時代，多么需要哲人高瞻遠矚、微言大義。而這個時代，恰恰高度稀缺馮契這樣的哲人。

1935年，馮契（原名馮寶麟）以第二名成績考入清華哲學系，他學業優異，深得金岳霖、馮友蘭、湯用彤等這些二十世紀赫赫有名學者的賞識。在七八十人的“中國哲學史”課上，講到淋漓盡興時，馮友蘭總是結結巴巴向班上問：“密密密斯忒兒馮馮馮寶麟，你你有什么意見？”

然而在民族危亡之際，馮契毅然放下課本奔赴山西前線，后因故返回昆明西南聯大刻苦攻讀。他不僅認真研讀從古希臘到維也納學派的思想，從先秦到五四的各家主要著作也讀得很深。這一時期，有關西方哲學的問題，他去問金岳霖；有關中國哲學的問題，他去問馮友蘭和湯用彤。

馮契像蘇格拉底一樣，除了學問精湛，把大量時間投入社會。他曾寫道：“魯迅在《出關》中說，同是一雙鞋子，老子是走流沙的，孔子是上朝廷的。……我以為，除了上朝廷和走流沙之外，還有另一條路，那就是到民眾中間去。”

這條道路注定充滿坎坷。危險的地下工作、組織處分、傾注心血的教育，在他的生命之中如影隨形，直至“文革”爆發，數百萬字的手稿書信被抄走，從此下落不明。“文革”結束，馮契已經61歲。通過近20年努力，數百萬字的思想重新復活，當他即將收獲人生盛譽，卻悄然離去。

馮契的際遇，可謂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縮影。他們曾經站在時代潮頭，開風氣之先，庚即跌入萬丈深淵，萬人唾棄。經此跌宕起伏，馮契卻能在精神上巍然挺立，自上世紀80年代初直到病逝，滿懷激情，自由出入于史、論，先后寫作《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展》（上、中、下）與《中國近代哲學的革命進程》，以及《邏輯思維的辯證法》、《人的自由與真善美》和《認識世界與認識自己》這些傳世名著。步入老年的馮契，嚴謹與勤奮如此，十分罕見。

在這個時代，一個知識分子、學者有很多著作不少見。我們少見的是原創性的著作和思想，而成體系的哲學思想，20世紀下半葉以來的中國大陸，除了馮契，還有幾人？

哲學號稱智慧之學。馮契一生的研究圍繞“智慧”而展開，上世紀40年代，他的碩士論文就叫《智慧》，這是他學術生涯的起點。晚年，他把三本哲學論著稱為“智慧說三篇”，這是其哲學體系的最終形態。智慧之為時代精神的精華，可作中國哲學、西方哲學與馬克思主義等多向度解讀，而馮契的工作，就是打通近代以來形成的各種思想樊籬，“匯中西之學，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因此，馮契的思想，有一種通透、高遠與自由的品格。

先天的智力優勢、嚴謹的學術訓練、入世的滿腔熱忱、溫文爾雅的性格，完美統一在馮契的“為道”與“為學”之中，成就了他“平民化的自由人格”，舉凡與他有過遠近接觸的人，無不以“先生”呼之，而非“老某”或“某老”，崇敬之情，溢于言表。這是人格力量的外化與照耀使然。

出世求索，入世濟民，不憂不懼，有持有節。在馮契先生誕辰百年之際的隆重紀念，也是我們在他身上有所寄托：在這個物欲紛擾的世界，有這樣一位知識分子、學者、思想家，在照亮我們前行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