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是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主辦的“中國史上的日常生活與物質文化”學術研討會第二天。與會學者從民族文化交流、物質性與地方社會、城市生活、醫療生活與文化四個主題對日常生活中的物質文化進行了討論，內容十分豐富，“江南三白”、高利貸、近代致意禮、民國時期上海知識分子的公共空間、民國時期兒童玩具、針灸等都是這一天學者討論的議題。

在澎湃新聞記者看來，關于日常生活中的禮俗、物質文化的變遷的幾篇文章，尤其印象深刻。在此簡要敘述，與讀者分享。

宋美齡倡導修建女浴室，蔣介石取締女子燙發

石家莊是有名的“火車拉來的城市”。作為京漢鐵路和正太鐵路的交匯點，傳統村鎮逐漸成為交通要道和商品集散地，聚集了大量的人流、物流，于是，一座近代城市由此誕生。跟著鐵路進來的，還有幾百公里外的城市生活。

河北廣播電視大學地域文化研究所的李惠民教授是土生土長的石家莊人，他長期著意于挖掘石家莊城市史，已發表、出版相關論文、著作。近代石家莊理發、洗浴行業，是他近期的一個考察內容，此次會議論文也是圍繞相關內容展開。

李教授介紹說，辛亥革命前，石家莊及周邊村莊還沒有固定的理發館，也沒有公共的洗澡場所。當時的理發行業就集中體現為走街串巷、擔著剃頭挑子的剃頭匠。辛亥革命后，滿清政府被推翻，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通令全國剪辮。理發一下有了市場，許多在日本從事理發行業的中國人紛紛回國開店。石家莊最早的理發店是民國初年由日本人開設的。

至于浴室，這原本只是少數富庶之家才有的生活設施，一般家庭并不具備這樣的條件。就目前所能看到的資料而言，石家莊的第一家公共浴室誕生于1920年（民國九年），是獲鹿人李銘琳開辦的新明池。隨后，公共澡堂行業陸續發展起來。到20世紀30年代，石家莊已經有9所比較正規的公共澡堂，而且據《石門新報》記載，當時旅客下了火車進澡堂洗個澡，已經成了一種習慣。

特別要說明的是，1930年代石家莊的公共澡堂大多數是男性澡堂，只有極少數供女性使用的小型浴室。而這些女性浴室的消費者多是妓女。李先生說，以前有俗語說“石家莊三大寶，餅子、山藥（當地指地瓜）和破鞋（即妓女）”。作為物流中轉地，來往石家莊的商旅不少，于是妓女、暗娼也不少。光顧女性公共浴室的消費者首先就是這一批人，而一般良家婦女是很少有人光顧。

女性公共浴室之所以會出現，還得益于民國時期的“新生活運動”。刷牙、洗浴、剪甲、理發，這都是新生活所倡導的內容，而宋美齡領導的“新生活運動促進會總會婦女工作指導委員會”更積極倡導女性新生活，修建女性公共浴室正是其中一項重要內容。

政治如何影響百姓日常生活，同樣體現在近代石家莊的理發行業中。從1920年代到1940年代，受政治運動的倡導，男女發型都有不同變化。

1920年代，曾在繁華大都市中流行的婦女燙發，也在新興城市石家莊流行起來。而1934年南京政府推出的新生活運動則要求取締婦女燙發。報刊登出的文章說，聽說這是蔣委員長認為女子散發或燙發，既不美觀又有害健康，于是要求取締。繼而又發生變化的是男子發型。1940年代初，石門市日偽當局倡導男子留短發，說這是儉樸美德，而男子留長發則被視為是奢侈陋習。而后不久，這一運動又進一步升級，變成“提倡推光頭運動”，甚至掀起了全市范圍的推行光頭大動員。理發行業自然是這一系列運動中的參與者。

近代交通如何帶動一個城市的發展，而新興城市的城市化背后又有怎樣的政治、社會、文化的糾纏，從李先生論文討論的案例中即體現了這一點。

另外，在做這個研究的過程中，李教授走訪了不少早期洗浴、理發行業的從業者，對傳統行規、慣例頗有了解。報告的最后，李教授還分享了關于“正月不理發”這一民間說法的新知。石家莊從事理發行業的老師傅告訴李教授，“正月不理發”其實算是個誤傳，并不是說正月不能理發，而是一般人年前都會理發，正月里就不需要理發了，而且就石家莊的情況來說，早期很多從事理發行業的都是外地人，過年就回家了，正月里也很難找到理發師傅。

近代中國人更易接受“鞠躬”，卻難習慣“握手”？

天津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副研究員許哲娜在會議中報告的論文是《全球視野下的禮儀、身體與日常生活——以近代致意禮變遷為中心的考察》，這也是涉及傳統與現代文明碰撞的研究。

其實，近代中西禮儀之爭是中西方文化碰撞中最為強烈的一個集中表現。中國傳統致意禮有跪拜、作揖、拱手、請安等多種形式，而西方則表現為鞠躬、握手、脫帽、頷首等形式。中西方禮儀之不同，盡管發生過比較激烈的沖突，但是到了1898年戊戌變法時，光緒皇帝已經開始主動考慮外交禮儀與國際接軌的問題。在接見德國亨利親王訪華時，不但允許其行脫帽禮，還給予對方“賜座”的“優待”。可見，近代中國在當時已經開始接受西方禮儀了。

當然，這個過程也并非一蹴而就，對于西方不同的禮儀，中國人的接受程度并不相同，相較而言，鞠躬更易接受，而握手能難得多。許哲娜從身體規訓、倫理道德方面對中西禮儀進行了分析。

許哲娜認為，無論是中國禮儀，還是西方禮儀，在某種意義上都是靠“懲戒”身體來表達某種敬意。比如微微點頭的頷首禮、俯首彎腰的鞠躬、腰膝俱屈的跪拜禮，身體動作越復雜，改變幅度越大，完成動作花費的時間越多，所表達的敬意越多，也代表對方身份越尊貴。從這個角度說，中西禮儀不同之處是，西方禮儀較為簡便，對身體的改變沒有那么大。從簡便的角度說，近代中國人容易接受西方禮儀，特別是伴隨著近代西方思想的涌入、現代服飾的改良，減輕身體負擔，行西方禮儀對中國人來說并不難接受。

那么，為什么握手禮卻受到中國人的排斥呢？許哲娜認為，盡管中西方禮儀都是通過身體表達情感，但不同的是，中國人尤其禁忌身體接觸，這是握手禮在中國被視為“不潔”、遭受排斥的主要原因。

這種“不潔”一方面體現于生理層面，就是普遍的衛生常識，害怕握手會導致傳染病的傳播。林語堂就持此觀點反對握手禮，說用手掩口咳嗽完，再跟人握手，不衛生。而類似握手禮傷害健康的說法也見諸報端，比如握手會導致脫臼、握手太多以致手部生瘤等，未必科學，但反映了當時人們在這一方面的擔憂。另一方面，“不潔”體現于道德層面，所謂“男女授受不親”。

近代面對西方禮俗的沖擊，中國人如何對待西方禮儀，又選擇何種禮儀體系，許哲娜的報告從全球化的視野，將禮儀的變化和身體的研究結合起來，是當天會議一個獨特而具啟發性的討論。

夷夏互動下的物質文化變遷

除了中西文化的碰撞之外，民族文化的交流，也是物質文化發生變化的一個原因。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的陳寶良教授、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張佳副研究員的研究議題都與明代物質文化有關，前者討論的明帝國中的蒙元遺俗，從政治制度、服飾、飲食、婚喪禮俗、宗教等多個方面討論明代日常生活中的胡風遺跡，后者討論的則是明初朝鮮半島上“大明衣冠”的襲用歷程，兩位老師互為點評，對聽眾感知這一話題更顯得有趣、有益。

在政治制度方面，陳教授以為明代政治制度有蒙古因子，比如，在禮儀上以“左”為尊；比如，明代后宮三宮并立，與元代相似。對此，張佳的看法并不同，他認為政治制度與物質文化、風俗禮儀相異，討論明人日常生活，是否應該論及政治制度還需思考。另外，以“左”為尊的說法也有待考證，因為張佳的研究議題即涉及“大明衣冠”，對于元代服飾尚左還是尚右的問題，他也有了解，對此有不同看法。

元朝滅亡、明朝建立，民族交融過程中造成了物質文化的變遷，而明朝作為重新統一全國的漢政權進一步要求重建中國禮儀，而這一系列的政治文化變動，不僅在中國產生影響，同時影響了中華文化圈的朝鮮半島。張佳的研究議題即討論了麗末鮮初朝鮮半島接受“大明衣冠”的曲折歷程，背后故事跌宕復雜，涉及朝鮮半島上的政局變化。有興趣的讀者可待此文章正式發表后，一睹為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