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據媒體最近報道，預計2030年我國總人口將達到14.5億人。那么，中國人口是如何演變到今天的規模，其中的原因和影響又是什么呢？澎湃新聞（www.kxwhcb.com）于近日采訪了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中心副教授路偉東，他是人口史專業的博士，對中國人口問題頗有研究。

澎湃新聞：中國歷史上的人口變化大致是怎樣的？

路偉東：人口是一切社會活動的核心要素，在古代，人口是最重要的財富，所以，無論是制度層面，還是具體操作層面，中國歷代政府對人口問題都很關注。先秦時期就有諸如“上計”之類的人口調查制度，此后歷朝歷代雖多有變化，但萬變不離其宗，目的主要就是賦役。對我們人口史研究來說，《漢志》（《漢書·地理志》）人口數與1953年一普（新中國第一次人口普查）數，是一前一后兩個最重要基石。《漢志》人口數元始二年（公元2年）大約有6000萬人口，這是一個非常驚人，也較為可靠的數字。當時是大一統的國家，制度運作非常有效，有能力進行全國人口調查。

新中國第一次人口普查

漢代之后，整個社會變遷比較大，人口規模波動較大，但直到宋代，中國人口才突破1個億。人口過億這個過程是非常長的，通俗地講，人口增長就跟存款一樣，如果你只有1萬元存在銀行，增長是很慢的，但如果你有1個億，效果就不一樣了，關鍵在人口基數。雖然元始二年就有將近6000萬人口，但是戰爭和災荒的影響很大，人口在數千萬間波動。

宋往后，中國人口也有較大波動。到了明代中期，人口突破了2億，這在中國人口發展史上是一個重要的節點。清朝開國到太平天國之前，中國人口超過了4億。不過，除了元始二年的人口數量較為可靠外，以后歷代人口數據問題比較多，以葛劍雄為首的中國人口史學者，對中國歷史人口的波動進行過較為系統的研究，這些研究成果都體現在葛教授主編的多卷本《中國人口史》和《中國移民史》中。

《中國人口史》

到了晚清，太平天國對中國人口的打擊非常大，現有研究表明，這場戰爭及其后的戰亂災疫造成的人口損失可能有1個多億。以我關注的西北陜甘地區為例，這段時期損失了大約2000多萬。之后是一個非常漫長的恢復過程。

但是，1953年新中國第一次人口普查時，我們驚奇地發現，人口恢復速度遠超過了當時人們一般的認識和想象，民國的時候，普遍認為是“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實際結果調查下來是超過5.8億，加上臺灣及駐外人員及相關人口，全國人口已經達到6億。

此外，在人口史研究中，還有一個人口數據也很重要，那就是宣統年間的人口調查數據。在古代社會，人口調查的主要目的在于收稅和征發徭役。而這次人口調查，其制度目的不是收稅，而是為選舉服務的。這次人口調查在全國大部分地區都得到了較為嚴格的執行，比如甘肅，我找到了調查最原始的基層檔案“地理調查表”，并進行相關研究。侯楊方教授對這次調查數據進行了修證，總人口約3.65億。與1953年一普數據相比，宣統人口數據性別比較高，這表明，女性人口遺漏較多，1910年全國人口數估計可能已經接近4個億。

除了調查數據之外，宣統年間人口調查的重要性還在于它是有傳承的。通過它，我們可以看到之前的人口調查是怎么回事，也能結合具有現代意義的人口普查來看待它。

澎湃新聞：漢、宋、明、清這些人口高峰出現的原因是什么？

路偉東：在古代，人口增長的原因不外乎社會比較太平，而且持續的時間比較長。于是，人口就像滾雪球似的往上走。但是人口基數小的時候，增長就比較慢。而對人口造成最大傷害的，就是戰爭，但主要不是戰爭本身造成的殺戮，而是隨之而來的災荒和瘟疫。人在缺少糧食時，身體素質會下降。同時，戰場上的尸體如果沒有及時處理，就會帶來瘟疫。比如晚清云南鼠疫，一直都有，但戰時軍隊頻繁地調動，鼠疫就擴散出去了。而且，災民四處出逃，也會使得瘟疫擴散。這一問題曹樹基、李玉尚兩位教授有深入的研究。

有些研究會講到氣候的影響，但冰期、溫暖期、濕潤期等的影響是漸進式的、緩慢的，可能會影響糧食產量，間接對人口造成影響，但一般不會造成短時期內重大的人口波動，只有極端天氣的個案才會對局部人口造成很大影響。比如隋煬帝西巡經過扁都口，那里夏天都會凍死人，這是很極端的例子。除此之外，水旱災害，尤其是旱災等極端異常天氣事件，也會對人口造成重要影響。比如晚清丁戌奇荒，就持續數年，波及數省，造成嚴重人口損失。但這類事件與更長時間尺度的氣侯變遷相關性如何，氣侯如何影響人口，恐怕還需要更多的研究。

除了社會穩定和持續時間長外，政府的一些措施也有作用，比如鼓勵生育、重稅不婚、禁止殺嬰、安置流亡等。西漢惠帝的時候，就規定女子十七歲以上、三十歲以下不嫁的，人頭稅加五倍加征。此后西晉、北齊、北周以及唐宋等朝，都有類似規定。但是歷史地來看，這些作用不是太大，人口有自己的增長規律，其主要原因還是在于較長時段的太平盛世。從漢到兩晉，都是缺人口的，政府都鼓勵生育，但是人口就是增長不上去，因為社會動蕩，戰亂頻生。所以，人口增加主要還是自然增長的結果，當然民間也會有一些自發的限制，比如溺嬰等。

人口是一種生物力量，雖然我們認為某一時段內存在很嚴重的人為選擇，但其實可能并不那么嚴重，它大體上還是平衡的。以前葛劍雄老師上課時常講，凡是提倡的，都要辯證地來看。比如中國人習慣說“多子多福”、“長命百歲”、“安土重遷”等等，但人口史的研究表明，這些大都只是人們良好的愿望、追求的目標而已。正因為缺少或沒有，才會極力主張或者提倡，這個道理很容易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清前期的人口增長向來被認為是“人口爆炸”或者“人口奇跡”，其實這是一個錯覺，因為統計口徑不一樣。清初統計“丁”并不是人口數。乾隆后，統計人口不分男女，導致了統計上人口數量激增。如果單純從人口增長率來看，清初至清中期可能就6%—7%，是一個比較正常的水平。但從絕對數量來說，這是很嚇人的。明中期雖然超過了2億，但明清之際人口損失較大，從清初到太平天國戰爭，中國人口大約增長了3個億，這是一個非常驚人的數字。

澎湃新聞：太平天國運動造成了重大的人口損失，民國時期也戰亂不斷，為什么1953年人口普查時數據如此驚人？

路偉東：和古代社會不同，民國以來中國人口增長模式產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以前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的“兩高一低”模式，人口增長主要靠的是社會穩定和持續時間長。近代以來，西方醫學傳入中國，比如種痘、抗生素等的運用，使得人口死亡率快速下降。現代醫療和公共衛生體系的建立，是二十世紀以來世界范圍內人口增長的重要原因。人口增長模式變成了“高低高”模式：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長率。但是，隨著社會進一步發展，發達國家又變成了“三低”模式：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甚至還會出現負增長。比如現在日本是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簡單來說，就是人的壽命變長，但年輕人也不愿意生孩子，這是很要命的問題。我們現在的平均預期壽命是73歲多，日本大概比我們高10歲。

人口增長模式的特點及時空差異

澎湃新聞：那么歷史上這些人口高峰的到來，會對自然環境與人類社會造成哪些影響？

路偉東：明中期以前，中國人口波動非常大，人口基數也不大。比如宋代，商品經濟很發達，它可以支撐人口發展，環境壓力并沒有我們想象的那么大。而明中期以后，人口累積到兩億，糧食和耕地的壓力顯現出來。但幸運的是，美洲的高產作物傳入了中國，比如苞米、地瓜、土豆等。

明清時期，人口遷徙有一個趨勢，就是往山區、邊疆、海外跑。這個影響很大，海外主要是東南亞地區，也有其他地區。邊疆的話，比如東北、內蒙古、西北等。我曾經寫過敦煌移民，明末清初時該地區是廢棄的，后來開始往河西走廊移民、種糧食。

除了遷移，人口與環境的關系也可以通過一些技術手段來解決，主要跟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有關。上文我提到敦煌移民，雍正時期遷入了1萬人左右，人與環境還是很和諧的。解放后，雖然敦煌沒什么工業生產，但是現代化的生活方式是很浪費資源的，比如用水大量增加，這與后來的環境問題有關。

還有些研究熱衷于討論土地承載力問題，但我認為這是一個偽命題，因為隨著技術水平的提高，農作物的產出是會變的，土地承載力是彈性的。比如以前小麥畝產量就四五百斤，現在很輕松可以達到畝產千斤了。而且，只有在一個封閉的農業社會才適合討論土地承載力，但現代社會是越來越流通和開放的。

而社會影響方面，兩千年前的漢代就有6000萬人口，中國歷代政府在管理人口方面有非常好的歷史傳承和時間序列。你難以想象政府管理人口的制度是非常完善的，大多時侯也是比較有效的。我們很早就有人口調查，比如戰國、秦漢的上計制度、唐代的記帳、金代的猛安謀克、明代的戶帖黃冊等等。

拿清代來說，人口主要集中在內地，也就是胡煥庸線以東以南地區，基層方面有保甲負責統計人口，而對不同的邊疆地區，比如蒙古、新疆、西藏甚至內地回民等，都有不同的管理方式。以西北回民為例，清代乾隆以后，有不同于漢族的法律和戶籍制度來管理，咸同以前，西北回民的規模達到了800多萬，而全國回民人口則超過1000萬。

胡煥庸線

除了制度層面，我們現在也很關心實際操作層面，究竟是哪些人在進行人口管理？從鄉村經驗來看，就是有頭有臉的地方士紳，充當了官府和民間的橋梁，他們既代表了一定的國家權力，但又不是國家工作人員，政府呢，也得倚靠他們。地理調查表調查人員一類，就詳細羅列了調查者的姓名。這個管理體系是有效的，可以維持社會運作。其實，古代政府管理統計人口，真正關心的不是這個地方有多少人口，而是可以收多少賦稅。

所以，人口問題，既不能夸大它，也不能縮小它。有些研究傾向于說，人口多了，人地矛盾增加，因此會導致一系列社會問題。但是社會不是線性的，是多面的、復雜的，不能歸結到單一原因上。大家都知道，中國歷史上有三次大的北人南遷，經濟重心的南移和人口南遷就有較大關系，由此也可以看到，人口是經濟發展最根本的原動力。

澎湃新聞：在人口遷移中，城市總是會吸引更多的人，這對整個社會的人口再生產有什么影響？

路偉東：這個問題，在古代和近代不太一樣。宋代的時候，商品經濟發達，不是城市吸引了人口，而是經濟發展吸引了人口，社會分工越來越細，經濟水平已經可以養活更多的非農人口。但是到了當代，城市的尤其是特大城市的首位度較顯著，形成了“虹吸效應”，往往出現了“大樹底下不長草”的局面。這個問題涉及很多方面，不僅僅是人口史的研究，暫時不展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