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日晚上，曾經說過“一生只做一件喜歡的工作”的翻譯家草嬰先生走了。這件喜歡的工作，就是俄羅斯文學翻譯。他曾以一己之力將列夫·托爾斯泰的全部作品譯介到中國，被人們稱為“翻譯史上的壯舉”。

然而，這樣一位了不起的翻譯家，在“文革”結束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卻過著清苦的日子。由于沒有“行政級別”，他生了病只能去街道小醫院診治，最后，由當時上海市的領導過問，才算解決了醫療待遇問題。翻譯收入也很微薄，據草嬰夫人盛天民透露，草嬰譯的《安娜·卡列尼娜》，盡管印了好幾百萬冊，但他拿到的稿費只抵一張女兒飛往美國的機票錢。

待遇低下不是出現在草嬰先生身上的個別現象，而是文學翻譯界的普遍問題。事實上，在翻譯稿費問題上，存在著一個讓人難堪的悖論，在“文革”前的計劃經濟時代，相對當時的物價水平，翻譯稿費的標準還是頗高的，一些文學翻譯家雖然會遭遇政治上的坎坷，但如果譯作能發表的話，大抵還是能夠過上體面的生活，比如，羅稷南、傅雷、滿濤等著名翻譯家都不拿國家工資，不定行政級別，也不占用編制，在“文革”前全憑翻譯稿費生活。

然而，“文革”結束之后，全社會的物價、薪酬水平都猛漲兩三個數量級，相反翻譯稿費卻成了“被人遺忘的角落”，翻譯稿費標準雷打不動。目前出版社的通行標準是千字稿費50元至70元，千字百元往往是小語種翻譯家或翻譯村上春樹的林少華這樣的“明星翻譯家”才能享受的待遇，要知道1950年代的翻譯稿費標準就在千字10元上下了。

目前，一本數十萬字的書，歷經數年譯出，稿費不過兩三萬元，扣除個人所得稅，月收入也只有一千多元，付出與回報完全不成比例。如此低下的稿費標準，年輕人自然望而卻步，即便偶爾出于興趣從事文學翻譯，時間一久，也難以堅持下去，轉而選擇更有“錢途”的商務翻譯。

正因如此，才會有不少翻譯界人士不斷呼吁大力提高譯文稿酬，設立翻譯獎項，同時降低針對譯作的個人所得稅稿費的800元起征點，以便鼓勵更多的青年人才投身文學翻譯，為翻譯事業續上血脈。草嬰本人也曾公開建議出版社對翻譯家實行版稅制，然而幾乎沒有出版社愿意接受，唯一的例外是上海文藝出版社，2004年《托爾斯泰小說全集》出版時，該社負責人決定付給草嬰10％的版稅。

其實，某種程度上，草嬰可謂是幸運的。與他相比，還有不少翻譯家，就如屠格涅夫的散文詩《門檻》所說，“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尊崇地紀念你”，做著“無名的犧牲”。2014年去世的俄羅斯文學翻譯家臧仲倫，花費數十年時間翻譯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要作品。然而，在他去世之后，卻并沒有得到與他的付出和成就相匹配的紀念，就連他翻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都沒有在同一個出版社出齊，而是分散在多個出版社，想要集齊都頗為困難。目前健在的老一輩俄羅斯文學翻譯家如王智量、婁自良、徐振亞等，都年事已高、身體欠佳，他們翻譯的作品，除了專業圈子，幾乎得不到媒體的關注，也就乏人了解。

《門檻》中的“圣人”曾經宣布：“我不要人感激，我不要人憐惜。我也不要名聲。”這是高尚而令人肅然生敬的情懷。然而，我們不能要求翻譯家們都成為這樣的“圣人”。他們精心翻譯的作品，應該得到更多的欣賞與支持，他們所付出的努力、所遭遇的問題，應該得到更多的關注與幫助。這才是一個文明、發達的現代社會所應該具備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