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學圖書館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公共圖書館之一，曾被用來拍攝《哈利·波特》系列電影中魔法學校的部分場景。 圖片來自網絡

7月1日 星期三 牛津

盛夏開始。昨晚，英國友人提醒說，氣象預報今天酷熱將創下牛津歷史紀錄。信然。晨起，洗漱畢，汗水浸濕的襯衫已緊緊貼在身上。以往，即便盛夏，牛津也多是早晚涼爽。難怪室內不見空調。

上午九點，學院內吃過早餐，步行去牛津大學“飽蠹樓”（the Bodleian Library）閱覽。“飽蠹樓”是牛津大學的“公共圖書館”，是世上最著名的學術圖書館之一，是學者、書蠹的麥加、耶路撒冷。館藏書籍（手抄典籍與印刷典籍）逾一千一百萬冊（“飽蠹樓”新舊館館藏文獻典籍數量之巨，實歸因于其創建不久，牛津大學1610年即與當時的“倫敦書籍出版經銷同業公會”（Stationers' Company of London）達成協議：凡公會成員所有印品均當免費贈存一份給該館。此協議后經1710年的《安妮法》（The Statute of Anne）正式確認，使得“飽蠹樓”成為英國最早的“版權圖書館”（copyright library）之一，直至今日。

自寬街南側拾階而上，過兩排廊柱支起的克萊仁登樓（Clarendon Building）拱門，步入土黃色碎沙石鋪出的克萊仁登方庭（Clarendon Quad），方庭東向的街對面是懸空飛架的“嘆息橋”（the Bridge of Sighs）。繼續向南，再穿過一道窄而矮的拱門，就到了“飽蠹樓”正門（the Proscholium）所在的舊學院方庭（Old Schools Quad）。“飽蠹樓”正門東向。正門兩側，依次環列著以拉丁文標示的舊學院院室十間，如SCHOLA MORALIS PHILOSOPHIAE（道德哲學學院）、SCHOLA GRAMMATICAE ET HISTORIAE（文法與歷史學院）、SCHOLA LINGVARVM HEBRAICAE ET GRAECAE（希伯來語與希臘語學院）等。正門前，擔任過牛津大學校長（1617-1630）的培姆布魯克伯爵（the Earl of Pembroke），一身黑色騎士戎裝的青銅全身塑像矗立在高高基座上，迎著早晨的太陽。

世界各地搶著向其捐書。

眼前古老的氛圍把我拉回十六世紀，拉回它的締造者、牛津出身的托馬斯·包德雷爵士（Sir Thomas Bodley, 1545-1613）所處的時代。

1553年10月1日，亨利八世之女、信奉羅馬天主教、下令焚燒了近三百名異端分子、史稱“血腥瑪麗”的瑪麗·都鐸（Mary Tudor）正式登上女王寶座。信奉新教的包德雷之父約翰·包德雷為避迫害，不得不舉家離開英國，流亡日內瓦。在日內瓦，少年包德雷得以拜名師修習希伯來文、希臘文和神學，對近代歐洲語言產生了濃厚興趣。1559年1月15日，信奉新教的伊麗莎白一世登基。該年歲末，包德雷一家終得返回家園，定居倫敦。聰慧的他，十四歲即入牛津莫德林學院。本科畢業后，次年，成為墨頓學院院士。而立之年的包德雷，為一腔報國的政治熱情所驅動，離開墨頓象牙之塔，告別牛津，憑早年打下的堅實歐洲語言基礎，頻頻代表英國出使歐洲諸國。五十五歲后，參透政治的無奈和無聊，他歸隱牛津。然而，撒手國事的歸隱沒能馴服他不安分的個性。政治抱負之火熄滅的灰燼中，再次燃起舊日學術激情的火苗，這火苗借著他的財富和想象力，竟清晰地照亮出一座未來世界學術寶庫的宏大藍圖。這藍圖就是1605年近代科學的奠基人弗蘭西斯·培根稱為“拯救學問于滔天洪水中的方舟”（an ark to save learning from deluge）、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求學牛津的錢鍾書傳神戲譯為“飽蠹樓”的包德雷圖書館（the Bodleian Library ／ the Bodleian）。

1598年2月，包德雷向牛津大學副校長建言，修繕恢復興建于十四世紀但后來幾遭廢棄的大學總圖書館（university library）。1599年，包德雷委任新學院院士、有著同樣新教背景的 Thomas James擔任第一任館長。1600年6月修繕竣工。1602年11月8日，盡顯十五世紀風格品味的“新館”開放。1604年包德雷封爵。同年，“新館”正式命名為 “the Bodleian Library”。1605年，詹姆斯一世臨幸“飽蠹樓”。那天，英王饒有興致，在館里勾留良久，仔細翻閱架上陳列出的手抄典籍和印刷典籍，一時看得興起，當下放話包德雷：“今后凡在王室藏書處看上的任何手抄典籍，均可隨時調進他的圖書館?！崩铣傻陌吕纂m受寵若驚卻沒有當真。后來的歷史證明，“飽蠹樓”除得到欽賜的一套英王本人并不高明的著述外，這番慷慨不過是君王興頭上說說而已。臨別，年輕時熱衷過學問的詹姆斯對包德雷袒露心跡：“若不當國王，我愿任一大學教席。若不幸淪為階下囚，如給我選擇，我甘愿囚禁在你的藏書樓，為鐵鏈所縛，就像那些鐵鏈所縛的書?！?隨口說出的這幾句話倒像是出自他的內心，因為他自己也知道他用的全部是虛擬語氣。

“飽蠹樓”之所以成為“飽蠹樓”，那是因為包德雷周游列國的視野在他入藏典籍的標準和品味方面打下了嚴苛學術底色。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在1613年包德雷辭世后，第一任館長Thomas James仍不遺余力嚴格遵循包德雷定下的規矩：古希臘羅馬作家、基督宗教的早期教父、歐洲國家新教改革家以及他同時代的英國國教神父——只有這些人的著述才有登堂入室的資格。1620年，Thomas James去職后，詩人彌爾頓的朋友、第二任館長John Rouse才把入藏的森嚴大門向英語文獻敞開，莎士比亞等人的文字終于帶著尊嚴開始占據“飽蠹樓”書架寶貴的一席之地。

遐想中，一陣清脆的銅鈴聲將我喚醒。看看手表，晚上六點五十。一位中年男圖書館員手搖銅鈴緩緩穿過幾間安靜的閱覽室，提醒七點閉館時間已到。

合上翔實的《飽蠹樓簡史》（A Brief History of the Bodleian Library by Mary Clapinson, Oxford: Bodleian Library, 2015），抬頭見窗外天光正亮。忽然意識到，剛剛流進兩耳的聲音神奇得有些不可思議?！帮栿紭恰钡臍v史作證：一樣的天光里，這清脆的報時銅鈴聲從包德雷時代一響竟響了四百余年。

7月2日 星期四 牛津

上午逛“高街”106號牛津大學出版社書店。書店兩層店面所在的灰樓是建于1320年的“臺克里棧”（Tackley's Inn）。這是牛津僅存的幾幢中古學堂（medieval academic hall）之一。

上世紀四十年代，“啞行者”蔣彝倫敦寓所遭到轟炸而來牛津暫避。他在《牛津畫記》題為“五味雜陳”的第四章中，記他的牛津書店“巡禮”，第一個提到的即是“牛津出版社”和它的書店。

敞亮的店內，牛津大學出版社新出的各門類學術著述與文學經典作品系列琳瑯滿目。蔣彝當年所仰慕的出版物的高學術標準依舊，他在店內店外見到并心存好奇的英國人“不茍言笑、表情全無的面孔”也依舊，只是難以像他當年那樣，領略到飽學之士身披莊嚴校袍在店外店內隨意攀談了。選了幾冊喬叟、簡·奧斯丁研究專著；選了十六卷精裝新排學術版《約翰·鄧恩布道文全編》(The Oxford Edition of the Sermons of John Donne)已出的第一卷、第三卷；選了精裝新排小開本學術版各一冊：Marjorie Swann編輯并撰寫十九頁新序的沃爾頓《釣客清話》（2014年初版一刷）和 Anne Secord編輯并撰寫二十頁新序的懷特《色耳彭自然史》（2013年初版一刷）。店內逗留數小時，攜英國文藝復興著名玄學派詩人、文采斐然的布道家鄧恩一眾欣然而歸。

午后，獨自參觀學院正門傳達室對面的本院附屬教堂（the Chapel of Harris Manchester College）。毫無準備走進陰涼的堂內，驚訝發現不大的空間竟保存著意義非凡的寶藏。

進入寶藏前，先說點有意思的。

這座高尖頂、頂上木梁布滿雕刻的東西向教堂是1893年10月交付給學院使用的。若仔細觀察，會發現此教堂內東西向的設計一反常規：教堂通常設置于東邊的圣壇或圣餐臺，在這里卻變成入門處雕花精致的橡木屏風玄關，而堂內橡木制的長條座椅則向西排列直到高壇（chancel）和圣壇或圣餐臺（altar）。

那么，我指的意義非凡的寶藏是什么呢？

原來，本院不大的附屬教堂，堂內四周的彩繪玻璃窗（the stained glass windows）上圣經人物與其它彩繪圖案和設計均出自拉斐爾前派代表人物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 和其摯友與搭檔愛德華·伯恩-瓊斯（Edward Burne-Jones）之手，且絕大部分是在兩位大藝術家于1896年與1898年相繼辭世前夕安裝上去的。當然，彩繪玻璃窗的一部分圖畫是他們對自己舊作的復制，在別處大小教堂亦有所見。但即使如此，裝在本院附屬教堂的相同或相近的彩繪圖案，其尺寸均較它處大許多，色彩也更為絢麗。意義非凡者，乃是入門處東窗上伯恩-瓊斯專為本院附屬教堂此窗設計和繪制的三幅“泄光條窗”（lights）：觀者視線中，左右各一幅手執魯特琴的白衣藍翼天使“泄光條窗”夾護著中央三幅三位女神的“泄光條窗”，三女神依次傳達著本院校訓的三個寓意。中央的左幅，紅色背景襯托的是，赤足、穿藍色長袍、面向左側、手持長燭的女神“真理”；中央的中幅，深藍色背景襯托的是，赤足、雙手各捧一羽紅色翅膀、身穿綠面淺藍底長袍、面向正面的女神“自由”；中央的右幅，紅色背景襯托的是，赤足、身穿白底綠袍、面向右側、雙手合十、向上方云朵祈禱的女神“宗教”（設計時，經院委會研究同意，以現在的云朵代替相對復雜的白鴿）。

透納油畫《牛津高街》描繪的是牛津的街景，其中不少建筑屬于牛津大學。

堂內，光影在默默游移。置身于十九世紀末兩位大藝術家營造的如此神圣美麗的精神磁場，我的心緒無法平復。想想看，兩位志同道合，彼此把人生與藝術信念緊緊絞合在一起，親密合作直到生命停止的那一刻。這樣真摯罕見的情誼本身不就是溫馨動人的一部人性傳奇的珍版書？

當然，任何一個書蠹都會惦記另一部珍版書，那部凝聚了兩人近四十年友情的巔峰之作。

深受紐曼主教宗教思想的啟迪和拉斯金藝術觀念的洗禮，威廉·莫里斯的藝術實踐借助牛津郡以西泰晤士河旁寧靜美麗的鄉村“凱爾姆斯哥特”（Kelmscott）散發出持續深遠的影響。他的“凱爾姆斯哥特書坊” （the Kelmscott Press）1896年5月8日印制完成的《喬叟作品集》（The Works of Geoffrey Chaucer）成為人類印刷典籍的瑰寶。這部象牙色豬皮裝幀，朱墨套印，僅印四百二十五冊的一卷對開本，莫里斯構思設計花了六年。他和伯恩-瓊斯以及為后者用于書中插圖的八十七幅原畫制作木刻雕版的威廉·庫伯（William Cooper）精心協作了四年。這部被譽為十九世紀書籍裝幀印刷及版式設計插圖之美無與倫比的“凱爾姆斯哥特版喬叟”，是莫里斯為他的“詩思大師”喬叟奉上的最高敬意。書出版五個月后，1896年10月3日，莫里斯辭世并安葬在養育了他藝術靈感的凱爾姆斯哥特。凱爾姆斯哥特未被俗世侵蝕的古老的美和寧謐收留了他。

也許，莫里斯未曾想到過，他孜孜不倦在設計的工藝品或出版的文字作品中展示出的中世紀的神秘和美極大影響了托爾金和劉易斯。從某種意義上說，沒有凱爾姆斯哥特的莫里斯，很可能也就沒有后來的《指環王》和《納尼亞傳奇》。

對我而言，獵書三十余載，入藏一冊“凱爾姆斯哥特版喬叟”初版是連想都不敢去想的奢望。好在天無絕人之路。美國康涅狄格州諾沃克（Norwalk）專出皮裝經典的書坊Easton Press，多年前斥重金推出了真皮、書頁三邊燙金、限數編號的“凱爾姆斯哥特版喬叟”豪華精裝仿真版，此版亦仿原版僅印四百二十五冊。書房里添了此版的一冊卻也能時時撫慰我無法實現的遺憾。況且，機緣巧合，這些年能獵得喬叟著作另一種著名版本已應知足：《喬叟作品集》（The Works of Geoffrey Chaucer）。牛津：莎士比亞頭像書坊（Shakespeare Head Press）1928年至1929年初版。對開本。八卷。版式古香古色，字體疏朗大氣。手工紙。毛邊。此版僅印三百七十五套。書中印制的手繪彩色插圖色澤鮮麗，系詩人、畫家切斯特曼（Hugh Chesterman）參照十五世紀《坎特伯雷故事》著名抄本——埃利斯米爾抄本（Ellesmere Manuscript）——徒手臨摹的。學者布蘭（A. H. Bullen）1907年創建的“莎士比亞頭像書坊”，成立之初，步的即是莫里斯藝術追求的足跡。入藏這部亦屬難得的喬叟，算是一個書蠹從異國他鄉對凱爾姆斯哥特的莫里斯默默的致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