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an Greenhalgh，加州大學出版社，2008年

“文革”結束以來，對中國現代社會發展產生根本性變化的國家政策除“改革開放”，或許就只有“計劃生育”方可等量齊觀。圍繞中國計劃生育的研究在近年來也逐步成為歐美學界新熱點。時任加州大學爾灣分校人類學教授、現任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教授蘇珊·格林哈爾希（Susan Greenhalgh）于2008年出版的《只生一個：鄧小平時代中國的科學與政策》（Just One Child: Science and Policy in Deng's China）應是該領域研究中的代表作。

長久以來，歐美學界之前的相關研究，大多呈現出一種模式化、概念化的認知模式，大多認為“計劃生育”政策與1949年后中國歷次大動干戈的政治運動并無本質區別。而相關討論往往會籠罩在各類意識形態偏見的陰影之下，反倒忽略了政策出臺的前因后果。有鑒于此，蘇珊·格林哈爾希嘗試聚焦1978年至1980年的特殊時段，希望通過人類學、政治學、社會學跨學科的研究方法，來解讀中國計劃生育政策從醞釀、制定到最初實施的完整過程，繼而在此基礎上探究所謂“科學話語”究竟是如何影響近三十年來的中國政治決策模式。

相較于其他類似題材的學術研究，除了利用常規的檔案文獻資料外，蘇珊·格林哈爾希還尋覓難得的機會走訪了宋健、于景元等當時參與整個計劃生育政策制定的直接當事人。通過這些當事人的回憶，她似乎便可有機會窺視當時中央討論相關政策時的實際情況。根據這些政策制定層面當事人的回憶，在1980年6月中央書記處會議在討論專家意見時，曾產生過不同意見與質疑。例如當時的某位中央主要領導就曾一再詢問：“行嗎？行嗎？”，并擔心計劃生育政策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蘇珊·格林哈爾希在書中想描述的便是當時各方意見在決策層面是如何被討論的，并解釋獨生子女政策究竟是如何在眾多建議中被采納并最終付諸實施的，希望自己的這本著作能夠揭示該政策醞釀實施前后的另一個全新的面相。

作為人類學家的蘇珊·格林哈爾希，將此問題分割成兩部分，分別是“人口科學的構建”與“人口政策的制定”，兩者呈現一種微妙的因果關系。而她書中的論證路徑也是以此為順序即強調科學話語導致了相應的人口政策。換而言之，不同于傳統西方學界的認知，格林哈爾希并不認為“計劃生育”政策只是中央政府匆匆出臺的權宜之計。恰恰相反，政策實施的背后有著一套完整科學話語體系以為支撐。而主導這種科學話語體系的則是當年那一群雄心勃勃、擁有軍工和自然科學背景的技術專家。這個群體曾經在之前導彈、衛星等重大技術領域取得突破，締造新中國歷史上的豐功偉績。當面對人口問題時，他們同樣希望依靠看似先進的科學技術來作為人口預測手段并希望能對國家政策的制定產生重大影響。

格林哈爾希在書中，將當時主導中國人口政策的專家群體大致可分為兩個群體：其一是前文提及的軍工科技專家，其二則是社會科學研究者。一般而言，人口問題都應被歸入社會科學范疇，但在中國計劃生育政策指定的案例中，擁有軍工背景的自然科學家最終成功說服最高層采納了極為嚴格的獨生子女政策，社科研究者的反對意見則被暫時擱置。之所以會造成這種狀況，格林哈爾希將之歸因于“文革”結束后中國面向“科教興國”、“四個現代化”的意識形態轉向。1980年前后，“科學主義”成為中國新時代發展的重要基石。在計劃生育政策的決策討論中，軍工科技家運用電子計算機等先進工具與數據模型讓領導人意識到這類預測的“科學性”，強化了他們關于中國人口問題嚴重性的認知，并以此在與社科學家的話語競爭中取得了優勢。

從獨生子女政策的醞釀到出臺，格林哈爾希指出到無論是當時的國家決策層，還是負責政策制定的科技專家都有一種急迫的心理與責任感。他們都希望找到一種一勞永逸的方法來解決中國當時日益嚴峻的人口問題。在此過程中，這些科技專家不僅將獨生子女政策確立為國策，更在日后的決策文化中確立了所謂“科學話語”的絕對權威性。

格林哈爾希的上述觀點及相關論述可算是《只生一個》書中最有新意和吸引力的部分，但也同樣成為最有爭議的部分。不少反對者尖銳指出若把“計劃生育”、“獨生子女”政策的制定理解成是一群自然科學家利用“科學話語”打敗社科學家，進而說服國家領導人的過程，那么需要先厘清在當時中國“科學”究竟是如何被定義的。但在自己的書中，她似乎更專注于闡述“科學話語”大獲全勝的過程，卻始終未給出當時中國政治、社會語境下“科學”的具體定義與真實意涵。所以，若從今日眼光來觀察，或許還可將此過程中不少統計方式重新歸入“不那么科學”的范疇。況且當時中國社會科學本身都尚在“百廢待興”的狀態，真正名副其實的所謂“社會科學家”又有幾人？如何能構成一個對立意見的群體恐怕都是一個值得商榷的問題。

另一方面，在諸多決策過程，看似“科學”論據本身往往是被用來說服他人，而非決策者自己。若身處“科學主義”高于一切的年代中，那么在很多具體決策過程中，所謂“科學”往往與政治便已成為“合作者”的關系，彼此相互提供論據或支持。某種主張的勝利很可能是恰好暗合決策者的關注點，畢竟任何國家的政策指定都牽扯到繁多的社會利益層面，從來不是一個單純的“科學問題”。實際上，格林哈爾希亦曾在書中寫道：“當時科學家的角色是憑借經驗向中國領導人描述與解釋他們早已心知肚明的人口問題，并提出可能的解決方案。”所以，該書在論述這個過程的因果關系時似乎還存在值得推敲之處。

盡管多有爭議，格林哈爾希這部多年前的大作仍是西方學界近年研究計劃生育領域中最值得關注的論著，也是西方學界迄今為止關于計劃生育政策緣起最客觀翔實的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