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韓峰會距上次召開已經三年有余了，此次峰會的重啟標志著中日韓合作重回正軌，而中日、韓日關系的回暖也讓人們對這次峰會有了更多的期待。

據悉，此次峰會將為三國合作制定全面路線圖，規劃三國合作的未來。無論路線圖包含什么內容、如何落實，有幾個關鍵問題似乎是無論如何也繞不開的。

如何破解雙邊關系？

中日韓三邊關系說到底是兩對雙邊關系。中日之間的釣魚島和歷史問題、日韓之間的慰安婦問題等都阻礙著雙邊關系的改善。我們有理由相信，中日韓三個國家都是理性行為體。

哈貝馬斯認為，國家間良好關系的構建需要從理性溝通開始，逐步達成相互理解，并在此基礎上形成國家間共識；趙汀陽先生對這一理論進行了修正，他認為在相互理解達成之后，還需要經過相互接受的階段，才能最終達成共識。按照這一理論修正，國家間關系的改善至少要經歷四個階段：理性溝通—相互理解—相互接受—達成共識。

因此，加強溝通、促進相互理解可能是破解當前雙邊關系困境的良藥，也應成為三國努力的方向。此次峰會的重啟可以視為這一努力的具體體現。當然溝通和理解絕不僅僅限于領導人層面，民眾之間的溝通和交往同樣重要。令人高興的是，即使在雙邊政治關系和高層交往遇阻的情況下，民間和地方交往仍未停滯，成為維系雙邊關系和三國合作的重要紐帶。

如何推動三國自貿區？

中日韓雖然是東亞地區最大的三個經濟體，但相互間貿易依存度不到20%，建立自貿區的意義不言而喻。目前談判總體在向前推進，但也遇到一些障礙，影響了談判的進度。除了經濟考慮和技術因素外，最重要的恐怕是政治意愿了。

首先是日本在推動三國自貿區上猶豫不決。日本在政治上面臨來自美國的壓力，在加入TPP的同時對三國自貿談判并不積極；而經濟上中韓貿易和投資的快速增長，特別是日韓兩國的產業結構相似，很多對華出口產品可以相互代替，則給日本帶來了不小的壓力，日本的態度是決定三國自貿區談判進度的關鍵因素之一。

對于韓國來說，由于已經與中國正式簽署雙邊自貿區協定，而且與日本的貿易量本就不大，再加上政治關系遇冷，導致2012-2014年日韓貿易量連續三年下降，韓國對改善同日本的貿易關系并無太高期待，因此短期看韓國對推動三國自貿區也未必十分積極。

從中長期看，三國建立自貿區，提升區內貿易是大勢所趨。現在有很多人將中日韓FTA與TPP相提并論，似乎二者有不可調和的矛盾。筆者認為，無論從成員構成、目標宗旨、貿易標準還是相關條款來說，二者都會有很大區別，它們不是對立和非此即彼的。相對于TPP，中日韓理應更容易達成共識，也會產生更多的經濟利益，關鍵是要越過政治這道坎。

如何領導東亞區域合作？

從地緣上說，當前東亞區域合作出現了兩種趨勢：一是合作的泛化，表現為東亞區域合作的“亞太化”，代表性機制是東亞峰會、APEC、TPP等；二是合作的地緣回歸，代表性機制是10+3和3個10+1。

在泛化的合作機制中，美國發揮了很大的影響力，甚至是主導作用。不難看出，在美國主導或發揮影響力的這些機制中，一方面成員的多元化弱化了東盟作為地區制度中心的影響力，使得機制效率有所降低；另一方面，議題設置出現了明顯的安全化、政治化趨向，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東亞地區開展經濟合作的注意力，國家間的安全矛盾也有所激化。

對于中日韓三國來說，嚴格地緣意義上的東亞區域合作包括10+3和3個10+1。在區域合作“亞太化”的沖擊下，以10+3為代表的東亞區域合作一度受到不小的沖擊，但合作進程并未停止，而且始終堅持以務實合作為主，促進地區共同發展繁榮。在中日韓與東盟建立的合作機制中，東盟的中心地位得到充分尊重，且獲得了實實在在的利益。不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中，都證明以中日韓為主導、以東盟為中心的機制更適合東亞地區。東亞區域合作的地緣回歸成為近年出現的一個新趨勢。中日韓三國應借此次峰會的契機，進一步加強溝通與協調，提升合作水平，為三國和東亞地區的發展繁榮作出更大貢獻。

如何共建“一帶一路”？

日、韓沒有被列入中國的“一帶一路”規劃，很多人對此不解，日、韓也有較為普遍的失落感。原因當然有很多，除了政治因素外，單從產業互補的角度看，筆者認為將日韓納入“一帶一路”并無太大意義，因為日韓兩國的產業結構和層級都明顯高于中國。同時，中國宣布，“一帶一路”是開放的，歡迎更多國家共同參與“一帶一路”建設。這就是說，“一帶一路”對日韓同樣是開放的。那么，日韓應如何參與中國的“一帶一路”建設呢？

當前韓國正在大力推進其“歐亞倡議”，日本也在積極擴大其海外投資，一種比較可行的思路是，中日韓應立足本國發展戰略，同時又要超越各自發展戰略，加強彼此戰略的協調、對接，尋求在為地區發展提供公共產品的過程中實現自身發展與轉型。

正如王毅外長所說：“朋友可以選擇，但鄰居不能選擇。”“遠親不如近鄰”這句話用在中日韓三國再合適不過。中日韓完全有理由、也有能力克服問題和挑戰，讓永遠的“鄰居”成為永遠的“朋友”，這不但是三國之福，更是地區和世界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