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2021年4月14日，日本名古屋，拍攝結婚照的男女。人民視覺  資料圖

“即使在結婚后，你也想要維持舊姓的原因是什么？”

當被問及這一問題，65歲的恩地幸美對澎湃新聞（www.kxwhcb.com）淡然地說道，“理由很簡單，也很單純。若是名字改變，我就不是我了。”

1983年，居住在日本廣島縣的恩地與丈夫登記結婚后便冠夫姓。七年后，為了改回原姓又與丈夫協定離婚。此后，雙方維持事實婚（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但不辦理結婚登記手續(xù)）的形式直至今日。

日本是目前發(fā)達國家中唯一一個法律規(guī)定夫妻必須同姓的國家。對于當時的日本來說，夫妻同姓是“理所當然”，恩地的選擇非常罕見，但隨著時代的變化，已有越來越多的民眾希望引入“選擇性夫婦別姓制度”。

他們希望改變的原因有很多，有在婚后“失去姓氏”的女性希望得到尊重，也有認為夫婦別姓能夠實現夫妻關系平等的伴侶。有在改姓后給工作帶來諸多困擾的職場女性，也有因使用“通稱”（編注：在戶籍上夫婦同姓，但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舊姓）而給公司業(yè)務帶來諸多不便的商界人士。

而呼吁修改法律的聲浪也一直存在。早在2011年，就曾有過被稱為“第一次選擇性夫婦別姓訴訟”的事件，當時，五位日本民眾上告法庭，認為夫婦同姓是對女性間接的差別對待，違反日本憲法中“人人平等”的原則。然而，這一努力卻以失敗告終。2015年，日本最高法院作出判決，稱不認可夫妻別姓，婚后改姓合乎憲法。

2018年，辯護團隊決定再次行動，召集了數名因法律規(guī)定無法別姓結婚而以事實婚形式在生活的當事人，在東京都本廳、東京立川支部和廣島三個法庭再次發(fā)起“第二次選擇性夫婦別姓訴訟”。事不如愿，今年6月，最高法院依舊給出了同樣的判決——夫婦同姓的規(guī)定“合乎憲法”。

6月23日，原告方和辯護團走向日本最高法院。來源：每日新聞

經歷了數十年討論、兩次起訴，選擇性夫婦別姓制度仍遲遲難以在日本推行。這之中究竟有何原因？這一制度是否還能在日本實現？支持者又如何在爭取？兩次訴訟中有何改變？未來該法律又會否被調整……在社會環(huán)境的不斷變化下，數名受訪者告訴澎湃新聞，雖然看到了一絲希望，但在與政治的“拉鋸”之中，他們也無法斷言——自己的訴求何時才能實現。

“婚姻”的現實

在“第二次選擇性夫婦別姓訴訟”中，恩地是廣島地區(qū)訴訟的原告之一。與許多人腦海中傳統(tǒng)的“日本夫妻生活”相比，恩地較為特別，那是一段頗有壓力卻又幸福的經歷，因為她一直在為自己的權利不懈努力。

38年前，恩地在與丈夫登記結婚時，其實不希望改變自己的姓氏。但在當時，她周圍幾乎并沒有先例，“婚后不改姓”這一形式也并不尋常。

日本法律規(guī)定男女婚后必須統(tǒng)一姓氏，這一制度可以追溯到1898年通過的明治民法。當時民法規(guī)定，若非特例，女方必須改為戶主姓氏。立命館大學教授、日本民法學者二宮周平對澎湃新聞表示，在當時的“家制度”之下，作為家族的統(tǒng)率，戶主的地位原則上都是由長男擔任。“戰(zhàn)后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時期，這一制度衍生的家長制意識不斷滲透。”二宮表示，在那時，以性別分工、“冠夫姓”等也被視為理所當然。

而隨著社會進步，日本于1947年修改民法時對這一內容進行了調整，規(guī)定男女雙方在登記結婚時，必須改稱男方或女方的姓氏。盡管這一改革看似公平，但據厚生勞動省2014年的統(tǒng)計，女子“冠夫姓”現象在日本較為普遍，有96%的伴侶在登記結婚時，采用了以女方改為男方的姓這一形式。

當地時間2019年5月1日，日本東京，情侶登記結婚。人民視覺  資料圖

因此，在大環(huán)境的驅使之下，恩地并沒有勇氣向這一制度提出質疑。盡管當時丈夫欣然提出自己能夠改為她姓，但恩地坦言，這在當時的日本“并不普通”，自己的本意也并非如此。

最終，她還是像當時日本社會所謂的“普通”妻子那樣修改了姓氏。但有所不同的是，恩地采取了一種較為特別的方式，她利用“通稱”的形式，要求與她親近的人用以前的姓氏去稱呼她。

原以為這樣的方式會舒緩自己的心情，但恩地并未感到踏實。

“除了護照、駕駛證上全部都是‘新名字’之外（注：日本目前已推行允許各類證件上同時記載舊姓和改姓的制度），在工作中，我也要使用戶籍的姓氏。”恩地回憶道，事實的殘酷不限于此，隨著自己第一個孩子出生并隨了丈夫的姓氏，在很多場合，大家都會用丈夫的姓氏稱呼她，此后，能用舊姓的情況變得少之又少。

“為什么我是恩地，卻要用別的名字？”在簽署各類文件時的她，總是會萌生疑問。恩地坦言，自己內心總是有著隔閡，每每使用新姓氏，都會心痛，甚至是厭惡，更是一種焦慮感——想要去摘掉它。

“無論如何都想改變這一狀況”，抱著這樣的想法，結婚7年后的1990年，恩地與丈夫協商過后，二人最終提交了離婚協議書。此后，恩地恢復了自己的本名，與丈夫以事實婚的形式繼續(xù)生活。

“這對于當時的日本社會來說確實難以接受，但這是我們夫婦二人一起決定的路。在宣布這一情況后大家也都表示理解。”恩地笑著對澎湃新聞說道，雖然不知道周圍的人在背后是否有作什么評價，但即使是在“選擇夫婦別姓”、“事實婚”都相當不普遍的30年前，他們也充滿好意地接受了這一狀況。

恩地幸美（右三）。受訪者供圖

但事實婚的現實并不如她想象的那么一帆風順，其中存在的一些“大煩惱”也使恩地感受到了他們與其他夫婦的差距。

由于事實婚在法律上不屬于婚姻關系，盡管日常生活中不會存在較大的困擾，但恩地表示，一旦配偶需要做手術或住院，她在簽署同意書時便無法證明自己的身份。而在配偶去世的情況下，若沒有留下遺言，事實婚的伴侶也無法享受配偶繼承扣除項目，面臨相當大的困擾。

二宮教授也對澎湃新聞表示，在日本，較法律婚而言，事實婚的夫婦面臨更多的困擾。

首先，事實婚夫婦的子女將會被標示為“非嫡出子”，父母無法共同行使親權（監(jiān)護權等）。若需父親履行撫養(yǎng)義務，其前提是需要父親去辦理“認知屆（對孩子認同親生手續(xù)）”。其次，若是事實婚夫婦需要接受不孕治療，絕大部分的地方政府都不會提供任何補助。而通常情況下，法律婚姻夫婦是有資格獲得這種福利的。此外，若事實婚的一方去世，其伴侶不能繼承其遺產。即使事先有遺囑存在，伴侶也不能享受到現行稅法下，對配偶特別扣除金額和其他所有配偶關聯優(yōu)惠措施。

“日本現行民法750條規(guī)定，夫婦結婚時，夫妻雙方必須隨其中一方的姓。戶籍法74條1號也指出，在提交結婚申請時，必須選擇夫婦共同的姓氏。因此，無法做出選擇的夫婦就會被排除在法律婚姻之外。”第二次夫婦別姓訴訟原告方辯護律師早坂由起子告訴澎湃新聞。而原告方的另一位辯護律師野口敏彥則對澎湃新聞指出，“希望（或允許）夫婦同姓（能夠在法律上登記結婚）的人”與“希望夫婦別姓（不能夠在法律上登記結婚）的人”遭遇的差別對待違反了憲法14條主張的原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禁止任何形式的歧視”。

在相似的經歷之下，多名經歷事實婚的當事人決定拿起法律武器。2018年，多名原告方分別向東京家庭裁判所、東京家庭裁判所立川支部和廣島三個地方提起了訴訟，但結果卻不盡如人意，幾起訴訟均被判“夫婦同姓合乎憲法”。2021年，東京兩起訴訟的原告方向東京最高法院提出了特別上訴，于今年6月23日正式開庭。

“過時”的判決

選擇性夫婦別姓可行嗎？其實對于引入這一制度，反對聲浪也在日本一直存在。美國《新聞周刊》日本版指出，早在第一次訴訟時，就有人在多個方面提出了質疑，包括導入選擇性夫婦別姓制度對于家庭、孩子和社會的影響。反對導入該制度的群體就曾在過去提交給日本國會的請愿書中寫道，“比起夫婦別姓，夫婦同姓制度更能體現夫婦關系中的深厚紐帶，也是可以建立家族關系的制度……如果一個家庭中存在不同的姓氏，這個家庭也會失去一體感。”更有反對人士在接受《朝日新聞》采訪時指出，“過于尊重個人人權卻導致日本傳統(tǒng)家庭制度的崩潰，而這是國家的基礎。”

麗澤大學憲法學教授八木秀次曾指出，目前的家庭登記制度是基于“一個家庭一個姓氏”的原則，當一對夫婦結婚時，他們會離開父母的戶籍，一起建立新的戶籍——這時，家族姓氏將作為家庭的名字，孩子也會得到這個名字。在這一情況下，若是選擇性夫婦別姓制度的話，就會廢除這一戶籍管理制度，一個戶籍中會出現兩個姓氏，這將對相關財產程序產生影響。

前日本經濟產業(yè)省官員宇佐美典也認為，選擇性夫婦別姓制度“不適合現行的婚姻制度”。“結婚意味著你們作為一個家庭合法地進入家庭登記冊，擁有相同的姓氏，而且，家庭不是一代人的事情，它是代代相傳的東西。”宇佐在接受日本ABEMA新聞的采訪時建議，“夫婦同姓”的規(guī)定與所有制度聯系在一起，如果被顛覆，會導致系統(tǒng)中的太多變化，包括家庭財務和遺產，與其強迫人們與戶籍制度掛鉤，不如建立一個新的類似事實婚那樣的制度，這樣人們就可以得到與同姓家庭成員相同的待遇。”

但支持方強調，對于夫婦同姓的強制已明顯在法律上侵犯了部分人的權利，引入選擇性夫婦別姓制度不僅僅是關于一個人“個人的象征”的問題，也是涉及到個人尊重、家庭的多樣性等原理的問題。

“夫婦同姓已持續(xù)了數百年以上，在我們父母那個年代，這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很多人對于引入選擇性夫婦別姓相當排斥，這一點我能理解。”高橋彩和水澤博司是參與東京訴訟的原告方之一，也是從2009年開始以事實婚形式生活的夫婦。水澤告訴澎湃新聞，他認為部分“排斥”是對社會變化的“恐懼”，但目前無法忽視的是，已有許多人因這一制度正在面臨困擾。

高橋對澎湃新聞坦言，“與其說是我們選擇了事實婚，不如說是我們希望別姓，但法律范圍內沒有這一選項，我們只能謀求這一形式。”她表示，在準備結婚時，自己就與水澤考慮過要成為怎樣的夫婦。“當時，我們一致認為夫婦別姓是建立對等的夫妻關系的條件之一。”高橋直言，除此之外，結婚時二人都已逾30歲，在踏入社會超過七年之后，高橋實在無法理解，為何還需要變更自己的姓氏。

2021年6月23日，當夫婦別姓訴訟在日本最高法院開庭時，高橋與水澤帶上了一份“特別的結婚申請書”。申請書的夫婦欄中，寫著它們各自的姓氏，而他們也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若是最高法院裁定夫婦同姓‘違憲’，便馬上去登記結婚”。

在接受最高法院判決夫妻同姓規(guī)定符合憲法的記者招待會上，水澤博司和高橋彩展示準備好的結婚申請。 來源：每日新聞

然而，這份申請書最終未能被提交。

6月23日，日本最高法院針對東京原告方三對事實婚伴侶的訴求給出了判決，15名大法官中，只有4名法官認為夫婦同姓違憲，其他11名法官均認為 “合乎憲法”。

“盡管距2015年的判決已逾6年，社會形勢和國民的認識都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但依舊無法做出規(guī)定夫婦同姓是違反憲法的判斷。”裁判長大谷直人在判決后表示，“采取怎樣的制度才妥當”這一問題，以及夫婦同姓是否違反憲法這一質疑并不是最高法院所能判斷的——而是應交給國會。

判決一出，日本社交媒體上不滿之聲高漲。批評人士指出，該判決結果“過時”，助長了日本社會中的性別不平等問題，另有評論認為，最高法院從一開始就“沒有打算給出合理判斷”。

高橋對澎湃新聞坦言，性別平等、社會多樣性等話題已在國際上成為議題，這一背景加之原告律師團隊的不懈努力，盡管自己并不是相信100%能贏，但也對未來報以充分的期待。

“或許希望‘別姓結婚’的人在日本仍占少數，但希望司法界能夠清楚地看到無法在法律上登記結婚的人群在目前的制度下所遭受的困擾。”高橋直言，此次訴訟結果似乎也能反映出，最高法院并未能看到事實婚夫婦面臨的問題及真正的訴求。

而水澤更是告訴澎湃新聞，在此次訴訟的法官名單公布后，自己便有預感，這次訴訟的結果仍會與2015年相同。

“在15名法官團中，只有兩名女性法官，這一男女比例怎么想都是奇怪的。”水澤告訴澎湃新聞，“這一占比很明顯地體現了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環(huán)境，我不敢肯定他們是否真的能想到，女性因為這一制度（夫婦同姓）承受了多少不平等待遇。”

“所以我從一開始就預感到訴訟結果無法如我們所愿，這也是現實。日本的司法制度令人失望。”水澤說道。

日本最高法院。人民視覺  資料圖

“最后一顆釘子”

然而，支持方與反對方針對引入選擇性夫婦別姓制度的民眾的討論不僅僅限于這兩次訴訟，早在25年前，這一話題就已被提起。

《朝日新聞》報道稱，20世紀80年代，隨著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的簽署、女性就業(yè)人員的比重不斷提高，社會的變化、時代的進步，日本法制審議會就曾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表示，未來可在戶籍上記載所有家庭成員的姓氏，容許選擇性夫婦別姓。當時，法制審議會內部對引入這一制度有“壓倒性”的積極意見，對改革的前景抱有非常樂觀的態(tài)度，但不曾想到的是，這一討論卻面臨了執(zhí)政黨自民黨的強烈反對。

“各機構的法案在提交國會前，需先交給執(zhí)政黨審查，這是不成文的規(guī)定。”當時擔任法制審議會干部的小池信行在接受《朝日新聞》的采訪中回憶道，在1995年至1996年，他向近兩百名自民黨議員對選擇性夫婦別姓制度進行說明，但與法制審議會預想相反的是，以自民黨為首的保守政治派系對此大力反對。

當時，保守政治派系反對的理由不外乎是“會導致家族的崩壞”、“損害家庭的一體感”和“影響親子關系”。在無法得到執(zhí)政黨理解下，法務省決定終止提案。小池指出，25年前，他面臨了“未曾想到的障礙”，而25年前過去，自民黨對于這一問題的態(tài)度仍未改變。

“自民黨是持強烈反對意見的，家族主義可能也是自民黨的一種身份認同。”研究家族社會學的日本立命館大學產業(yè)社會學部教授筒井淳也對澎湃新聞指出，選擇性夫婦別姓與自民黨一直以來的家族觀不符，所以很多人都反對。他也強調，“反對的一個‘最簡單的理由’來源于政客們的一種‘擴張性的父權價值體系’，盡管20多年過去，政客們還是在扼殺這一制度。”

實際上，除自民黨之外，其他政黨均已就引入該制度給出贊同意見。在野黨也曾屢次向國會提交議案，再次要求修改有關法律，但自民黨的反對之下，這些法案被屢屢否決。東京都立大學法學政治學研究科教授木村草太也對澎湃新聞表示，若是沒有任何前提，以多數表決的方式在國會投票的話，或許選擇性夫婦別姓會實現。“但問題就出在占國會多數的自民黨中，由于自民黨內部有部分反對引入該制度的成員占有一定地位，除非自民黨內部的‘強硬反對派’完全消失，該黨將不會著手立法。”木村認為，就目前情況來看，在最高法院“采取行動”前，國會不會行動。

而筒井告訴澎湃新聞，現在日本是全世界發(fā)達國家中唯一還保留這種強制性夫婦同姓制度的國家，因此政府和專家一直在討論如何回到“世界普遍大潮”之中。其中的“最后一顆釘子”還是自民黨。

國會數年來遲遲未動，支持者們試圖把希望寄托于訴訟裁決，但最高法院卻仍強調該問題“應交由國會”。如此看來，引入選擇性夫婦別姓制度的狀況似乎陷入了“死胡同”，部分批評人士認為法院的判斷還是受到了政治的左右，野口律師也對此表示認同。

“我想他們（司法部門）也明白無法給出為何存在此類差別的合理解釋，因此只能以‘交給國會判斷’這種形式去逃避。”野口律師告訴澎湃新聞，第二次訴訟的裁決書中對于“合憲”的陳述意見僅有一頁，幾乎沒有任何內容。尤其是對于本次訴訟“對事實婚夫妻的差別對待違反憲法14條”這一中心論點，反對方法官僅用“缺乏前提”這一“完全不知所云”的理由駁回。

野口坦言，盡管許多人說這種趨勢在近來有所減少，但日本從以前開始就有司法消極主義的存在，即針對政治性非常高的話題，司法方面無法給出徹底的判斷。

“法院的一個重要作用應是在政治（多數決）侵犯少數群體權利、利益的時候對其進行保護。倘若法院（特別是最高法院）面對具有高度政治性問題時卻選擇避開，擱置少數群體的權利、利益，那我也想反問法院（特別是最高法院）到底報以何種想法，以及真的知道自己抱有怎樣的使命嗎？”野口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直言。

發(fā)聲在持續(xù)

盡管政治的“釘子”還尚未被拔出，訴訟的結果也未能改變，但與第一次訴訟甚至是四十年前相比，選擇性夫婦別姓的支持方還是看到了不小的改變。

“夫婦別姓訴訟支持會”的副會長、第一次夫婦別姓訴訟原告小國香織也告訴澎湃新聞，在這六年間，自己聽到了許多聲音。例如民間組織為尋求地方議員、國會議員對選擇性夫婦別姓制度的理解，正在不斷開展活動，經濟界也開展了署名運動，呼吁法律改革。此外，在日本政府制定“第五次男女共同參畫（推進男女共同參與社會）”計劃時，也有年輕團體向內閣諫言，幫助推動該制度的引入。

而“夫婦別姓訴訟支持會”的上田惠美告訴澎湃新聞，在這6年間，她看到了變化和進展，社會氛圍正在改變。

上田表示，2018年起，已有數個夫婦別姓相關訴訟正在進行。除該團體所支持的三起訴訟之外，還有另外兩起出發(fā)點不同的訴訟也在同時開展。“有許多人曾認為選擇性夫婦別姓‘只是女性的問題’，但實際上，它已是與男性、人權等相關的，具有多樣性的一個議題。”上田表示，除此之外，經濟界為該制度的發(fā)聲也在不斷增加。

經濟界發(fā)聲的逐漸壯大確實引起了極大的關注，日本Cybozu軟件公司的社長青野慶久就是代表經濟界的一個典型例子。青野是另一起選擇性夫婦別姓訴訟的原告方，也是“公司經營者支持選擇性夫婦別姓”署名活動的發(fā)起人。

“公司經營者支持選擇性夫婦別姓”署名活動以“實現不論性別都能發(fā)揮能力，實現富有多樣性的社會，贊同選擇性夫婦別姓制度的法制化”為口號，在今年4月的短短一個月間，召集了千名公司經營者署名，其中也包括住友生命保險、大和證券等日本知名公司的高管。

“公司經營者針對政治話題表達意見是非常罕見的事情。”青野坦言，在越來越多人選擇在職場使用舊姓之后，相當多的日本企業(yè)已存在一定的困擾。企業(yè)內部的人事部門、總部門、財務部門甚至是信息系統(tǒng)管理部門都要面對雙重的負荷，若有選擇夫婦別姓制度的存在，這種“多余的工作”就會消失。

青野告訴澎湃新聞，這一署名活動已獲得了越來越多銀行、保險、證券業(yè)等企業(yè)主管的支持，尤其是在獲得“任何人都知道的大公司”的支持意見之后，他也愈發(fā)意識到，“選擇性夫婦別姓”的引入對于日本來說有多大的意義。

日本Cybozu軟件公司的社長青野慶久。受訪者供圖

“經濟界的發(fā)聲非常重要。”二宮教授對此表示，在目前的情況下，若企業(yè)高管能做出合理判斷，讓不只是別姓伴侶甚至是同性婚、性少數群體都能夠更安心地工作，也能為其在國際化環(huán)境及發(fā)揮個體能力的時代下創(chuàng)造一定的競爭力。同樣，若是經濟界有所行動，自民黨必然也會做出一些改變。“所以青野發(fā)起的活動非常有意義。”二宮教授強調道。

而除了經濟界的動向之外，民間的自發(fā)活動也令人關注。

野口律師指出，2015年的敗訴“點燃”了許多人心中的一把火，除夫婦別姓訴訟之外，也有越來越多的人通過向議員、內閣請愿的方式抒發(fā)訴求，由井田菜穗擔任負責人的社會活動團體“選擇夫妻別姓全國請愿行動”尤其值得一提。

“選擇夫妻別姓全國請愿行動”事務局長井田菜穗。受訪者供圖

“選擇夫妻別姓全國請愿行動”于2018年成立，其目的是通過向各地議員請愿，讓國會“動起來”。

說起為何會采取這一方式，井田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說道，在第一次夫婦別姓訴訟后，她與其他支持者對于如何推進選擇性夫婦別姓進行了許多探討，最終提出了兩種方法——增進議員對制度的理解，謀求他們的支持；以及通過上訴來爭取自己的權益。

“當時已有許多人在就修改法律進行上訴，因此我選擇了增進議員理解的這一方式。”井田回憶道，2018年，在向自己所在地區(qū)的地方議員請愿并成功得到認可后，她看到了希望，認為這一形式或許能在很多地方實現，進而推動選擇性夫婦別姓的引入。因此，這一團體也應運而生。

此后，“選擇夫妻別姓全國請愿行動”以社交平臺推特為起點不斷延伸，在推廣的過程中，各個地區(qū)尋求改變的支持者接連聯絡井田。

“最初找到我的是沖繩縣，之后也有來自北海道等，與我抱有相同看法的人來聯系我成立了分會。當然，還有很大的一部分會員在看到我的采訪內容后主動聯絡，開始幫助各地情愿活動的推廣。”井田表示，盡管在部分地區(qū)活動時仍面臨一些保守派自民黨議員的質疑，但2018年至今，已有超過兩百個地區(qū)的議會同意引入選擇夫婦別姓，甚至有不少“全體議員一致通過”的案例。

“在請愿活動的推動下，輿論也在不斷變化，在我眼里，這六年發(fā)生了足夠大的改變。”井田說道。

在去年10月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棚村政行和“選擇夫妻別姓全國請愿行動”發(fā)起的一項針對全國7000名20歲至60歲居民的網絡民意調查中，有71%的受訪者贊同“選擇性夫妻別姓”，而只有14%的受訪者表達了反對意見。

“社會對這一話題的關注度正在提高，除反對方在輿論調查結果中的占比逐漸減少之外，媒體的報道和正在進行輿論調查的機構也在不斷增加。”夫婦別姓訴訟支持會”的成員知念俊成對澎湃新聞表示，“我想或許一直頑固反對選擇性夫婦別姓的部分人群也會漸漸意識到，社會輿論正在改變了吧。”

未來“可期”？

民眾的想法的確不能被忽視，但保守派的壁壘是否能被打破，僵持25年的國會“鐵輪”又是否能被再次轉動，就目前來看，前景尚不明了。

“選擇性夫婦別姓何時能引入？”面對這一問題，上述受訪者中，有人看到了希望，有人卻無法輕易給出答案。但他們都對澎湃新聞表示，為推動法律改革，不管是過去、現在、還是未來，自己都會不斷努力。

“在成為訴訟原告時，我們正值四十歲。當時我們就想，若是一直維持現狀，等我們的孩子、我們的孫子到了這個年齡，卻沒有自己的選擇權，這是如此可悲之事。”水澤告訴澎湃新聞，通過這些活動，他想要在自己還有余力時，多少推動一些改變。

而青野社長則告訴澎湃新聞，在他剛發(fā)起訴訟的三年前，自民黨內部曾是對該問題“完全不允許討論”的狀態(tài)，在輿論的推動下，自民黨內部也逐漸對立，而隨著支持該制度人數的增多，他對此也看到了希望。

“我認為，選擇性夫婦別姓的引入將在不久后的未來實現。”青野說道，其中一個重要時機便是今年秋季的眾議員選舉。如果那時，反對該制度的議員人數減少，選擇性夫婦別姓或許會距離實現邁出更重要的一步。

井田對澎湃新聞直言，盡管在政治和司法“無法明確分割”的前提下，首先應該在國會就此問題得出結論，但她認為若是有第三次訴訟，原告方一定會贏。

“但凡還有起訴的可能性，就應該會在三年后給出最終判決。或許那時，已有無數人愿意作為原告參與訴訟，訴訟范圍也會在日本全國相當多的地區(qū)開展。”井田肯定地說道，“下次我們（支持方）一定要贏。”

而野口律師則表示，包括推進選擇性夫婦別姓在內，自己目前在進行的許多活動的共同點都是幫助“日本國民從國家手中奪回人生的主導權”。野口說道，為了讓民眾掌握人生的主導權，各種各樣的知識是非常必要的，作為支持這些的市民的陪跑者，他也會在今后一直持續(xù)活動下去。

“選擇性夫婦別姓問題其實是在與日本‘理所當然’意識的斗爭。”早坂律師對澎湃新聞直言，截至目前，有很多國民對“理所當然”應冠夫姓這一觀念深信不疑，但若停下腳步思考，可以看出它是一個明顯缺乏合理性的制度。

在這之中，第一次夫婦別姓訴訟給了民眾一個機會正視“理所當然”的問題，讓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思考這一問題，隨著第二次夫婦別姓訴訟，民眾意識到此事并不是“理所當然”。但這其中，仍有保守觀念下的部分民眾的“拒絕理解”，也有官僚機構下的多重博弈，還有司法與政治層面的深深牽絆，以及百年間深深“扎根”于日本的傳統(tǒng)觀念的影響。

引入選擇性夫婦別姓的“戰(zhàn)斗”尚未停止，但它已經不斷掀起“追求自身幸福”的呼聲。在不久的未來，或許是國會，抑或是最高法院會推動這一制度的逐漸實現，但對于日本而言，它只是謀求平等的第一步，但也會是重要的一步。

（澎湃新聞實習生李甜甜對本文亦有貢獻，文中恩地幸美、上田惠美為中文譯名、高橋彩、水澤博司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