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豐臣侵朝戰爭極具歷史意義，但在滿洲崛起前，東北亞地緣政治斗爭的主線，仍是明和蒙古的爭奪。在明、蒙古、朝鮮和女真的多邊關系中，女真被擠在犄角，論人力、物力、財力都是最弱的一方。

正因為處在多邊犄角，女真人一開始要處理的就不是和明的單邊關系，而是多邊關系；也正因為女真實力最弱，所以滿洲政權不能僅滿足于當一個女真人的政權。它必須是一個多元的政權，才能在多邊競爭中存活、壯大。這一特點，勾畫了以后清王朝在區域格局中的基本面貌，也決定了17世紀中期以后東亞地緣格局的基本面貌。從努爾哈赤到皇太極，他們所建立的國家，其歷史意義不在于取代了明朝——這和我們習慣的，從中原視角，把清朝的崛起僅看作“明清鼎革”很不一樣。特別是皇太極，他創建的大清，是一個容納滿、蒙、漢的“天下國家”。這與其說是他更有雄心/野心，不如說是地緣形勢使然。

1636年是滿洲政權極具轉折性的一年。3月，漠南蒙古十六部49位貝勒齊聚沈陽，正式奉皇太極為蒙古大汗，奉尊號“博格達?徹臣汗”，意為“寬溫仁圣汗”。5月，皇太極把國號由“后金”改為“大清”，改年號 “天聰”為“崇德”。在漢臣獻上的表文中，將皇太極稱為“寬溫仁圣皇帝”。參加登基儀式的朝鮮使臣，礙于與明的宗藩關系，拒絕行三跪九叩之禮，即不承認他為天子。于是這一年年末，皇太極以朝鮮破壞盟約為由攻朝，這是他第二次入侵半島。上一次（1627年），皇太極逼朝鮮簽下兄弟之盟，并應允在滿洲與明之間保持中立；這一次，他迫使朝鮮斷絕與明的宗藩關系，成為清的臣屬，助清滅明。

這幾件集中發生的事情，標志著滿洲政權至少在名義上，已經不再是一個女真人的國家，而是一個要成為“天下”的國家了。理解幾件事情的原委，我們可以看出，盡管此時距清軍攻占北京還有七八年的時間，清帝國的國家意識形態建構，已初具雛形。

還是要先從努爾哈赤說起。上一篇曾提及，明代女真是個分裂的、互不相屬的群體。努爾哈赤憑借他出色的外交和軍事手段，一邊不斷向明輸誠，一邊趁遼東空虛統一了建州女真。這使得鄰近的海西女真如臨大敵，其中實力最強的葉赫部，在1593年聯合同為海西的輝發、哈達、烏拉三部，并科爾沁蒙古、錫伯等共九個部族進犯建州。努爾哈赤在古勒山之戰中大敗九部聯軍，并在隨后的20年中逐步吞并了哈達、輝發、烏拉。

1616年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今遼寧新賓縣永陵鎮）建立“后金”國（aisin gurun），稱“覆育列國英明汗”，定年號“天命”。兩年后，他以“七大恨”為借口，宣告與明為敵，隨即攻下遼沈，擄掠大量人口。明朝這時才意識到努爾哈赤的威脅，在1619年，聯合了名義上統治蒙古諸部的察哈爾部林丹汗、朝鮮和葉赫部，試圖剿滅后金，卻被努爾哈赤在薩爾滸一戰中各個擊破。隨后努爾哈赤消滅了葉赫，完成了對海西女真的吞并；又花了數年時間，將北部的野人女真諸部也納入統治之下。

雖然 “后金”的國名明顯有追溯完顏氏建立的金朝的意味，但努爾哈赤在一統女真諸部的同時，十分注意籠絡蒙古。鄰近的科爾沁和內喀爾喀五部，都曾與建州對抗，努爾哈赤不以為意，通過聯姻、互市等方法逐一拉攏。身為蒙古大汗的察哈爾林丹汗，開始擔憂努爾哈赤對漠南蒙古的滲透，發兵征討科爾沁和內喀爾喀，但這反而促使它們成為最早與后金/滿洲聯合的蒙古部族?？茽柷哂绕涑蔀闈M蒙聯盟的典范，對清帝國的創建和維護出力極大。著名的孝莊皇后，以及第二次鴉片戰爭時在大沽口重創英法聯軍的僧格林沁，都出自科爾沁部。努爾哈赤的年號“天命”，就是一種跨文化的政治目標，因為“天”在滿、蒙、漢文化中，都代表著政權合法性的最高來源，可謂三者的最大公約數。

努爾哈赤去世時，其政權所轄，已是一個多元族群的國家。遼東有大量漢人從事農業生產，經過早期擄掠和招撫，這里的漢人日益增多，總數甚至超過了女真。隨著蒙古部族加入，蒙古人的比重也在增大。此外還有為數不少的朝鮮俘虜，在薩爾滸之戰后被吸納進來。人口、土地增加，利益分化也越來越明顯。

皇太極面對的，就是一個內部矛盾錯綜錯雜、對立日益尖銳的國家。他一面繼續發展努爾哈赤創制的八旗制度，在滿洲八旗之外，分設蒙古八旗和漢軍八旗，讓各族群都有人口納入旗制。一方面因俗而治，以漢治漢、以蒙治蒙；另一方面對女真族人，他強化汗權，并以國語騎射來塑造認同。1635年，他正式命令，以“滿洲”作為女真諸部的統稱，把過去分裂的部落國家聚攏到一個新的名稱之下。尤其區別于努爾哈赤的是，他結束對漢人的苛政，保護漢民，重用漢官，以明朝為參照來建立、完善政府架構和法律制度，并開科取士招攬人才。經過這一番“天聰新政”，滿洲政權的軍事實力、生產能力、政治能力都大大增強，勢力在長城以北不斷鞏固。在滿漢大臣的不斷諫言下，入主中原也提到了議事日程上。

明初中原政權之所以能夠取得對北元的勝利，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它建立了和朝鮮半島、女真，甚至是部分蒙古部族的聯盟。到了滿洲崛起之時，皇太極的戰略選擇也是如此。他曾言“取北京如伐大樹，先從兩邊砍，則大樹自仆”。地緣上看，中原的“兩邊”，正是察哈爾蒙古和朝鮮。1627年和1636年，皇太極兩攻朝鮮，最終斬斷朝鮮與明朝的同盟，并且強迫朝鮮派兵參與攻明。經過多年征戰，皇太極終于在1634年徹底打敗林丹汗，征服了察哈爾在內的整個漠南蒙古。

不過皇太極最大的成就，還不僅是奠定了一個多元帝國的軍事和政治基礎，而是締造了其多元一統的意識形態。清代文獻皆記錄，在征服察哈爾后，林丹汗的妻子奉上標榜政治正統性的“傳國玉璽”（后來證明是偽造的）。這個消息大大神化了皇太極的地位，也直接導引出各部族大臣的勸進。1636年，他接受“博格達?徹臣汗”之號，名義上成了蒙古人的大汗，成吉思汗的繼承者。這標志著數百年來只能由蒙古黃金家族（相當于是成吉思汗的后裔）承續大汗之制的終結，此后蒙古大汗皆為清帝。緊接著，他把國號改為“大清”，不再將這個國家說成是女真金朝的延續。特別有意味的是，在百官勸進皇太極受尊號時，由多爾袞代表滿洲、科爾沁的土謝圖濟農巴札禮代表蒙古、都元帥孔有德代表漢人，分別跪獻表文，顯示著這個新的最高統治者統合了滿洲汗、蒙古大汗和中原皇帝這三個角色。

就滿洲政權而言，迫使朝鮮臣服，本初是明清之戰中的戰略行為，但隨著政治形勢的變化，這種臣屬關系的建立很快就有了軍事征服之外的含義。根據史學博士王元崇最近的研究，清通過與朝鮮建立的宗藩關系，在入關的前幾年就已經在逐步塑造自己的“中國”認同。而入關后，清韓宗藩關系更成為此后清朝和其他屬國建立名分的模板，也成為清代宗藩制度中最為典型和牢固的雙邊關系。

皇太極雖然沒有活到清軍入關的那天，更未能預見此后一統漠西和漠北蒙古，但他的“天下”布局，在生前已經基本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