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日，草嬰先生以93歲高齡過世了。加上秋天過世的徐和瑾先生，世上又少了一位“我們從小看到大”的翻譯家。這些已逝的名字，包括但不限于傅雷先生、汝龍先生、查良錚先生、王道乾先生、管震湖先生、李丹與方與伉儷……

然后我們發現，我們熟悉的諸位先生，也都老了。包括76歲的鄭克魯先生（我初讀《基督山伯爵》是他的版本）、72歲的郭宏安先生（大家都愛他的加繆和司湯達）、85歲的李文俊先生（他那套不朽的福克納）、73歲的周克希先生。

是的，他們都老了。

草嬰先生的談論里，有些細節很有趣。

比如：他老人家讀原文，看十遍以上，吃透后才翻譯。這個思路，馬爾克斯在談論他《百年孤獨》英譯本那位英國先生時，很是喜歡。

比如：他老人家會把譯文從頭到底朗讀一遍，不順口的地方再修改。這個思路，很像福樓拜寫《包法利夫人》時的做法：每天朗讀。王小波在《我的師承》里也說過類似的話：文章是用來讀、用來聽的。

比如：為了保證質量，他老人家每天只翻譯一千字。不難理解：要如此細致周到的翻譯，確實每天也只有一千字。蘿卜快了不洗泥啊。

所以，他老人家的四百萬字譯本，是一千、一千、一千，慢慢累積而成的。并且，“我所了解的翻譯家每天的翻譯量都差不多這個量。”

實際上，那一代人，許多都如此。

草嬰先生開始翻托爾斯泰，是在20世紀70年代末，那時已在花甲前后了。李丹、方于先生在20世紀60年代最艱難時，依然在翻《悲慘世界》。王道乾先生翻杜拉斯《情人》時年過花甲了，所以王小波所謂“無限蒼涼盡在其中”。

傅雷先生就羅曼-羅蘭的《貝多芬傳》，20世紀30年代動過手，十年后又磨過一遭，再過十年，又提煉修改了一遍，言談之間，還有些惶然。到了20世紀50年代末，傅雷先生寫信給人時，還自悔沒有翻譯得更好，歸咎自己的問題：

“終究還是讀書少。”

稍微了解過傅雷先生學養的人（除了他的譯作，我也推薦讀一下他的藝術論述、音樂論述，尤其是給《貝多芬傳》配的私人貝多芬全作品賞析），都能明白：他覺得自己讀書少這句話，多么振聾發聵。

而這是那一代翻譯家的自覺。

那一代的大師們還有個特色，即，有一種責任感。半個世紀前，王小波最推崇的兩位翻譯家之一，查良錚（也就是穆旦）先生如是說：

“有時逐字‘準確’的翻譯的結果并不準確。……譯詩不僅要注意意思，而且要把旋律和風格表現出來……要緊的，是把原詩的主要實質傳達出來。……為了保留主要的東西，在細節上就可以自由些。這里要求大膽。……譯者不是八哥兒；好的譯詩中，應該是既看得見原詩人的風格，也看得出譯者的特點。”

傅雷先生抱持類似的意思：“理想的翻譯，應當是想象作者用另一種語言，將此書再寫一遍。”

所以翻譯是無止境的活兒。眾所周知，音韻與節奏是無法翻譯的。比如愛倫坡的詩《致海倫》中，兩句：To the glory that was Greece,

And the grandeur that was Rome.

翻譯出來：榮耀即希臘，宏大即羅馬。

但懂得英文的自然明白，這句子里面glory與Greece、grandeur與Rome之間，有好聽的音韻對仗，然而這是無法翻譯的：懂英文的自然懂了，不懂的便是沒法子。

與此同時，背景知識也無法翻譯。博爾赫斯的名小說《小徑分岔的花園》，里面的主角是個中國人，他的祖先寫了一個迷宮般的，比《紅樓夢》還龐大的小說。妙在那位中國主角的名字叫做Yu Tsun，讀作雨村。作為一個中國人，自然能敏銳感覺到，這里是在開《紅樓夢》里賈雨村的玩笑，但跟沒讀過《紅樓夢》的人，這個細節可怎么解釋呢？

至于詩歌，更是要命了。許多時候，只好怪祖宗造字，沒造好適配的詞。與原詩珠聯璧合、意韻皆襯的翻譯，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了。翻譯家們的痛苦在于：他們都學養豐厚，對原文語言和母語越是熟悉，對原作者越是崇敬，翻譯時的惶惑感愈重。因為，語感敏銳，便自然清楚譯文與原文恢恢乎其間的細微區別，而許多時候，這些縫隙不是單純的煉字可以彌補。

王小波《我的師承》認為，了不起的譯詩者們給出的，是最好的文體和語言。確切地說，是再造了文體和語言，確實如此。或者說，只要翻譯，絕大多數時候，是沒法完美的。所以翻譯永遠只是在“無限逼近完美”中行進。而越是鐘愛原作者的譯者，越會緊張，怕無法還原。

所以，偉大著作的翻譯總是很慢、很細、很累人。因為上一代了不起的翻譯家，更多本身是出色的文人學人，只是湊巧翻譯了作品而已——例如蕭乾先生、楊絳先生、傅雷先生，等等。

如是，了不起的譯本既是如此艱難，就有個問題了：慢工出細活，可是怎么活呢？須知，草嬰先生翻譯他那數百萬字托爾斯泰期間，是個自由職業者，沒有單位，就靠稿費生活。一天一千字的進度？

三年前，《北京晨報》問過鄭克魯先生：當時翻譯一本書大概能賺多少錢？鄭克魯的回答很灑脫，原話：

“當年比今天還是高多了，千字7元錢，一個中篇能賺420元，相當于半年多的工資，所以大家都愛干，相對價值比今天要高100多倍吧，其實這比當初還算低的，我聽說，水夫先生當年翻譯《青年近衛軍》時，用稿費在北京買了一座四合院，放在現在，普通人恐怕幾輩子也買不起。”

但那是過去的事了。您知道：到了21世紀，李文俊先生翻譯的全本福克納，千字60元。所以兩年前，他得到千字百元的稿費時，還對媒體說這是“照顧我們這些老翻譯者”。

這就是翻譯家先生們的生活了。

他們中許多人做翻譯這事，是秉持著愛與情懷（那時候，“情懷”這個詞還沒被糟踐成現在這樣），許多翻譯家伉儷，比如李丹、方于二位，可以翻譯一本書長達半個世紀。心血錘凝，而成杰構，中間還要經過許多莫名其妙的摧折（李丹先生故于1977年，身體是此前十年里弄壞的）。而到了這一代，他們的譯本惠及天下，自己卻并沒得到太多相應的好處；到了2015年，翻譯的價碼，大致已經到了讓譯者無法維持尊嚴生活的境地。

所以早年，草嬰先生聽說上海要將“翻譯家協會”改成“翻譯工作者協會”時，甚為不滿。聽起來很有些書生氣，但我確實理解，也衷心贊同這一點。對那些嘔心瀝血的先生們而言，他們付出太多而所得甚微，卻怡然自得者，也就是這點尊嚴和情懷。老先生們要的，也許不過就是“別把我們當個普通工匠使喚”，而已。

謹此向翻譯家，尤其是諸位在暗夜中傳火，為世界照亮某些角落的老翻譯家們，表達我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