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倪萍主持尋親節目《等著我》。這是其時隔十年后再次回央視主持。這檔在央視一套周二檔播出的節目，平均收視率2.05。曾在城市網收視率中，僅輸給《跑男2》。

一檔模式簡單，成本較低，缺乏大牌明星的周間檔節目，收視率能高成這樣，的確出乎意料。

但是，比起電視上的高收視率，網絡上的部分網友似乎不買賬。特別是一些“情與法”的界定，在倪萍那，依舊是煽情大于一切，引發不少爭議。

《等著我》主創請倪萍主持的初衷，就是想煽情。

【出山】

倪萍在2004年辭去央視主持人職務，轉入中國電視劇制作中心。十年后再次主持央視的節目，用圈內行話說，叫“復出”。但是，倪萍談到此事時，稱是“出山”。

主持《等著我》，倪萍自曝本來是先“替”幾期。“說比較適合我主持，煽情嘛。我說我現在基本不煽情了。”雖有推脫，最后還是來了。結果節目播了一年半，其還在“替”。

這是檔擁有什么魔力的節目，一定要跟倪萍深度捆綁？

《等著我》模式，源于俄羅斯，名字也叫《等著我》，是一個跨國尋親的大型節目。播出后，反響很好。中國版的《等著我》，“等”是隱性的，“找”是顯性。在我看來，其模式是這樣：找人→找到或沒找到→感動或悲傷→繼續下一輪找人……

具象一點，一期節目的環節大概如此——倪萍端坐沙發開場，然后委托人講理由，再然后是開門，看要找的人是否出現。團圓，是占大多數的。然后，委托者、被找者與倪萍聊天，離場。再接著，下一個委托者上場講理由……如此循環。整期節目，就是幾個尋親的故事串起來。

節目模式雖然簡單，但每一個活生生的人，是最大的劇情。美好的事情，突然破碎，節目組充當拼接碎片者，結局不管是好還是壞，時空變遷里的細微差異，讓觀眾很容易有代入感。節目把找人的邏輯線，充分爆發在那短短十幾分鐘內，這種裂變效果是驚人的。

節目的看點——門打開。

制作上，節目是最簡單的棚內操作。兩張沙發，一條大道，兩邊坐觀眾。中間設置一個iPad做按鈕，正對一扇門。每次紅大門打開，要找的人能否出現，都是節目的高潮。

嘉賓上，大牌明星少。除了倪萍、舒冬是主持人外，其他嘉賓要么是公安部打拐辦的，要么是慈善代表。趙忠祥、郁鈞劍、濮存昕，算是最大的咖了。這些人在節目上，發揮的功能大多是旁觀，最多是被拍拍表情，或是驚訝或是落淚，很少說話。

劇情上，主持人采訪、嘉賓講述是占最大篇幅的。提出委托需求，主人公平靜講述故事，主持人與嘉賓靜靜傾聽，然后等大門打開。如果有未盡之元素補充，會通過外采的方式進行展示。前瞻或者回溯的外景，算是調劑氣氛的最好操作了。

至于剪輯包裝等，基本都是很老土的方式，沒什么好提的。

“來，弟弟，別哭了。我們今天運氣應該還可以，說不一定你哥哥就找到了……”“來來來，小伙子，把你媽媽牽過來……”“姐姐，坐，我們聊聊……”這個調調，是倪萍展示最多的。如教父般坐定，迎來送往。

倪萍訪問來賓。

尋親節目，情感的宣泄在電視載體上放大后，能引發很多人共鳴。從收視率來看，《等著我》的全國收視率很高，也就是說——很多二三線城市乃至農村觀眾最喜歡看。但是，網絡上的一些用戶卻不這么認為。在有人提出“父母皆禍害”的當下，以往大多數時候憋著的畸形情感，現在終于可以有渠道公開傾訴了。

直白點說——尋親尋親，有些東西是你的，你可以找回來；但是，有些東西本不是你的，你要去找回來，就很怪。

說兩個案例吧，在網絡上爭議很大：

“節目組幫助一個叫雷飛飛的男孩尋找母親。原來，媽媽在他兩歲的時候就離開了家，爸爸在他十三歲的時候得癌癥過世了。他小小年紀要上街乞討來安葬父親。就在觀眾紛紛同情雷飛飛，議論為什么媽媽離開他之時，故事竟然有了神一般的轉折。節目組找到了雷飛飛的母親，卻發現她是被拐賣給雷飛飛的父親的，而其在被拐賣之前，已經有了家庭和孩子，因而她拒絕到現場見雷飛飛。”

孩子確實可憐，但對造成這一悲劇的源頭——拐賣婦女，該節目太輕描淡寫了。在寫這篇文章前，我采訪過節目中的一個明星嘉賓，問其是否有考慮過案例中的違法行為。截至發稿，他并沒有回答我。

“因不堪忍受丈夫的家暴，妻子離家出走。丈夫來節目尋找妻子。節目中，只有幾歲的孩子十分可憐，而丈夫也是痛哭流涕，希望老婆回家。但是，其言語中，對于他自己的家暴行為并沒有清醒認識，只是說自己喝了酒以后打了老婆，老婆才跑的。節目現場父子哭成一團，主持人倪萍在鏡頭前勸這位離家出走的婦女：孩子想你了，你走多遠孩子都扯著你。然后節目組就在屏幕上放出了這名女子的照片。”

請節目組搞搞清楚，這位逃跑的婦女是家暴受害者！施暴者拉著孩子哭一哭就能博取同情，免于應受的懲罰，節目組是在助紂為虐嗎？

還有，為了煽情而故意設置的一些情節，也有網友表示看不下去。 “主持人倪萍把梁家父母請到臺上來，兩人介紹23年來尋找女兒梁倩的艱辛道路。到了節目高潮，就是大門開啟出結果時，梁家夫妻眼巴巴看著大門慢慢開啟，出來的卻是一位男主持和一位警官。按照節目慣例，我們都會認為這是尋親失敗。此時，梁家大嬸坐著直哭，梁大叔不停捶打胸膛，十分悲傷。沒想到的是，男主持人舒冬卻走過來抱著梁大叔說，有好消息，女兒找到了。”

有網友罵節目組冷血，不應該為了煽情而讓梁家父母在全國觀眾面前失態。

找到親人后的擁抱落淚。

【煽情】

于《等著我》來講，煽情是有兩面性的。

尋人節目能收視率那么高，倪萍的催淚，功不可沒。

比起朱軍在《藝術人生》催淚被罵、敬一丹在《感動中國》煽情被網友批評，倪萍在這些方面，讓觀眾接受起來是有天然優勢的。很簡單，她的年紀與經歷擺在那。

倪萍小時候，父母就離異了。兩歲不到的她，跟姥姥生活。從一些媒體的轉述中可見，倪萍的姥姥是典型的中國農村婦女——小兒子26歲那年為了救戰友而犧牲，她姥姥說，“當兵的就是這個命，國家使完了咱再使。”

“姥姥說，人生下來就得受苦，別埋怨。”“我從來沒跟我媽媽擁抱過。”能吃苦，內心堅強，才有了后來大大咧咧的倪萍。就連趙忠祥都說，倪萍是“很有傳統孝道的這么一個孩子”。而倪萍成名后，雖然事業有成，但感情生活也頗為坎坷。

由這樣吃過苦、現在也不太注重保養的人來當知心大姐，比較令人信服。

趙忠祥談倪萍。

而煽情在倪萍的主持生涯中，早已成了標簽。1994年奧運冠軍王軍霞上春晚，按規定倪萍得再說一段“祖國為你驕傲，你是祖國的好兒女”，可話就是哽咽在喉。“她給我看了她的腳，10個腳指甲蓋全都沒有了，全是紅肉疙瘩。”這種“落到實處”的煽情，比起老生常談的“過家門而不入”“沒趕上父親/母親的最后一面”，觀眾更為受用。

把倪萍的煽情形象推向極致的，是其扮演的各種“苦難母親”：一會是下崗母親，一會是智障兒童的母親，一會又是在地震中失去孩子的母親……

倪萍在《大太陽》中扮演母親。這類角色，她演過很多。

《等著我》的目標受眾，基本都是一邊看電視一邊抹眼淚的大媽們。看別人受虐，看別人過得很慘，再反觀自己的生活，對比之下會覺得比較幸福。還別說，這種觀眾心理，是永遠有市場的。

當然，煽情過度后的另一面，就是被人詬病。前面說的梁家父母哭得死去活來的案例，是有人受不了的。前面說的公布家暴婦女信息，雖然能把故事推向極致，但一些法律問題還是要顧及。央視之平臺，有很強的標桿效應。從節目一個個案例就可以看出，很多尋親案例，大多是因為被拐賣等違法犯罪行為造成的。在此背景之下，我認為，普法權重甚至要高于尋親。

比如這樣的情況，觀眾是樂見的——一個少年上節目找妹妹，他是被賭徒父親賣了，找妹妹的動機，是擔心她也被賣了。大門打開后，妹妹與媽媽都來了。家人團聚，感人。對于父親的行為，公安部打拐辦負責人現場表示，已經觸犯刑法了，將追究此事。

最后說一句，煽情成為《等著我》的標簽后，還有一個很現實的問題——這活，只有倪萍能干了。換誰，都很難達到她的效果。風格調整還是不調整？主持人換還是不換？如果該節目想長久做下去，都是急需考慮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