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遺憾，叫做“A先生實在很了不起，可惜遇到了同時代的B先生……”

比如說：終唐一世，徐世績可稱第二名將，唯一壓過他的，有且只有與他同時代的李靖，李衛公。

比如說：南宋一朝名將，幾無可與韓世忠媲美者，除了比他年輕、比他悲壯、可是恰好與他同時代卻遠比他更有名的岳飛。

網球迷們則會慨嘆：費德勒十七個大滿貫史上無對，納達爾現在的大滿貫是歷史第二的十四個平桑普拉斯。如果沒有費德勒，納達爾可能已經是天下大滿貫第一多的人了；反過來，如果沒有納達爾，費德勒的大滿貫數字更加要甩開歷史上其他人許多個。

類似的絕代雙驕論，C羅的球迷會感嘆：如果世上沒有梅西，C羅將擁有六尊金球獎；當然，沒有C羅，梅西現在的金球獎也有七座了。至于1970年代克魯伊夫和貝肯鮑爾互相揉搓，也是你來我往，更不消說。

每次遇到類似事兒，我們總得感嘆：生不逢時，可惜可惜……就像漢文帝對李廣說的：可惜您主要是和平年代，沒遇到漢高祖那時候，要不然，萬戶侯何足道哉。

——當然事實是，李廣后來也遇到時候了：漢武帝征伐匈奴，李廣也出過風頭。然而亂世一到，李廣也沒有獨自出風頭。確切說，那個時代，更多是屬于衛青和霍去病們的。

所以，“既生瑜何生亮”，其實還有一個解釋：“時代給了天才們舞臺，所以天才們在一個沒有土壤的時代便出不來，趕上一個有土壤的時代，便擠著出來了。”

比如，岳飛與韓世忠、李靖與徐世績分別擠在南宋初與唐初出現，理由？嗯，亂世嘛，軍人容易出頭。李廣與衛青、霍去病，亦是同理。就像德國人當年說，法國大革命那個亂乎勁，“哪怕沒有拿破侖·波拿巴出世，也會有另一個人類似的人跳出來”。

實際上，任何一個領域的大宗師，通常都是趕著一個繁盛的時代，成群結隊出來的。偶爾有天才孤星般閃過，但大多數時候，大師們是金字塔的尖，下面的基礎厚著呢。

比如，古希臘蘇格拉底、亞里士多德、柏拉圖哲學三杰名震天下，而他們三位腳下，是巴門尼德、阿那克西曼德、畢達哥拉斯、色諾芬尼、芝諾等等大師們的成就。

比如，文藝復興三杰達·芬奇、拉斐爾和米開朗基羅，而他們身后，是當時意大利成群結隊的大師：布拉克曼、姜博洛尼亞、切里尼、韋羅吉奧、吉蘭達約、佩魯濟諾等等等等。

比如，中國四大名著，眾所周知，《西游記》、《三國演義》、《水滸傳》三部，是明朝出來的。可這三部可不是憑空而來：明朝小說除了這三部，還有三言二拍、《三遂平妖傳》、《金瓶梅》、《封神演義》、《東渡記》、《西洋記》這樣的土壤襯著呢。

比如，迪奧作為時裝大師走紅的時代，前有巴倫西亞加，后有費羅、華倫天奴和紀梵希，幾乎都是同一代人：那正是二戰之后，全世界都愿意為了時裝掏錢的時候啊。

比如，倫勃朗是荷蘭繪畫史第一人，但荷蘭另兩位最大師哈爾斯和維米爾，也就和倫勃朗死得腳前腳后，差那么幾年而已。因為整個17世紀，就是荷蘭經濟與藝術的黃金時代。市民有買風俗畫的需求，畫家也愿意從事，土壤就這么種下了。

事實是，大多數的盛世，都有積累極厚的土壤。比如美國的籃球發達，比如法國的時尚業兇猛，比如德國和奧地利在18-19世紀的古典音樂遍地是大師，都不是因為一兩個大師出來，而是其豐厚土壤培養了大師。拉美文學并不是因為馬爾克斯、略薩等少數幾位大師出現而繁盛的，反過來，是因為有了文學氛圍，有了阿斯圖里亞斯，有了魯爾福，有了科塔薩爾，有了博爾赫斯這些非凡的前輩們，才能讓拉美文學騰飛。到時候出其他大師，自然水到渠成。

尾田榮一郎說起過，他開始連載《海賊王》幾年后，有了名氣，回老家熊本的某個漫畫店。店主看看他，說尾田是“老夫見過的熊本第二有名的漫畫家了”。

——尾田問：熊本第一是誰？

——噢，就是井上雄彥啊！（嗯，井上讀的熊本大學，當時已經結束他不朽的《SLAM DUNK》，開始畫《浪客行》了。）

——事實是，熊本并不只他們二位漫畫大師，譬如吉崎観音、松森正這些，都是熊本人。連漫畫也是如此：當這個地方的土壤足夠繁盛之后，大師便會一茬一茬地出，然后互相競爭。怎么能就這樣繁盛，就這樣殘忍。

比起“期待著挖掘出下一個天才來做榜樣，好振興XXX”的做法，扎實地培養土壤，從頭做起，才是正確的繁盛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