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7日，《不折之鷹：二戰中的波蘭和波蘭人》首發式在北京波蘭大使館舉行，本書即將由中國青年出版社于2015年11月出版。波蘭駐華大使林譽平、波蘭政治學研究院副院長特賓卡·雅切克教授、波蘭歷史博物館烏卡什·亞希納博士、北京外國語大學歐洲語言文化學院院長趙剛、青年歷史學者劉怡、《戰爭史研究》主編閻京生作為嘉賓出席了活動，并就波蘭和波蘭人的二戰史進行了討論。

英國歷史學家哈莉克·科漢斯基的《不折之鷹》是一本極為有趣的歷史書，它全面地展示了二戰中波蘭人的命運。這本書講述了被占領期間波蘭人民的生活和抗爭，介紹了在海外成立的一支支波蘭軍隊以及他們在世界各地的戰斗，還展現了許多鮮為人知的史實，如戰爭勝利之后流亡海外的波蘭人為獲得國家獨立主權所進行的奮斗，成千上萬波蘭人在蘇聯的壓迫之下被關押、囚禁在古拉格集中營。

波蘭的二戰史為什么特殊？

波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特殊地位首先表現在它是唯一一個被軸心國和盟軍雙方都侵略過的國家。“波蘭所經歷的二戰與其他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同。波蘭從戰爭打響的第一天開始，直到戰爭結束的最后一天，都被外國軍隊占領。”波蘭駐華大使林譽平說。

1939年9月1日，德國以“閃電戰”突襲波蘭，侵占波蘭大部分領土。9月17日，蘇聯又占領了波蘭東部，這樣波蘭就遭到兩個鄰國的共同瓜分。1941年6月德國進攻蘇聯，并于當月占領了戰前波蘭的完整領土。德國的占領一直持續到1944年初蘇聯軍隊跨過戰前的波蘇邊界為止。

1944年7月，蘇聯軍隊穿過了作為波蘭與蘇聯新的邊界線的西布格河，波蘭隨即在當年余下的日子里再次被蘇聯人和德國人共同占領。直到1945年1-2月期間，整個波蘭才被徹底解放，然而這并不意味著真正的解放，它隨即又被蘇聯占領，由蘇聯支持的臨時政府統治。

1945年5月歐洲戰場結束時，波蘭沒有一個被英、美、蘇三巨頭承認的政府，其國界也沒有劃定。隨后的國際協商和國內不公正選舉導致波蘭國境線向西縮減了約200公里。就這樣，波蘭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它一再被當作犧牲品而遭遇蹂躪。戰爭結束時，波蘭共失去了1/5的人口，45%的國家財產，可謂付出了慘重的犧牲。

面對被占領的命運，波蘭人并沒有屈服，那些逃往海外的波蘭人在世界各個角落進行著抵抗運動，在法國、英國、荷蘭、比利時、挪威、意大利、非洲、中東，都能看到波蘭人的身影。甚至在中國，也有美國“飛虎隊”最出色的波蘭飛行員——維托爾·烏爾班諾維茨（Witold Urbanowicz）與中國人民并肩作戰。

然而長久以來，波蘭的二戰史和波蘭人民在此期間的遭遇卻鮮為人知。至今，還沒有波蘭二戰史的完整研究，而是將其分割成數個部分。例如，德國和蘇聯都有它們各自統治下的波蘭歷史研究，但卻沒有整體研究的視角。

中國人對于波蘭二戰史的誤解

從任何單一方面看待波蘭二戰史，一定會帶來種種誤解。其中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講述在1939年9月英勇的波蘭騎兵用長矛沖向德軍坦克的故事。通常的說法是，當時波軍某騎兵旅突圍時，由于不了解坦克性能，就對德軍坦克發起殊死進攻。后來這個“長矛戰坦克”的故事廣為流傳，甚至有些嚴肅的歷史紀錄片也采納了這種說法。1959年，由著名波蘭導演安杰依·瓦伊達（Andrzej Wajda）拍攝的反映騎兵生活的電影《羅特納》（Lotna），更對這個故事的傳播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然而真實的情況是，波蘭騎兵在驅趕德國步兵時，正巧遭遇了德軍坦克。“戰斗結束后，德軍帶兩名意大利記者參觀戰場上的波蘭騎兵和戰馬尸體，正好旁邊有后來趕到的坦克，于是意大利記者寫了‘騎兵向坦克沖鋒’的報道，這個神話就這么傳開了。”閻京生介紹說。

閻京生作為世界戰爭史的資深研究者，也曾在新浪微博上對這則神話作過說明和澄清。另外，2010年“卡廷事件”70周年的時候，他還在自己主編的《戰爭史研究》上發表過一篇7萬字左右的長文，為中國讀者介紹這起事件的原因、詳細經過和悲劇性的后果。

“我注意到大多數中國人對波蘭二戰史的了解還是不夠的，好多人都不知道波蘭人在戰場上的貢獻，比如1940年為了守護英倫三島，英國皇家空軍中的波蘭飛行員在不列顛空戰中與德國空軍作戰。還有1944年盟軍在卡西諾山，這也是波蘭部隊一次非常著名的戰役。”閻京生說。

從地理位置上看，波蘭是歐洲面對俄國的第一道防線，但由于如今中國與俄羅斯結成戰略伙伴關系，所以每當波蘭和俄羅斯關系不好時，網上就會出現一些中傷詆毀波蘭的謠言段子。閻京生認為中國人對波蘭二戰史的了解是被一層“迷霧”籠罩著，所以他在文章中和互聯網上，對其中一些說法進行反駁和澄清。

“比如，有一種說法是，1919年巴黎和會時，波蘭支持日本占領中國的山東半島。還有，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波蘭在國際聯盟上支持日本的軍事行動。但實際上我們如果仔細研究史料的話，就會發現這些謠言都是不符史實的。還有，比如1940年蘇聯屠殺波蘭人的卡廷事件，網上有些親蘇派就說這是波蘭1921年在波蘇戰爭中殺害蘇聯戰俘的后果，而實際上這件事也是歷史上不存在的。”

波蘭人破譯恩尼格瑪密碼

談起二戰中波蘭對于盟軍的貢獻，除了在戰場上以外，多位嘉賓都提及二戰開始前，波蘭就為盟軍的最后勝利奠定了基礎，這就是波蘭人為破譯德國恩尼格瑪（Enigma）密碼所做的開創性工作。

2014年，隨著電影《模仿游戲》（The Imitation Game）的上映，被譽為“計算機科學之父”的英國數學家艾倫·圖靈開始受到大眾關注，電影主要講述了圖靈協助盟軍破譯恩尼格瑪密碼，從而扭轉二戰戰局的傳奇經歷。但由于電影把恩尼格瑪的破譯全部歸功于圖靈，這也引發了不小的爭議。

恩尼格瑪密碼機是一種電子系統和機械系統的組合，它看上去像一臺很復雜的打字機，由按鍵、轉子、插接板和導線連接。它能夠形成數目巨大的排列，加密秘鑰可以每天調換。早在1921年，波蘭人就從德國人手中獲得了一臺商用恩尼格瑪密碼機，波茲南數學學院的三個杰出畢業生，馬里安·雷耶夫斯基、杰爾茲·羅佐基和亨里克·佐加爾斯基開始對其原理進行研究并試圖破譯。

當然軍用的恩尼格瑪密碼機要比商業機更為復雜，波蘭人想要破譯它必須接觸實際機器。不過幸運的是，曾在德國國防密碼辦公室工作過的漢斯·蒂洛·施密特，交給了法國情報機關一份密碼機操作手冊，以及一份1932年9月至10月間的按鍵設置說明，法國人隨即將它交給了波蘭。

1932年底，波蘭人已經推導出軍用恩尼格瑪密碼機的內部運作原理。當年圣誕節，雷耶夫斯基成功地破譯了德國國防軍發送的密文。隨后，波蘭AVA通信公司開始復制恩尼格瑪密碼機。1938年底，波蘭人還發明出一臺名為“炸彈”（Bombe）的密碼破譯機，機械化模擬了加密過程，其效率相當于六臺恩尼格瑪密碼機協作。“炸彈”機能在2小時內找出當日密鑰，可以節省幾百人的手工作業。

波蘭人在被德國和蘇聯占領前夕，把“炸彈”交給英國，并在戰時被位于布萊切利園（Bletchley Park）的英國政府代碼及密碼學校繼續開發，這才成就了電影《模仿游戲》中的故事。所以說，沒有波蘭人的前期工作，“圖靈機”的迅速發明也是不可想象的。“西方歷史學者對這種貢獻的評價是‘一位被擊倒的騎士在最后一刻把寶劍交給了他的戰友’。”閻京生說。

改變歐洲政治秩序的華沙起義

青年歷史學者劉怡在活動中也對波蘭人的貢獻做了概括說明：“《不折之鷹》這本書記錄的波蘭軍民在二戰期間的抵抗歷程正是波蘭民族最光輝的篇章之一，在經歷了1939年的慘敗之后，經歷了領土被瓜分、國民被強制遷徙、崗哨和滅絕營遍地矗立、精英階層遭到集體屠殺之后，波蘭人依舊以1944年光芒四射的華沙起義、以暗中掩護和幫助猶太人的同情心、以意大利戰役和市場花園作戰中的表現延續了他們的歷史傳統。”

劉怡認為1944年的華沙起義是一個非常重要和值得關注的的歷史事件，首先因為起義是在惡劣的國際條件下發生的。在起義爆發前，英、美就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對波蘭流亡政府的態度，它們已經流露出可能會接受斯大林的政治安排，將波蘭的命運置于蘇聯的仲裁之下；另外一個情況是，在卡廷慘案的真相被德國人公開之后，斯大林就和波蘭流亡政府斷絕關系，開始扶植由人民黨主持的波蘭共產主義新政權。

因此到1944年夏，波蘭已經形成了兩個政府、兩支軍隊的局面：位于倫敦的波蘭流亡政府控制下的軍隊有在海外作戰的波蘭軍隊，還有在波蘭淪陷區的國內軍和游擊隊。而蘇聯控制下的盧布林新政權，則擁有包括在蘇聯領土上重新組建的波蘭人民軍第1師。但是蘇聯主導、控制下的紅色政權和軍隊卻具有從東線反攻歐洲大陸的便利，這種條件是流亡政府及其軍隊所不具備的。

所以，流亡政府決定在1944年8月在華沙組織起義。“從軍事角度上看，這并不是一個非常有利的決定。因為波蘭的國內軍在很長時期內，把他們的斗爭策略設定為在農村進行游擊戰，如果在城市進行巷戰，他們缺乏攻堅戰要使用的重武器；另外在起義期間，英美盟軍是否會用飛機給在城內的起義軍空投彈藥和補給也沒有最終確定。”

起義爆發后，在至關重要的前兩個星期里，由于缺乏重武器和空投物資補給，波蘭軍并沒有取得預想的效果，這時起義能否成功就取決于從東線向華沙推進的蘇聯紅軍能否伸出援助之手。當然結果是令人遺憾的，華沙城最終遭到了毀滅性的破壞。

劉怡還將華沙起義與1944年8月爆發的巴黎起義做了對比，同樣是由巴黎城內的游擊隊員和抵抗分子發動起義，但由于推進到巴黎城郊的美軍提供了足夠的援助，所以最終盟軍能迫使德國守軍投降，整個巴黎市區也沒有遭到很大的破壞。

相比之下，蘇聯紅軍首先在起義發生的前一個月多中，始終拒絕空投補給的英美飛機在烏克蘭降落，使得起義開始前期只有少量飛機能夠抵達華沙上空投放物資。另外在蘇聯紅軍向維斯瓦河上的橋梁發起進攻時，只有由波蘭人民組成的波蘭人民軍第1師投入了全面進攻，其他紅軍部隊為減少損失，拒絕繼續向前推進，致使起義最終失敗。

劉怡認為蘇聯紅軍的這種表現帶來了兩個后果，“首先是讓一部分中立的，或者說本來不厭惡共產主義的波蘭人對蘇聯產生了抵觸心理，這也就是為什么當二戰結束，倫敦流亡政府與蘇聯扶植下的紅色政權合并后，留在倫敦的一部分流亡政府內閣依然能夠得到幾十萬海外波蘭人承認和擁護的重要原因。其次在華沙起義失敗后，以丘吉爾為代表的西方盟國領導人開始對斯大林勾勒的歐洲版圖有了新的認識，比如丘吉爾在第二年對斯大林提出的‘百分比協議’，要求英美盟國在巴爾干半島和東南歐分割勢力范圍。可以說如果沒有華沙起義引起的英美盟國的警覺，也許后來形成的‘鐵幕’會繼續在西方和南方擴展，把更多的歐洲國家容納進來。”

“華沙這座城市兩次改變了歐洲秩序，1921年華沙之戰的成功，使得蘇聯輸出革命的態勢被遏制在了波蘭以東，而1944年這次失敗的起義則引起了英美盟國的警覺，最終使得‘鐵幕’僅僅停留在東南歐的位置，而沒有使整個歐洲成為蘇聯的俘虜。”劉怡總結說。

中波人民相似的歷史命運

這次參加活動的兩位波蘭教授都是第一次來到中國。波蘭政治學研究院副院長特賓卡·雅切克教授高度評價了《不折之鷹》這本波蘭二戰史著作的出版，認為它既注重細節，又有概括性的全局視角。

“希望我們從這本書開始，為中國讀者開始介紹波蘭的歷史。我們特別希望兩個國家相互了解是一個雙向的過程，十分可惜的是，普通波蘭人對中國的了解還是比較有限的，我們希望在波蘭市場上出版有關中國歷史的書籍。我們歐洲人提到二戰總是想到歐洲戰場，很少會想到在亞洲發生的事情，但我們非常希望了解這段歷史，比如我就正在學習‘南京’如何發音。我相信通過學習歷史，可以吸取教訓，創造更好的未來。”波蘭歷史博物館烏卡什·亞希納博士說。

“作為中國人，我們尤其容易理解波蘭人的民族感情和抵抗精神，因為近代中國也曾經被侵略的陰影所籠罩，也是在抵抗外敵入侵的過程中經歷了整個民族的淬煉和重生。中國國歌的第一句是‘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波蘭國歌的第一句是‘只要我們一息尚存，波蘭就不會滅亡’，中國國歌以‘前進，前進’結尾，波蘭國歌在結尾處同樣高唱‘前進，前進，東布羅夫斯基’。這種用語上的高度一致性，就承載了中波兩國共通的歷史記憶——只有勇敢才能有自由，只有自由才能有幸福。”劉怡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