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講座系三聯書店“書店里的大學公開課”系列講座之一，由白謙慎講“從傅山到吳大澂（共三講）”。

本講以晚清官員吳大澂及其友人的日記和信札為基本史料，對晚清官員日常生活中的書法活動做一初步的研究。涉及的問題有日課、應酬書法的主要形式和數量、人口增加對應酬書法的影響以及提高書寫效率的種種策略等。本講還要討論為什么晚清官員不賣自己的作品，以及中國社會中特殊的索書現象。本講主要的關懷是，把對晚清最后一二代政府官員的書法活動的描述和分析，作為觀察處在巨變之中的中國社會精英文化生活的一個重要視點。

澎湃新聞經三聯書店授權發表講座錄音整理稿，三聯書店的微信訂閱號是“三聯書店三聯書情”。

吳大澂，蘇州人，1868年進士，之后做過翰林編修，做過道臺，廣東巡撫，河道總督，湖南巡撫，官做得蠻大，他不像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但他跟這些人都認識，他很仰慕曾國藩，是李鴻章的學生，是張之洞的親家，他一個女兒嫁給張之洞的兒子，一個女兒嫁給袁世凱的大兒子，如果袁世凱的大兒子當上了皇帝，他女兒就是皇后。他還是著名的學者，吳湖帆的祖父。他著名到什么程度？今天研究金石學、文字學的人現在還讀他的書。他也是晚清重要的大書法家，著名的收藏家和非常重要的鑒賞家。

我選擇吳大澂，是希望通過研究吳大澂來觀察中國文人藝術在晚清的狀況。我關心的主要是大約在1850-1900年間，大體上是同治和光緒年間，活躍在晚清政壇上的官員的文化活動。他們生活在和傅山完全不同的時代，西方列強侵入中國，面對的挑戰非常多元。研究過程中發現，晚清留下非常多的史料，可以揭示很多活動的細節。有兩種史料，一是日記，晚清人喜歡寫日記，曾國藩有日記，據說李鴻章也有日記，吳大澂有日記，曾國藩的兒子也寫日記。還有他們的信札，為我們研究當時的文化情況提供了比較多的資料。所以我描述的一些情況不完全是只有晚清獨有，可以追溯到更早。但是在晚清，可以讓我們能夠更細致地了解中國文化的這些特點。

研究吳大澂還有一個原因，在吳大澂去世之后，中國文人的文化逐漸走向終結。吳大澂1902年去世，1905年科舉制度廢除，因此，這也是我們能夠觀察的最后一兩代文人士大夫。

昨天講到，我是研究精英文化的，吳大澂的圈子都是大官，嚴格來講我是研究晚清大官文化的，最小的官員就是他的老師蘇州太守吳云。蘇州是文人文化的重鎮，也是當時最富庶的城市，他是那里起家的。其他的人物都起碼是道臺，相當于今天的地委書記，而且都是最富裕地區的道臺。因為要玩收藏，經濟得發達。進一步研究中，我發現晚清官員要寫很多字，這引起了我的注意。為什么中國人這么喜歡官員寫的字，吳大澂那個時代的生活方式，書法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居然占有那么重要的地位。這都是我的問題。今天我通過演講向大家做一個介紹。

什么是書法？

研究書法史這么久，還要提出這個問題？不要以為這個問題很好回答。吳大澂時代出現了碑學，什么是書法的概念就出現了一些模糊地帶。

昨天我講了《蘭亭序》，我如果說王羲之的《蘭亭序》不是書法，你們馬上把我轟出三聯韜奮書店，但有了碑學，大量無名氏的刻寫也成了書法。

北魏《鄭長猷造像記》，龍門二十品之一。

這是北魏《鄭長猷造像記》，龍門二十品之一。康有為說好得不得了。其實你看它缺胳膊少腿，字寫得很怪異，是當時不被認為是書法家的人寫的，這個前字的立刀就沒有了，刻得怪怪的，歪歪扭扭的，你說它是書法嗎？但今天就被認為是書法，今天的美術全集、書法全集都把它收入進去了。一些在古代不是書法的字跡被包括進了書法，書法的包含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北魏《永平四年造像記》，龍門百品之一。

這是北魏《永平四年造像記》，龍門百品之一。

龍門二十品、一百品，有很好聽的名字，其實這可能就是小和尚隨便刻的。你看，彌勒的“勒”少一橫。但康有為說這個好，“魏碑無不佳者，雖窮鄉兒女造像，而骨血峻宕，拙厚中皆有異態，構字亦緊密非常。”（康有為《廣藝舟雙楫》）人們開始欣賞這個東西。所以書法的審美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也囊括了過去一些很多人們不認為是書法的東西。20世紀情況更復雜，一是有大量出土的文字遺跡。二是我們對藝術特別是書法的態度受到了現代藝術研究的影響。

《令狐歸兒鈔經》

敦煌研究院編的《敦煌書法》把這件也編入進去了，可是你一看內容，是小孩子在練字，你看“一一三三”，都不是完整的文句。這就提出一個問題，是否毛筆寫的都是書法？如果毛筆寫的都是書法，那就遇到問題，有什么不是書法？

或者我們可以換一種方式來問問題：在古代留下的文字遺跡中，什么不是書法？在那些今天被我們當作“書法”的古代文字遺跡中，是不是都是藝術品質高的“作品”？如果寫得不好的古人的字，還算是“書法”嗎？不要以為古人都會寫字，明末清初四大公子之一的冒襄娶了秦淮名妓董小宛，冒襄的字寫得很差，名氣很大，一寫字別人就收藏。

冒襄（1611—1693）行草七言律詩立軸

我為什么提這個問題？因為我發現晚清官員寫很多書法，我就要定義，什么是書法？而且書法具有日常的必要性，這個必要性是繪畫、唱歌、跳舞都不存在的。什么叫日常必要性？打個比方，皇帝死了，朝廷下令全國一百天不許畫畫，這個國家照樣運營；一百天不許唱歌、跳舞，照樣運行。一百天不許寫字，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國家就亂套了，你不能自己背著藥方跑到藥店說大黃、枸杞子云云。加上中國方言多，對方聽不懂，再抓錯藥。寫字在中國是必要性的，可是你一寫，白紙黑字就成了書法？所以我在討論書法的時候有嚴格的定義區分。

傅山的信札和藥方（故宮博物院收藏）

這是傅山的信札和藥方，故宮博物院收藏。藥方里有人參、當歸等等，現在都當書法來收藏。

但是，我在今天演講晚清官員和“書法”時，需要暫時排除一些類型的書寫。今天我要講的書法是比較純粹的書法，古人其實很清楚，他們收藏的時候不用書法這個詞，他用翰墨、墨跡、手札，他講行書卷、草書卷，他不講書法。所以，我下面要討論的，是和今天的藝術創作比較接近的那部分書寫活動，我稱之為“書法活動”。

晚清官員的書法活動

晚清官員在日常生活中要寫很多觀賞性的書法。我討論的墨跡也是主要用來觀賞的“作品”，如對聯和扇面。也就是說有比較明確的創作意識的書寫。讓我們來看看他們寫了多少對聯，寫了多少扇面。為什么寫這么多對聯？為什么寫這么多扇面？

晚清官員日常的書法活動可分為練習、自娛、應酬三種。

有時候這三者也不能完全截然分開。自娛就是自由揮灑，今天高興了寫一篇什么東西，應酬昨天已經講過了，幫別人寫，這是量非常大的一種。我所說的“練習”不是上面說到的令狐歸兒這類的習字。小朋友還不太會寫字，所以練字。我講的官員都是成年人，都是通過了進士的考試，都是很有名的文化人，是已經掌握了熟練的書寫技巧后為把字寫得更好的練習，通常是臨習古代范本。這不是一般的學習，而是再上一層，多少帶有一點藝術方面追求更高造詣的意思。

為什么書法能夠成為中國文人非常重要的藝術愛好？

梁啟超曾經評論書法：第一可以獨樂；第二不擇時不擇地，你要跳舞還要一個比較大的空間；第三費錢不多；第四費時間不多；第五費精神也不多，累的時候也可以寫；第六成功容易，隨時進步，自然隨時快樂（這個是說說而已）。第七，可以讓你集中精力，即“收攝身心。”

在晚清高官日記中記錄自己寫字最多的是曾國藩，但不見得他練得最多，他是記錄得最多。有的人練得很多但不記錄，等會兒我給你們看例子。

曾國藩為自己訂的每日課程的時間表：“每日早起，習寸大字一百，又作應酬字少許；辰后，溫經書，有所知，則載《茶馀偶談》；日中，讀史，亦載《茶馀偶談》；酉刻至亥刻，讀集，亦載《茶馀偶談》；或有所作詩文，則燈后不讀書，但作文可耳。”

曾國藩每天早晨大字寫一百，應酬字少許。他很清楚練字不是應酬字。曾國藩的學生李鴻章事事效仿老師，他也練字。

李鴻章臨《圣教序》1892年

這時，李鴻章是漢族官員里權力最大的，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每天練一篇，一百來字。

李鴻裔是曾國藩最信任的幕僚，他年齡比曾國藩小很多，四川人。你看他的日課，每天讀一經一集，看一史一子，寫漢碑，臨集貼。每天都有讀、看、寫三件事，其中就有寫書法這件事。這都已經是功成名就的人了，可以看到寫字在他的生活中很重要。

李鴻裔日記首頁

曾國藩的兒子曾紀澤，中國駐歐洲的大使，跟父親一樣每天練字，也有日課，而且更為系統。他有時按照篆隸正草的次序臨帖，今天練篆書、明天練隸書、后天練楷書，再后天練草書然后再回來，非常有系統。

還有很多官員，他們也寫日記，但由于臨帖一事在日常生活中太過平常，所以，他們日記中經常不記載。但是他們留下的書跡卻告訴我們，他們經常練字，也有日課。

翁同龢臨張遷碑，1889年

翁同龢是同治皇帝和光緒皇帝的老師。這是在1889年臨張遷碑后寫的跋語，“……臨畢，每日三二頁”，原因是這段時間比較空，“朝廷有嘉禮，近臣得休沐”。近臣就是皇帝身邊的人，嘉禮是光緒皇帝要大婚，大臣放半個月假，放假干什么？臨帖。每天臨兩三頁，臨隸書。

翁同龢臨《衡方碑》，1899年

這是我今年拍的，他的五世孫翁萬戈先生在美國，我每年都去看他，這是1899年臨的衡方碑。

翁同龢臨《爭座位帖》，1902年

這是1902年臨的《爭座位帖》。這些作品在翁同龢的日記中都沒有記載，但我們看到了他留下的作品，所以寫字臨帖是晚清的高官最經常的一件事。

我們再看潘祖蔭，他是很大的官，跟翁同龢一樣，也是蘇州人，是吳大澂的老鄉。他特別喜歡吳大澂寫的篆書，他問吳，“大篆應從何處入手，便中示及，好學之意甚殷”，“吾弟從前作篆，從何入手?若始作篆而即從鐘鼎臨摹，似難措手也。散盤曾臨百本，能臨一本見惠乎?”我也想練，請你告訴我怎么樣來練大篆。

西周重器散氏盤銘文

《散氏盤》在臺北故宮，銘文357字，一般來說不可能一天臨一通，因為大篆相對比較慢，三天臨一通，一百本差不多就臨一年，所以可以看出吳大澂花了多少精力來臨。

吳大澂臨《散氏盤》，1887年除夕

這是吳大澂在1887年除夕臨完的《散氏盤》，現在由蘇州圖書館收藏。近年來我國內拍賣市場非常活躍，出現過好幾通吳大澂臨的《散氏盤》，所以吳大澂也很用工。潘祖蔭問吳大澂該怎么樣臨。

吳大澂說，你應該臨石鼓文比較容易。潘祖蔭給吳大澂寫信說，“臨石鼓文悶極，寫一紙即撕去。俟臨百本后再就正耳。”這些零星的記載告訴我們，晚清官員在臨習古代碑帖日課方面是花了大量的時間。

石鼓文拓片，約刻于公元前5-前4世紀

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除了臨帖，日常的書法活動還包括友朋之間切磋書法和獨自領悟書法。

打個比方，曾國藩有一個朋友何紹基（字子貞，1799-1873）是晚清最有影響的書法家，曾國藩與其見面時，常切磋書法，曾的日記中有記錄， “酒后，與子貞談字。至子貞處，觀渠作字，不能盡會悟，知平日所得者淺也。”他一看何紹基寫的字，覺得自己寫字還不行。

李鴻裔是曾國藩的幕僚，曾國藩寫到：“與眉生論古人作字之法,至燈時散。”可以看出他們對書法是非常嚴肅的態度，翁同龢日記還記有“未出城,臨帖,悟‘戒虛鋒’一語。”“邇來稍悟書法，落筆需曲折并須靈動”，臨習的過程中，不斷反思。

為什么晚清官員要花這么多時間練字？當成為主要的愛好之后，官員之間其實都非常在意自己的書法，在意到什么程度？你們不可以想象，非常挑剔。今天我看有的書法家寫字賣錢，寫完就拿走吧。但真正嚴肅的場合他們非常重視，因為他們知道在他們的群體里懂書法的人非常多，馬虎不得。

我舉個李鴻章的例子。張佩綸是李鴻章的女婿。張佩綸在致友人的書札中，曾專門提到李鴻章為人寫對聯的事：“合肥每年必寫楹聯一二月，藉以消夏。戊子（1888年）后因病中輟，家人以解衣磅薄，出汗過勞勸止。去年九月，因為兄舊居明致書屋榜，乃先君齋名，必欲親書，恐手生荊棘，活腕十余日始書之，因復書楹聯……”

李鴻章是合肥人，因為他名氣大，欠了好多字，集中在每年夏天兩個月，天熱，空閑時沒什么事做，他就寫字。1888年因病停了一段時間，家人不讓他寫了。九月，李鴻章的哥哥因為要改造一個屋子，屋子的宅名原是李鴻章的父親寫的，所以李鴻章決定親自重寫牌匾。但由于生病，已經有相當一段時間沒有寫字，他擔心手生寫不好，練習十幾天自己滿意了才寫。可以想象他們的認真程度，首先自己心里就有一個比較高的檻。

應酬書法的主要形式和數量

從我接觸的材料來看，扇面和對聯是應酬書法中最為流行的形式（晚清人并稱之為“扇對”），其數量遠遠超過條幅、手卷、冊頁。

如果我們查看近年中國大陸主要拍賣公司的拍賣品，剔除那些明顯的偽作，在晚清官員（如曾國藩、左宗棠、郭嵩燾、李鴻章、沈葆楨、翁同龢、吳大澂、張之洞、曾紀澤等）的書法中，數量最多的正是對聯。雖說主要拍賣公司提供的并不是一個完整的統計數字，但是用它和晚清的日記相印證，足以說明對聯是晚清最流行的書法形式。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現象。基本是從清代中期開始。扇面更早，明代中期就開始了。吳大澂寫對聯打在格子里，寫得非常工整。

吳大澂寫的對聯

晚清一些高官書寫對聯的數量遠遠超出了我們的想象。以曾國藩為例，同治三年（1864）三月，曾國藩一共書寫了106副對聯。同治七年（1868）二月，曾國藩共書寫對聯146副。他每個月書寫百馀副對聯是常態，而非偶然。

這些對聯都是送人的，你就可以知道社會的需求量有多大。很正常。

再看翁同龢。同治七年十月，翁同龢護送妻子的棺柩回故里常熟安葬。在常熟，翁同龢寫了很多字。十月初三日“竟日大雨，不能掃墓。為人作楹帖五十馀、扇十馀，手腕欲脫，觀者如堵墻。”一天楹貼五十多個，扇面十多個，起碼六十多，有可能七十多。

曾紀澤日記中關于寫扇對的記載很多。同治十年（1871）十二月十八日：“（早）飯后，……寫八言對聯十七副。（午）飯后……寫八言對聯五副，五言對聯四十副。夜飯后……寫折扇，篆書者一柄，楷書者一柄。”這一天曾紀澤寫了八言對聯22副，五言對聯40副，扇面2張，共64件扇對。如果從午飯后到晚飯前，一共5小時的話，寫了45副對聯，等于一小時9副，7分鐘一副。

所以量很大，一天寫六十幾件，可這還不是最多的。

從目前已知的資料來看，一日內書寫量最大的是何紹基。何紹基在道光十六年（1836）成為進士步入仕途后，求字者絡繹不絕。道光二十四年（1844）四月十一日，何紹基在京師，“寫對聯將百副。”次日，“寫大字對聯七十馀副。”道光二十五年（1845）十月初七日，何紹基在京師，“醉后寫對子至八十馀副，可云暢筆。”咸豐二年（1852）九月初八日，在京師，“寫大字至暮，連夜得對子有一百零七副。”何紹基寫對聯多用行書或行楷書，速度較快，但數量如此之大，也確實令人瞠目結舌。

晚清官員寫扇面也非常多，在數量上幾乎可與對聯匹敵。對聯一般是一個人完成，扇面可以兩個人甚至多個人完成，可以一面書法，一面繪畫。

扇面

這個扇面有五個人的東西，吳大衡、吳大澂、汪鳴鑾等，基本都是做官的。汪鳴鑾是吳大澂的表弟，做到吏部侍郎，相當于中央組織部副部長，他們都是蘇州的。吳大澂的弟弟吳大衡也是進士，你看一個扇面五個人寫。

吳大澂好朋友顧肇熙日記記載：同治五年七月二十五日，“望云來，囑代揮扇，下午為便面十二紙。”

扇子作為驅暑用具，通常在暑期會需求多些。曾紀澤同治十三年（1874）四月和五月日記有寫扇子的記錄較多：四月廿一日，“寫女折扇四體書者二柄。……夜飯后，……寫男折扇四體書者一柄。”廿三日，“寫折扇二柄。……寫宮扇二柄，一錄舊作，極細密，一作四體書。”四月共寫了45柄扇子。五月，共寫52柄扇子。

寫扇子比寫對聯慢，所以數量上相對比對聯少一點。而且扇子寫錯了也比較麻煩。

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有一本書非常好看，叫《中國札記》。中國人習以為常的事情，利瑪竇很好奇。我們很多習俗自己都忘了，他都給記下來。他發現中國人用扇子很多，他說在這里有一種特殊的行業，遠比別處普遍，那就是制扇業，扇子通常是在酷熱季節用來扇風的，各個階級的男性、女性都使用，在大庭廣眾中，如果不帶扇子會被認為缺乏風度。盡管天氣已經使人避風而不是扇風，他們還是帶著扇子。有時候扇子上寫著一些格言甚至是整篇詩詞，扇子作為友誼和尊敬的象征是最經常互相贈送的禮物，在我們的住處有滿滿一箱這類的扇子禮品，都是朋友表示敬意贈送給我們的。我們也拿來送人作為友誼的贈禮，很容易想象在各處從事于制扇業的工匠數目有多少。

你看人人拿著扇子，扇子已經成為道具。西方的肖像畫經常拿著白手套，中國肖像畫是拿如意，否則手不知道如何放，拿扇子也是中國人當時的習慣。我有一個老師叫張充和，大家可能知道，她說她年輕的時候，在蘇州開昆曲的曲會，二三十人每人一把扇子，等于是一個移動的畫展，互相傳看扇子。扇面的需求量為什么這么大？因為一個人可以不只使用一把扇子。

對聯在清初開始流行，清代中期以后，成為最為流行的書法形式。在此之前，扇面應是最為流行的書法形式。比條幅、手卷數量上多得多。

利瑪竇說了，不管季節，冬天也帶扇子。比如，同治十三年（1874）十一月十三日，曾紀澤一天寫了26柄扇子，此時正在冬季。光緒三年（1877）二月二十八日，曾紀澤“夜飯后為靜臣弟寫扇，插泥金字四扇，搭包五色字、泥金字共三十扇。”此時是春季，天還不熱，一晚上寫了三十多把扇子，數量可觀。

對聯、扇面的使用

挽聯、喜聯、各種建筑上用的對聯。光緒皇帝結婚的時候宮廷用對聯，多少大臣都參加書寫，好幾百幅的寫。

但對聯最大的用途還是作為日常生活中的禮品。同治七年（1868）翁同龢護送亡妻和一位兄長的棺木回籍埋葬，一路上各地的地方官派官兵和車船分段相送。對效力的官兵，翁同龢除了付銀兩酬勞外，就是送扇對致謝。如八月十五日：“夜遣兩弁歸，每人十兩、扇對。”九月初四日，“遣鼎營三炮艇歸，各酬二金并扇對。水手每船三千。”

以上說的是私事，其實書法也被用到公事中。

慈安太后于光緒七年（1881）三月去世。翁同龢參與出殯事，對很多人幫他把事辦得很圓滿，翁同龢很感謝，除了銀兩還贈送扇對：“房東劉姓二兩（扇對），茶房二兩，廚房四兩，陳頭兒二兩，張姓二兩（扇對），王姓童子二兩（扇對）。旗牌張聯芳送禮四，二兩（扇對），段把總送物（扇對），李長齡送茸一兩（扇對），恒和廠送菜（扇對），李瑛送菜（扇對兩分）。”不是誰都給扇對，出力多的給扇對。也不是拿扇對抵錢，但你這些扇對加起來就知道有多少了，都是他們自己寫的。

曾國藩在和太平軍作戰時，甚至用自己的書法來犒賞部下。他在日記中寫道：“念各營官去年辛苦異常，無以勞之，思每人給對聯一付，下半日共寫十七對。”

古人講字如其人，他們的統帥給下面的部將寫字更表示之間的親密關系，也是帶有公共性的功能。但是，即使是揮手可就的書法作品，曾國藩也不隨便出手。他的日記有這樣的記載：“營官各賞對一副，其丙辰冬日曾賞對者，此次不賞。”去年給過的今年就不給了。

在京官員特別是高官，還有一項書法應酬，那就是為來京參加科考的舉子們寫字。翁同龢光緒三年四月十二日日記記載：“寫對極多極忙，皆下第將歸之客也。”各省的學政也常常有類似的應酬。

如何提高書寫的效率

當寫字量這么大的時候，就要提高書寫效率，對聯需求這么多，要準備對聯。

我見過有學者講何紹基寫對聯，當場撰當場寫，我覺得不可能，其實大都是事先準備好的。

郭嵩的日記中所載他抄錄的聯語

咸豐十年（1860）三月五日，潘祖蔭（伯寅）向郭嵩燾出示了一冊其祖父、曾任大學士的潘世恩（1769-1854）“手錄聯語，屬書數字”。郭嵩燾題了兩首詩后跋曰：“歲丁未，曾乞文恭公師楹書，十年兵火，舊藏書帖多殘毀散失，而此書獨存。伯寅理卿出吾師手錄聯語一冊，敬題二詩于后。”

吳大澂手錄自己所集大篆聯語一百七十五

吳大澂也曾手錄自己所集大篆聯語一百七十五。第一對：“登泰山而小天下，唯中國有大圣人。”另外還有各種對聯的收集，幫助寫對聯。中國文人寫對聯，律詩里就有對子，八股文里也有對仗句，所以他們寫對聯的工夫很好，但即使這樣，他們也要提前準備好對聯，以備不時之需。

代筆的問題

此外，當官的實在來不及就找人代筆，代筆現象蠻多的。第一就是幕僚代筆，有時候找家里的帳房先生代筆。

對研究書畫的人來說，代筆問題是鑒定時遇到的很大的挑戰，傅山就有兒子和侄子代筆，所以他說“俗物面逼”，傅山憤恨在心里，你得到是真的又怎么樣？給你亂寫。代筆現象最麻煩的地方就是并非全部代筆，而是部分代筆。曾紀澤同治十三年十一月日記記載：“寫三體書四柄，其楷書則皆請錦堂代筆，余僅作篆、隸、草也。”他說寫三體書，其實是四體書，篆書、隸書、草書他自己寫，楷書他找帳房先生幫忙寫，所以鑒定就很困難，只是部分代筆。

還有更有意思的，有一個朋友，找曾紀澤寫十五幅對聯，曾紀澤說太忙。朋友說沒事，我找人給你寫完了，拿過來你題個款。這就叫假字真款，真款真印。

落款的技巧

說到落款，往往正文和落款分開書寫。一些晚清官員在寫對聯時，經常只寫對句，暫不落款，積到一定數量后一起落款，這樣可以避免不斷換筆，效率比較高。落款的時候集中落款，集中蓋圖章。這個也有記載的，曾國藩在日記中記到：“巳刻寫對聯三付，下款十余付，皆送竹屋者。”這里的“下款”亦即落款。寫款多于寫對聯，就證明他把以前沒落款需要落款的都給落了。在曾紀澤的日記中，類似的記載更多，如同治十三（1874）十一月廿八日：“寫對聯二副，屏幅四紙。飯后寫四體書屏四紙，寫對聯款五副。……寫對聯款十五副，寫折扇款十五柄，夜飯后又寫五柄。”他那天專落對聯落款就落了20幅，另外還寫扇面款20個。

為什么不落上下款，這不僅僅是效率的問題，還有稱謂中的禮數問題。中國人經常講稱謂，你要看贈與對象來安排上款稱呼，下款稱呼也要有變化，所以他放在那兒統一落款是有其他考慮。落款也給我們的鑒定帶來了一些困惑。

曾紀澤出使歐洲的時候，當時中國比較窮，他沒什么禮物可以帶，在中國本來就是寫字做禮物，他就帶了自己準備好的扇面、對聯，帶到歐洲去，見到外國朋友就送給別人對聯、扇面。據他光緒七年（1881）四月十一日日記記載：“清撿早歲所書楹聯、屏幅等件，以聯一副、屏四幅，寫款送日本駐俄參贊尾崎三良，且寫一函答之。”

早歲所書楹聯，寫款送日本駐俄參贊。對聯的內容可能是兩年前寫的，落款是兩年后寫的，但都是真字真款。董其昌也有這樣的問題。所以蠻復雜的，我們要了解古人創作的很多情景才能比較準確地做出一個判斷。

對聯為什么這么流行？第一，清代禮學興盛，對聯這種比較對仗的受到歡迎，第二，清代書法有碑學的興起，篆書、隸書、楷書的書寫比較慢，對聯多寫正體字楷書、隸書、篆書，雖然比較慢，但字數少，而且對章法的要求比較容易，所以就效率來講還是對聯高。

墨汁的準備

你們如果沒有寫字的經歷不知道磨墨多困難。我講一個張充和的故事，她喜歡寫小楷，寫得很好。我問她，你怎么不寫大字？她說，沒人給我磨墨。我們一般研究藝術史的人會找很復雜的原因解釋，其實有時候原因很簡單，要寫大字，要磨好長時間的墨。

王鐸有一次臨寫淳化閣帖，三弟王鑨磨墨三日，方竟一卷。

又有一次，靜觀和尚知道王鐸要來崇效寺游覽，提前兩天就磨好了墨，等他來寫字。還有一次，王鐸即席揮毫，磨墨的書童竟至“僵欲倒”。所以磨墨是一個很不容易的事情。

古人請不了書童，又要磨墨，那就邊磨墨邊讀書。吳大澂的好朋友顧肇熙在日記中記載：同治三年五月九日“早起，磨墨半杯，讀文十遍。飯后讀文十遍，磨墨少許。……回館，燈下磨墨少許，讀文十余篇。”這都是古人讀書的細節，如果家里有錢雇書童磨，沒錢就自己磨，但不能浪費時間，一手磨墨，一手讀書。

這種情況下，墨汁出現了。最早在18世紀出現了墨汁，做拓片都是墨汁，但質量不太過關。到19世紀下半期的時候，墨汁開始過關，琉璃廠開始賣墨汁了。光緒十六年，葉昌熾“偕允之赴廠東得一閣購墨汁。肆主人謝吉暉，名嵩梁，湖南人。著有《今文房四譜》，論紙墨之性甚詳。所制墨汁，價自二千泉至十兩，有名‘云頭艷’者，墨中暈紫，風日燥烈中用之彌潤，可謂能事矣。”這是在葉昌熾的日記中記錄了墨汁，但是他把“一得閣”寫成了“得一閣”，“一得閣”是湖南人開的，今天到琉璃廠依然可以買到“云頭艷”這個牌子。但墨汁還是不如磨的墨，磨的墨新鮮、層次好。現在機器做的墨汁，碳素太多，太黑，膠重，筆不易拉開，寫字的人就知道了。磨的墨，顆粒稍微大一點，滑動感好，筆毛也容易打開，收放自如，所以發明磨墨機。

王學雷曾撰文證明，蘇州職業書法家姚孟起每天要寫很多字，是他最早請鐘表店造的第一臺磨墨機。以前請人寫字，除了潤格多少，還有磨墨費10文。姚孟起受到鐘表的啟發，在1879年就委托鐘表店制作了第一臺磨墨機，擰上發條就可以磨，發條松了之后擰上再磨，用姚的話說，“較手磨可快十倍”。

兩年后（光緒七年，1881），隨曾紀澤出使歐洲的謝智卿也制造了磨墨機。正月，曾紀澤在俄國，他二十五日的日記記載：“飯后至小村室，觀磨墨機器良久。”此后他經德國到法國，在法國“試演在俄所制磨墨機器，與智卿商改之。”曾紀澤在歐洲用什么驅動我們不知道，但是從日記里我們看到，他請手下一個叫謝智卿的人制造了磨墨機，不斷在試。

為什么晚清官員寫這么多字？

就是因為廣泛的需求。翁同龢日記中有記載：“竟日未出，寫應酬字，覺日短矣。”“作楹帖，凡戈什、巡捕皆持紙來，應接不暇，臂為之痛。”“終日寫應酬字，極忙轉，甚于入直。”

翁同龢慨嘆，寫應酬字比到官署辦公還要忙碌。

我認為寫字這么多，跟人口增加有關。人大的清史教授對我提出這個意見，我覺得很好。乾隆年間人口達到3.5億，19世紀下半葉可能達到4億。傅山生活的時代人口是1億，傅山已經忙得逃到山里去。可能有人會說，人多了，那讀書人也多了，可以寫書法的人也多了。但是，應酬書法的運作，并不是平攤，基本是自上而下的流動模式。

名氣大的人，大家都要他的名氣，所以上層精英寫的量就特別大。晚清當時上海有一個叫楊葆光的文人（新昌知縣），他寫的字也很大量，但滿足的是更低層次的人，他是他那個圈子里名氣大的人。聲望越大的人寫得越多。

那么，為什么扇對會成為應酬書法中最主要的形式？

對聯多最根本的就是效率的問題，對聯寫得快，尺幅大。

吳大澂對聯（1869年），124 x 28 cm，八平方尺

你要寫一幅條幅，寫草書還可以，但成功率要低于對聯。對聯兩條14個字就可以撐起八平方尺。中間有點距離就很大了，八言聯更大，非常適合懸掛于廳堂。這是孔府，用了很多對聯。

孔府

晚清官員寫扇面也非常多，在數量上幾乎可與對聯匹敵。扇面比較有意思，跟對聯正好形成一個非常有趣的對比。對聯的懸掛是具有公眾性、禮儀性，掛在那兒不動的；扇面是攜帶的，你如果不打開，還有一定的隱私性。你打開了又合起來，具有把玩性，視覺上顯得不是很正式的，帶有隨機性和豐富性。在當時，扇面可以寫得很簡單，你看這個扇面，只有兩行。

但同時也可以寫得很復雜。對聯不行，對聯不能用小楷寫得密密麻麻的，必須十幾個字對仗。

比起對聯，扇面不僅在視覺的豐富性和精致性上更勝一籌，隨身攜帶，它還是使用者社會身份的證明。正如清初張潮所云：“觀手中便面，足以知其人之雅俗，足以識其人之交游。”

當時很多人把扇面當做社會名片。你拿一個曾國藩給你寫的扇面，人一看就知道你這人有點來頭。今天帶個李鴻章寫的扇面，明天帶個曾紀澤的。這是展示社會關系很重要的手段。你不能說我家有李鴻章寫的對聯，你去家里看看吧，那時候也沒微信發朋友圈。但扇子不一樣，可以隨身帶。

晚清的官員不賣字

這跟市場無關。那時，現任官員不賣字，退休的官員可以賣字。晚清官員或文人賣字，常常是生人賣，熟人不賣，朋友不賣。1665年四月何紹基在致長沙家書云：“人都勸我寫字要筆資，老年窘狀，不能不犯既衰之戒，不想筆勞而資不速集，致成留滯。日內已截止來紙，但了案頭殘債，即可往浙矣。”大約在同年六月致何紹京的一札中云：“此次滬上筆資，足資盤費。”

此時何紹基已經罷官。

我們看到，何紹基在寫給家里的家書中說，人都勸我賣字，他晚年不當官比較窮，他到上海，上海是大城市，是最早賣字的。有一些扇莊代理他們的字。通過這封信，你知道他之前沒賣字。讀楊葆光的日記，他當官期間也不賣字的。

不賣字的原因：大概是做官的收入比較高。而且為官期間的潤格很難訂，以官位高低來訂潤格？書寫的日常性也使潤例難訂。

不賣字可能是書寫量巨大的一個重要原因，也使得文人文化得以維護。大家平時大量的通信、題跋和大量的交換都是這樣。正因為不賣字，所以在書法應酬中出現了特殊的禮品經濟——索書。

索求墨寶是非常多的。官員的字什么時候會成為有市場價值的藝術品？一般去世后很快就有價值（有時，還在世時，就有人拿去賣）。劉墉和錢灃（南園）的字在同治、光緒年間（19世紀下半葉），都已經在市場上流通，而且價格不低。翁同龢日記里記載，劉墉的字冊賣40金。“見錢南園對極佳，價極昂。”

現在我們再回到我在演講開頭提出的問題：在古代留下的文字遺跡中，什么是書法？或者，什么不是書法？

我面臨的困難：中國古代的許多書法杰作都是信札、藥方、筆記，都可以是書法。但是，包括了大量的日常書寫，也會遇到問題。我只是為討論方便，把這些不包括進去。

晚清的官員們寫了這么多的字，人們是不是都把它們都作為“書法”呢？其實未必。

打個比方，在古代，人做壽你要收壽幛。著名人物收到的壽幛、壽聯和祭幛、祭聯有時真有多到成為負擔的地步。吳大澂的妻子于光緒乙未（1895）年四月初八日在湖南去世。吳大澂收了200多篇挽聯，掛不開。這么多的對聯怎么辦？很多的時候被處理掉了。曾國藩去世后，曾紀澤收到很多挽聯，他把書法好的挑出來，馀下的分與諸妹，再賞宅中婢仆。

大量的信札怎樣處理？曾紀澤日記記載，他只保留書法好的信札：“夜飯后清理各處信件，書佳者留，應復者寫記，已復者焚之。“

晚清大收藏家、吳大澂的老師吳云編《兩罍軒尺牘》時，委托友人代他整理多年來所收友朋信札，“其筆墨可觀者留之”，不好的燒掉。他沒燒的留到今天，嘉德都可以拍賣。看歷史的變化，可以有很多跟過去不一樣的認識。

現在我再來問一次上面提出的問題：為什么晚清官員會寫那么多書法？

晚清的官員投入那么多的精力在書法上有復雜的社會和文化的原因。最根本的一點，還是書法有體制的支持。

道光二十二年（1842）二月，曾國藩在寫給父母的信中談到，他和九弟曾國荃都在練習書法，“(九弟)二月以來，日日習字，甚有長進。男亦常習小楷，以為明年考差之具。近來，改臨智永《千字文》帖，不復臨顏、柳二家帖，以不合時宜故也。”

當時太平天國沒起來，曾國藩已經考上進士，但進了翰林院還得要考試，考得好仕途輝煌，所以他還在準備習字。近來他開始改臨新帖，因為考官有偏好，不僅僅是自己的喜好，所以還是跟官場的文化有關。

我們至少可以說，在中國步入20世紀之前，書法是中國精英們最為主要的藝術愛好，他們在這方面花了相當多的精力。而就社會生活而言，對官員們的書法的需求量也極大。

美國研究中國思想的學者列文森（Joseph Levenson）指出：在儒家思想主導的中國，“對于古代經典的藝術形式和文化意韻的探求，對于遣詞造句的細微之處的玩味，而不是對有實際用途的技能進行訓練，才是知識表達的主要方式和社會權力的核心內容。”他講得非常好。

列文森的話是針對晚明而言，其觀察基本正確。書法水平的高低是文化資本一個重要的構成。官場認這個，文人士大夫認這個，認這個就能起作用。但晚清和晚明的情況并不完全相同，十九世紀下半期，在晚清官員的知識構成中，已經有了相當的西學成分。

20世紀以來，中國的書寫工具、喪葬文化、牌匾文化、書信文化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書法的生態也發生了極大的變化。“書法”的日常必要性消失了。政治精英整體性地退出了書法，書法不再是精英的藝術。

晚清的官員們生活在一個發生巨變的時代。觀察他們文化活動中的一些細節，自然能加深我們對中國文化在一百多年來發生的變化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