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華蓄謀已久。早在十六世紀末年（明朝萬歷年間），日本權臣豐臣秀吉就曾多次狂妄地宣稱：“當我統治日本成功之后，我就把日本交給弟弟秀長，自己則專心一意去征服朝鮮和中國”，“不屑國家之遠，山海之隔，欲一越直入大明國，易我朝風俗于四百余州，施帝都改化于億萬斯年者，在方寸之中。”（渠長根著《日本侵華思想理論探源》，26頁，新華出版社，2009年）1894年，日本發動“甲午戰爭”，迫使中國簽訂《馬關條約》，賠償巨款，割讓臺灣和澎湖列島。1915年，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歐美各國無暇東顧的時機，逼迫袁世凱政府簽訂“二十一條”，妄圖全面主宰中國，雖未全部得逞，但也足見其狼子野心之大。

自近代以來，這個在我中華大地臥榻之側的蕞爾島國的種種倒行逆施，引起中國有識之士廣泛警覺及同仇敵愾。1923年，少年中國學會的發起人之一曾琦（1892-1951）旅歐時在答復友人的信中說：

吾雖困頓流離，然生平所抱排日救國之宗旨，則未嘗一日放棄，茍此生幸而健在，他日得以生還玉門，定當與兄馳騁中原，鞭策國人，于二十年內，起而與倭一戰，成敗利鈍，非所計也。

1923年，曾琦在《日記》中還這樣寫道：

予悼王希天君一文，力辟國人夢想和平之非，謂我國欲求自立，非于二十年內，準備與日本一戰不可。因日本茍非侵略政策失敗，則其軍閥之野心，永不能戢也。

曾琦乃一介無拳無勇之書生——雖然他后來組織中國青年黨，麾下有若干武裝力量——他能憑什么與日本狂寇一戰？這話實際上代表了潛伏在民間的一股正氣，代表了中華有識之士的一種與強敵相抗的精神。憑著這股正氣，這種精神，再加上臥薪嘗膽，培育滋養，擴展開去，喚醒廣大民眾武裝起來，終能“三千越甲可吞吳”。歷史上，弱勢而正義的一方戰勝強大而殘暴對手的事例并不鮮見。此即孟子所說“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況且曾琦當時預測二十年內必與倭寇一戰，也確實得到后來歷史的驗證。

據1941年《竺可楨日記》所記，時任國民黨政府教育部政務次長顧毓琇（字一樵）在西遷的浙大作過一個演講。在這個演講中，顧氏提及孫中山在1921年就曾預測中日必有一戰：

顧述我國外交之方針，以抗戰為建國之策略，次述一國不能不有獨立之外交政策，又述總裁三月間之議論，謂吾人第一須做一個中國人。孫總理于二十年前已認清中日必戰，且謂戰后須注意國防。

回到1921年4月，孫中山在廣州被國會參眾兩院聯合推選為非常大總統。4月上旬，美國記者辛默向孫中山提問何國干涉中國時，孫中山回答：“余意中所述者乃日本耳。日本之意，蓋無（不）欲在中國擴充其勢力，彼擬以施諸高麗人之手段，復施諸吾人，將中國改成日本之殖民地。”并表示堅決反對北方政府以張作霖為首的親日政策。6月30日，孫中山在廣州的一次教育大會上指出：“今者中國國權已落入日本人之手，視我為屬國，支配之，宰割之。”8月，美國政府不明中國國情，竟然邀請北方政府派遣代表出席華盛頓太平洋會議。孫中山發表一系列演講、宣言及書信，揭露北方政府“在一切重大、與日本有關的事情上聽命于東京”，是日本的工具而已。9月18日，孫中山在廣州總統府會見美國記者金斯萊，鄭重宣布：

美國欲避免戰禍，只有一法，即為及今以口舌與日本力爭，如美國今不協助中國，抵拒日本，則美國將來必至與日本開戰。我政府已不啻與日本宣戰。

孫中山確有先見之明，在1921年就預言：美國政府如不趁早協助中國南方合法政府，遏制日本侵略擴張的行動，將來必自身遭殃，美日兩國必將開戰。9月20日，孫中山在致美國總統哈定的密函中發出警告，日本企圖占領滿洲，這是一條征服吞并中國的老路。孫中山同時預測：1925年日本將完成攫取滿洲的任務，從而控制中國，隨后將振振有詞地與美國作戰。11月上旬，孫中山與《大陸報》美國記者談話，表示：“吾人并不攻伐中國之北方，乃欲與日本戰耳！因北方之人民，贊同吾人之主張，吾人今只謀推倒被日本使用之華人耳。”1922年4月中旬，孫中山在廣西梧州與來訪的美國《華盛頓郵報》記者談話，指出：“廣東合法政府北伐之目的，不在中國北方人民，而在日本及為日本外府之北庭”，“蓋中國若不推翻日本在中國之勢力范圍，日本必利賴中國之天產及人民，以遂其窮兵黷武之帝國主義”，“吾人今日自救，即可以使全世界免除日本武力之危害。”

孫中山確是位高明的政治家，他早已看出窮兵黷武的日本軍國主義對中華民族及世界和平的危害，1937年日本發動的全面侵華戰爭與1941年日本挑起的太平洋戰爭，可以說全在他的預料之中。

國民黨元老戴季陶自詡早在抗戰爆發前十年就預測中日必有一戰。戴季陶（1890-1949）早年留學日本，1911年，鼓吹革命，加入同盟會。1924年，出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1927年南京國民黨政府成立后，任考試院院長。1948年，改任國史館館長。戴季陶1912年曾任孫中山秘書，后隨孫中山訪日，參與訪日期間的所有重要活動，對日本政界有非同尋常的了解。他在1917-1919年間先后撰寫《最近之日本政局及其對華政策》《我的日本觀》。1927年，撰有《日本論》一書。1944年《竺可楨日記》記載三民主義青年團總部開會：

委員長以感冒未能出席，由戴季陶致開會辭。述抗戰十年前（十六年）渠著《青年之路》，曾預示十年之后將有中日之戰。并謂中國人不講科學，則工業不興，國防無從堅固。自以謂有先知之明。

由于戴季陶訪日期間接觸到不少日本政界人物，頻繁與之交流，故后來對于日本的侵華政策與侵華伎倆作過入木三分的揭露。他在《我的日本觀》中曾說：“照我的研究結果來判斷，日本所有對中國的侵略政策，并不是那一個日本人獨創出來的，……全部責任是在日本建國的主義上，在日本統治者階級思想上，在日本政治社會的組織上。”概言之，侵華是日本根深蒂固的“傳統政策”。他在《青年之路》一書中曾這樣寫道：日本以田中義一為代表的侵略者“在南方，又以全力扶植起岑春煊和唐繼堯來，壓迫（孫）總理統率下面的中華革命黨的活動。在中部扶植張勛的勢力，造成督軍團的基礎。在北京扶植段祺瑞的勢力，令他取袁自代，統率北方，勿給南方的革命勢力在中央發展的機會。而同時更以全力扶植張作霖，以擴大張作霖之勢力者，在中國北部樹立日本不可拔之基礎。由他這一種分頭幫助中國內亂的政策，中國的分崩離析，一天利害過一天”。1927年，戴季陶開始撰寫《日本論》，對日本民族、國體、社會、政黨、人物有更為詳盡的剖析。綜合這些清醒的認識，戴季陶在這一年預測中日將來必有一戰是完全可能的。

在預測中日交戰及其后果方面，黃郛其人具有獨到的眼光。黃郛（1880-1936）早年留學日本東京振武學校，加入同盟會。1911年武昌起義，黃郛與蔣介石參與陳其美主持發起的光復上海活動，三人并結為“盟兄弟”。“二次革命”失敗遭袁世凱政府通緝，黃郛亡命日本并到美國游歷數年，撰有《歐戰之教訓與中國將來》《戰后之世界》兩本重要著作。

1915年，蔡鍔等人在云南宣布獨立，發動護國戰爭，反對袁世凱稱帝。黃郛由美返國，在滬參與謀劃浙江反袁軍事活動。后定居天津，與北洋政客交往密切。1923年，先后出任張紹曾內閣的外交總長、顏惠慶內閣的教育總長。1924年，代理內閣總理，并攝行大總統一職。1926年，黃郛應蔣介石之邀南下。北伐戰爭開始后，為蔣介石反共“清黨”、建立南京國民政府獻計獻策，曾出任上海特別市市長、外交部部長，是處理日本挑釁發起的南京事件、“濟南慘案”的重要角色。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后，日本入侵華北已箭在弦上，步步進逼。1933年，黃郛北上出任行政院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負責對日交涉，最終簽訂屈辱的《塘沽協定》。黃郛曾被日本人稱為“能夠理解日本的第一人”、“親日派的總帥”，但早在1918年，黃郛即對來訪者談論他個人的歷史觀：

世界有兩大循環，有縱觀的循環，有橫觀的循環。縱觀循環，如三百年前法路易十四罷免西班牙王冠，惹起各國之共攻。其后法國革命，內外交迫，而有拿破侖之崛起。因拿破侖之專制，復有歐西聯盟放之于荒島，其后有普法戰爭。因普法戰爭復種下此次大戰，以至圍攻威廉。橫觀循環者，即世界文明，可斷其由東而西漸，決非由西而東漸。所謂自西而東者，不過近百年耳。中國文明西漸，不由海而由陸，經中央亞細亞，而希臘，羅馬，而西班牙，而英國，而美國，由美國而日本，日本又順道返至中國，此乃逆轉而歸中國。此五千年來文明旋轉一周，實與中國以復興之機會，不然即中國之末日也。然中國之興亡，與日本之政策變更與否，有莫大之關系，日本乃固執前此態度，不特中國危險，彼將先我而覆亡。

關于歷史循環論，戰國時期鄒衍曾用“金、木、土、水、火”五行相克原理，提出“五德終始說”，認為王朝更替與歷史變化，都是土德、木德、金德、火德、水德彼此取代、循環發展的結果。十八世紀意大利思想家G.B.維科則認為歷史的變化主要通過三個階段（神的時代、英雄時代、凡人時代）來具體運轉，如此周而復始，循環不已。黃郛獨辟蹊徑的是：他看到了這種時間長河中的縱向循環之外，還提出了地理空間中的橫向循環。

在黃郛看來，中國是古代文明由東向西的傳播者，轉了一圈之后，至近代又成為綜合吸收各國文明的接受者，歷史給予中國文明復興的機會，但這個復興的機會能否順利兌現，與當時日本頑固推行侵略政策進行罪惡的干擾或有很大的關系。

世界文明的傳播究竟是由東向西，還是由西向東？是古代由東向西，近代由西向東？或者一開始就是東西文明雙向交流交融，或者是某個時段東西方先后錯位地向對方輸送傳播各自的發明及文明——所有這一切可讓世界文明傳播史的研究者慢慢探討，找出合乎事實的準確表達方式。

在國勢衰弱、強敵環伺的1918年，黃郛特別強調中國文明在世界文明傳播過程中的中心地位，其目的當然是想增強民族自信心——這樣一個人口多達數億的民族，擁有廣大的疆域、遼闊的山川，以及自古圣賢豪杰創造輝煌文明的歷史文化傳統與歷代仁人志士抵御外敵視死如歸的血性精神，要想輕易打敗或征服這樣一個民族豈非夢囈？縱觀外部，西方列強為了各自的利益正在互相激烈對抗博弈，此消彼長，一切皆在動蕩變化之中。由于無法克服侵略野心的無限膨脹與國土及人口資源先天不足的這個巨大矛盾，產生于蕞爾島國的日本軍國主義稍有不慎，即會玩火自焚，“彼將先我而覆亡”——這正是黃郛的言外之意，也是黃郛預測日本先亡的邏輯支撐點。

黃郛其人閱歷豐富，宦海沉浮多年，加上好學深思，具有國際視野，也可算作半個讀書種子，雖然反共反俄，誤入歧途，但他預測日本“彼將先我而覆亡”之言，系深思熟慮后所發，絕不可等閑視之。

不必諱言，在學界的主流評價中，黃郛是媚日外交的重要角色，尤其為人詬病的是1933年他主持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這些皆是史實或者常識。但我們不能因人廢言，無論如何，他在1918年的預測還是頗有見地的。

黃郛較之蔣介石高明的是：他早已預測到一旦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時，想依靠“國聯”以及美英各國來阻止日本侵略行動完全是不可能的，純粹就是一種幻想。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至1937年的“七七”事變，蔣介石奉行的是一種“攘外必先安內”的全力剿共政策，對日并不積極備戰。故“七七”事變發生后的半年多時間內，就輕易喪失了首都南京，以致許多官員與民眾怨聲四起。曾任國民黨政府立法院秘書長的陳克文（1898-1986）在日記中記載：

戰敗后，許多人的自信心似乎漸次消失。張伯勉到四明銀行接洽公務，便說政府改組，最好請毛澤東做行政院長，朱德做軍政部長，他們的辦法要多些。彥遠、介松在旁邊，也附和此說。這分明是自信心已經動搖了。戰敗不足怕，自信心動搖了，才是真正可怕。

公職人員在抱怨國民黨政府無能之余，盼望共產黨領袖毛澤東、朱德出任要職試試身手，這或許也是國共聯合政府的最初民間構思了。部分國人抱怨之余，寄望于政府改組，但大部分國人，包括海外華僑，一開始就對日寇同仇敵愾，抗日呼聲極其高漲，陳克文的日記記載：

蔣委員長今日雖發表講話，表示決不屈服妥協，戰爭正在開始，并非終了。但中央軍及中央航空隊，尚未參加作戰，實令人急煞。苦悶心理已遍于全國，海外華僑尤為焦燥。星洲華僑來電，謂廿四小時后，再無中央軍參加作戰消息者，將宣布脫離國籍矣，苦急之狀可以想見。

“七七” 事變發生不到一個月，海外華僑以“再無中央軍參加作戰消息者，將宣布脫離國籍矣”來敦促蔣介石揮師抗戰，這表明凡我炎黃子孫，縱然身居海外，關注祖國安危的赤子之心卻同樣熾熱。

抗戰爆發后，蔣介石一方面發表演講，誓與日寇血戰到底，另一方面卻還迷信“國聯干預”，提出申訴，并派遣許多特使奔赴歐洲各國，希望得到有力的支援，但實際上往往是或者希望落空，或者收效不大。這個時候，再來重溫一下黃郛當年的預見，令人感慨不已。據黃郛同時代的人士回憶：

（一）國人有依賴國聯者矣，民國八年，先生著《戰后之世界》。其第六章已痛言國聯之不可依賴。十四年后，先生仍具此信念。（二）國人有依賴世界之正義觀人道觀者矣，同書中亦已證明空談正義人道之不可恃。十四年后，先生深信英美各國，對于日之侵華，雖常有正義人道之宣言，然萬不能望其有實際之援助。蓋彼自顧不遑，其在東亞實力，亦非日本之敵。

先生著《戰后之世界》。尚在國聯創立之初，先生即曰：“發起聯盟者，自身已表示不信任聯盟。”又曰：“聯盟之作用，其前途可以想見。”又曰：“吾人不能依賴國聯。”而今則何如。……先生深信中國惟有自力更生之一途，任何列強，可以為友，而不可以依賴。此先生之又一警告也。

黃郛具有國際視野，了解歐美各國國情，早已指出“任何列強，可以為友，而不可以依賴”，“英美各國，對于日之侵華，雖常有正義人道之宣言，然萬不能望其有實際之援助”。這深刻表明黃郛對于近代國際外交關系的洞察力較之蔣介石高明好幾倍。

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至1937年“七七”事變，中間約有六年。在這六年中，歷史的發展相當曲折微妙。1933年6月，日本陸軍省和參謀本部召開聯席會議，研究對外軍事戰略，得出結論：日本當前最危險的敵人是蘇聯（郭汝瑰、黃玉章主編：《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上冊，286頁，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1935年夏，蔣介石派駐日公使蔣作賓向日本政府遞交《中日和平提案》。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外敵環伺的中國政局出現了一個何去何從的重大轉折。日本當局居心險惡，命令偽蒙德王于次年1月18日發出通電，聲討張學良，并表示“為使中央無后顧之憂，專心討逆，暫時中止對綏軍事行動”（同上書，292頁）。顯然，日本希望國共雙方處理“西安事變”時應對失措而引起大規模內戰，進而坐收漁人之利，乘機侵占中國。“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為國共合作、共同抗日奠定了新的基礎。

中日之戰不可避免，但日寇究竟何時何地會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普通的民眾誰也無法精確地逆料。抗戰爆發前夕，1935年至1936年，文學家郁達夫正在杭州建造他的“風雨茅廬”，造價一萬多元。稍前兩三年，畫家豐子愷傾其半生積蓄，在他的故鄉浙江石門灣精心建造“緣緣堂”。在后來彌漫的戰火中，這兩座建筑或被炸塌，或被損毀，使建筑的主人悲憤不已。

1937年7月7日北方“盧溝橋事變”爆發，在此之前至少一個月，江南大企業家榮德生（1875-1952）從友人那里獲悉一條預言：

隔數月，祝月涵君與余談：“日前見到一預言家姚君，能前知，談時局，戰事將起，無錫不佳，沿江沿海均非可居地，僅上海稍好，而華洋雜處，宜早預備。”余怪其言，不聽。逾月，漸覺外交日趨嚴重，戰端已露，余心殊憂疑，知一經發動，非短期內可了。近二十年間，世界各國強弱不均，日益顯著，強者利用傾銷政策與侵略勢力，以弱者為殖民地，弱者不甘屈服，起而反抗，遂成戰禍，實此故也。

預言家姚君發出三點警示：一是戰爭即將爆發，二是戰禍殃及無錫，三是沿江沿海均非可居之地。較之民國時期名震大江南北的命理學家袁樹珊，這位“預言家姚君”似乎是名不見經傳，人微言輕，誰會相信呢？他的預言雖然奇準，但在歷史的大浪巨瀾中，如一枚落葉早已被卷入江底，無法引起公共視野圈圈漣漪。人類的弱點恰恰在于：對自身有利之事，往往樂觀其成；對自身有害之事，每每心存僥幸地希望其不會發生。榮德生是位長袖善舞、極富經商前瞻戰略眼光的大企業家，但對于迫在眼前的戰禍卻掉以輕心，認為“預言家姚君”之言是危言聳聽。“余怪其言，不聽”這六個字道盡了江南士紳在強敵即將入侵之下昧然不覺的茍安心態。

毛澤東曾說：“榮家是中國民族資本家的首戶。”此時榮氏家族的事業達到鼎盛，有茂新面粉廠四家、福新面粉廠八家，申新紡織廠九家，還有制造相關機器的機器廠，成為聞名中外的“面粉大王”和“棉紗大王”。1937年榮德生本人作過這樣的回顧與總結：

余自創辦實業，至此已四十余年，終能做到自造自用，雖年逾花甲，而對事業之心未衰。正欲覓礦開采，從小爐冶鑄做起，計劃能達每日百噸為止。工場通小鐵軌，直至大河，上下駁卸，小件則用汽車裝運。種種設施，分頭辦理。正在勘探鐵礦，著手進行。大公圖書館藏書，已達十八萬卷，其它中外雜志、報章、外文圖書，尚不計在內。

榮家事業欣欣向榮，并且正在急速擴張之時，自然無暇顧及以及考量是否有潛在的危機會突然爆發。距離“預言家姚君”發出的警示僅一個多月，“漸覺外交日趨嚴重，戰端已露”，日本蓄謀已久的侵華戰爭引爆。榮德生自述：

時忽有軍隊到鄉駐防訓練，軍事長官，常川來往，似有戰事準備，余不得不心存謹慎，防生意外。至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猝起，當時江南尚稱安定，無錫各業照常，惟北方阻斷，面粉堆積，無法銷運。……不料風聲日緊，牽動南方，至八月十三日上海戰事發生，交通隔絕，后方軍事戒備。

詎意十月九日日機肆炸無錫車站，鐵片飛入新仁棧內，突然起火。余接電話，前往察看，派人搶救，救火車亦來施救，以火勢猛烈，滿棧存貨霎時全成灰燼，僅留麥棧。

至十一月十二日，日軍又在金山衛登陸，國軍防線逐步后退，知事勢已急，不能再留，再三籌思，避往何地，過遠恐經濟難繼，消息隔膜，細觀地圖，尚以漢口為宜。

抗戰初起，榮德生僅僅先抽身撤退至漢口，因為他每天還要通過“電詢”了解并遙控指揮深陷在戰火中的上海、無錫兩地榮家企業如何應對：

連日晚間電詢無錫情形，大局日壞，十九日后錫城已無警備，廠棧存貨為人運去，家中三、四兩兒新房已被人開啟，城鄉居民大都避往鄉僻之區。二十三日國軍撤退，自將寶界橋炸斷，縣長等均退鎮江。二十四日日軍到無錫北門。

上海每日電詢，知損失已重，大略謂：申一、八已隔斷在火線中，申五、申六、申七在楊樹浦，適在戰線，無人看守，在閘北地區之福新各廠亦同。如何結局，不能預料。至此，惟有聽天由命而已。

每日聞蘇、錫一帶避難來漢者談及，沿途水急風狂，人多船擠，吃盡苦楚，為之惻然。余家則四兒毅仁、六婿通誼、外孫新一，均乘小輪先于十一日抵漢，專敘一處，心中稍慰。然余身雖居漢，而心懷家鄉，念及半生事業，全付劫毀，深用悵惘。

榮德生從5、6月間獲悉預言家姚君之言至“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中間相隔至少有兩個多月，雖然不長，但還有足夠的時間可以預做準備。后來發生的“長江大撤退”以及宜昌搶運數萬噸兵工器材，規模遠較榮家巨大，但也僅費數月時間。關鍵取決于主持者人生閱歷是否豐富以及對于大局變化的預判是否準確。

商場本來如同戰場，更不必說1930年代之際隨時可以觸發的戰禍。盲目地擴大企業規模而不知戰禍之迫近，只能說是筑巢于幕。榮德生聞聽姚君預言，理應做最壞之打算，以其財力，完全可以聘請各方面專家進行“兵棋推演”，籌劃各種應對預案。對于抗戰具有卓見的歷史學家呂思勉就在滬上執教，榮德生如能及早移樽請教，必能獲益匪淺。然而大企業家榮德生掉以輕心，直至戰禍迫近，倉皇間避居漢口，遙望戰火籠罩之下的江南，感嘆：“半生事業，全付劫毀。”總之，損失慘重，悔之晚矣。

這位預言家姚君究竟是何方神圣？他在“七七” 事變之前一個月，不僅準確預言戰爭即將爆發，并且還斷定“沿江沿海均非可居地”。后來發生的一系列狀況證實：上海、南京、武漢、廣州皆先后淪陷，而陪都重慶迭遭日寇戰機大規模轟炸，民眾傷亡累累，慘不忍睹。對于榮德生而言，國仇家恨齊涌心間，“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痛定思痛，追悔莫及之余，他在晚年總結性地回憶反思時，著重地記下了當年預言家姚君的先見之明。

1936年，中國外交家顧維鈞（1888-1985）出任法國大使。1937年“七七” 事變發生后，顧維鈞向國聯提出申請書，要求其制止日本侵華行動。但在抗戰初期半年時間內，日寇憑借巨大的軍事優勢，先后在北方攻占北平、天津，在南方攻占上海、南京，寇勢正旺，甚至可以毫無顧忌地轟炸在中國境內的美國炮艇與英國商船。據顧維鈞回憶：

當時的情況確實十分嚴重，這不僅是因為日軍還在持續挺進，同時也是由于日本侵華陸海軍將領們即使在和美、英等國打交道時，也同樣肆無忌憚。人們還記得，12月12日美國炮艇巴納號就是被在南京上空的日本飛機炸沉并造成了一些人員死傷的。在此前后，有些英國商船也在蕪湖和南京附近受到了日機的襲擊，還有英國軍艦瓢蟲號也受到了轟擊，有一名水手被打死，另外幾名受傷。據英國人辦的《華中郵報》說，毫無疑義，這次攻擊純系出自日方的蓄謀。

1937年12月，日寇侵占南京并進行大屠殺。形勢十分嚴峻，中國政府向歐洲各國派出李石曾、蔣百里、陳公博等特使，企圖爭取列強的支持。這幾位特使最后來到駐巴黎大使館內，與顧維鈞一起進行討論，“試圖估量整個世界形勢對中國局勢的關系，并尋求如何取得友邦有效支援的切實辦法”。討論的結果歸納成一個拍發給蔣介石、汪精衛和孔祥熙的電報稿。顧維鈞回憶：

鑒于歐洲的嚴重局勢，電報中說，據我們看來整個中、日問題的關鍵，確實掌握在美國手中。因此，我們一致認為，首先需要認真接近美國，弄清美國的態度。

顯而易見，裝備落后的中國軍隊要抗擊全面入侵的殘暴日寇，非常需要國力強盛的美國支援。1938年2月21日，顧維鈞拜訪了美國駐法大使蒲立德，與其探討美國政府能否采取援助中國的行動。承蒙蒲立德直言相告：“中國在美國擁有廣泛的同情，……不是為了物質利益而產生同情，而是由于美國人民喜愛中國人和中國。不過同情和采取實際行動以援助中國的愿望不是一回事。”這次中美駐法大使的會晤談了不少問題，蒲立德亮出了美國政府的底牌，《顧維鈞回憶錄》記載了具體內容：

蒲立德說，美國在中國的物質利益是微不足道的，美國人民不贊成為了中國而和日本打仗。真正能打動美國人民的還是榮譽感。正是這種榮譽感促使美國參加了上次世界大戰反對德國。

蒲立德說，所以，如果不是再發生一次“巴納號”那樣的事件，就沒有任何東西能打動美國人民為了對付遠東的沖突，決心采取一種更積極的政策。

總之，近代國際外交關系奉行的是一種“只講利害、不問是非”、類似叢林法則的政策。既然蒲立德認定：除非再發生一次日機炸美艦之事，再次羞辱美國的“榮譽感”，否則美國就不會援華而參戰；那么，就讓美國佬“求仁得仁”罷。三年后，東洋武士道的戰機大規模偷襲珍珠港，給予星條旗下的美國太平洋艦隊沉重打擊。

時間先回到1940年，德軍在歐洲所向披靡，4月入侵丹麥、挪威，5月法國巴黎淪陷，6月英法聯軍大敗，英軍自敦刻爾克撤退，法國貝當政府投降。此時顧維鈞在歐洲外交場合折沖樽俎，并常常感到焦頭爛額，他的太太黃蕙蘭正移居美國，以便照料在那里讀書的兩個兒子裕昌、福昌。據黃蕙蘭回憶：

1940年維鈞在駐法大使任內，隨法國政府遷至維希，我去了美國。美國那時還未參戰，在歐洲許多人猜測美國會不會參戰以及何時參加同盟軍作戰。我在紐約州阿爾巴尼附近的許隆湖地方租了一處村舍，以便在美國上學的兒子們能來看我。……裕昌外出旅行去訪問他的一個同學，福昌帶了一個年輕伙伴叫弗里茨的來住了幾天。很快我們招待他的娛樂辦法就計窮了，于是我取出一個從壁櫥里找到的靈應盤（洋扶乩盤），提議我們試試。

我們三個人圍坐小桌，乩盤擺在桌上，手指輕抵，一開始沒有動靜。我正提議早點就寢，忽然乩盤大動起來，我們幾乎都跟不上。我怪孩子們故意推動，他們都不承認。最后我問乩盤：“你打算到誰那兒去？”

乩盤偏滑到福昌懷里。我找了一張紙交給弗里茨讓他記下乩盤上的筆指在什么字母上。我和福昌用指頭輕抵乩盤。

于是福昌問：“美國是否要參戰？”他和我在暑假中反復議論此事。

乩盤拼出字來：“是的。”

福昌問在何時。乩盤拼出字來：“1941年12月。”

福昌又問在此以后戰爭還要打幾年。乩盤答復：“4年。”停了一下，乩盤又拼出“中國必勝”。

乩盤突然停止不動，我們再也不能讓它動作，第二晚也如此。等我回到紐約，中國總領事問我，對美國參戰之事有何設想。這并不是個特別的問題，人們常常互相探問，想從中搜集到一鱗半爪的消息。我于是告訴他我和福昌在許隆湖扶乩的事。

黃蕙蘭這次扶乩所顯示的預言令人驚奇：一是1941年12月美國因日本偷襲珍珠港而進行反擊，成為世界反法西斯陣營中的重要參戰力量；二是這場戰爭還要持續四年，至1945年9月日本宣告正式投降結束。這兩個預言皆被歷史的發展所證實。人們或許不能說黃氏1940年的扶乩結果為無稽之談，因為她當時即告訴中國駐美總領事，以待事后之驗證。

每每陷入困境乃至絕境而四顧無援時，人們往往向天祈禱，甚至希望“天佑中華”。此即大史家司馬遷所說“夫天者，人之始也，……故勞苦倦極，莫不呼天也”。無論是扶乩、碟仙、靈應盤，只是使用媒介工具不同而已，本質上都是人們萬般無奈之下要向宇宙中一種不可名狀的神秘力量祈求啟示——盡管這種神秘力量是否存在，永遠是“見仁見智”之事——1940年之際，美國是否參戰與何時參戰，是能否扭轉世界反法西斯大局力量對比的重要因素。因此，黃蕙蘭扶乩的指向，抓住了未來國際形勢的關鍵之點。

歷史上，人們突然遭遇兇險異常、不可測知的變局，往往會茫然失措；此時此際，沒有一種興起于西方的現代學科知識能指點你如何逃難、如何避險。1937年“七七” 事變發生后，尚寄身于北平這座危城之中的大學者陳寅恪與摯友吳宓教授數次密談，討論對大局的看法。同年7月27日，吳宓用《易經》對時局卜了一卦：

晚飯后7:00小雨，至葉企孫宅。知日軍昨晨占廊房，與我軍沖突。今日上午、下午，宋哲元開軍事會議，諸將意見不一，無結果，戰事必不免。企孫等趕急籌備，并送友人眷屬，擬乘平綏火車，赴大同、太原等處避難（實則明日路已斷，企孫等終未行）。

宓歸室中，虔心卜易經卦（以手指定），得“□解，利西南，無所往也，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宓所卜之一段文云“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9:00寅恪來電話，云此是吉卦。是時偶聞炮聲，然似甚遠，宓乃整衣臥床，于8:00即寢，以靜待天命。

吳宓卜得此卦在《易經》稱之為“解卦”，筮遇此卦，利于往西南，將來從西南歸來也是一片吉祥，故曰“其來復吉”；如欲行動，就是早走為吉，故曰“夙吉”。《彖》辭對《解》卦闡釋說：“《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眾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意思是卜得解卦，即是面臨危險時，避開危險的方法就是要往西南行動，唯有行動才能免除險境。天地有東、南、西、北、東南、西南、東北、西北八個方向，為什么獨獨要往西南呢？為什么又說“《解》‘利西南’，往得眾也”呢？據《周易?說卦》闡釋：西南為坤方，坤為眾，則往西南可得眾人之助，即“往得眾也”。其次，往西南又能掌控天地之中道，亦即天地之正道，未來重歸當然吉祥，此即“‘其來復吉’，乃得中也”。復次，早赴西南，且能建功立業，此即“‘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吳宓卜得此卦后，當即轉告陳寅恪。不久，陳寅恪即用電話告訴吳宓：“此是吉卦。”此卦象明示“利西南”，可謂意味深長。但筆者在此并不想展開探討：這個“利西南”是否預示中國的抗戰中心將設立在西南地勢險峻的陪都重慶，以至日寇久攻不下，而成為中國抗戰的相持轉折點？這個“利西南”是否預示抗戰時期西南聯大選址的恰當，以至在戰火紛飛下，這所大學還能培養出一批科技精英、文化精英，為未來中國的復興奠定了舉足輕重的基礎？這個“利西南”是否預示后來陳寅恪、吳宓堅定地避居西南，如陳寅恪在《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中所言“先生著書于東北風塵之際，寅恪入城乞食于西南天地之間”？

筆者只是想指出：面對極為險惡的大突變時，留洋多年、飽受西方科學文明及歷史文化熏陶的吳宓、陳寅恪教授尚且仰仗并信奉《易經》占卜這個具有兩千多年歷史的傳統方法，那么，我們也可理解這位嫻熟多種外語且具有良好教養的現代知識女性黃蕙蘭在1940年之際借助扶乩這種形式，想去預測美國何時參戰了。

尤其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1934年，共產黨中央蘇區反第五次“圍剿”失敗，被迫進行二萬五千里長征的戰略轉移，處境極其險惡，中國革命陷入最低潮；這一年的5月，在一位與民主人士褚輔成關系密切的人物家中舉行了一次“碟仙表演”（本質與扶乩相同——筆者按），共有十三問，十二答，比較正確地預言抗戰要經歷多少年以及戰后中國的局勢，其中關鍵之點是預言共產黨將主宰中國未來之天下，一掃辛亥革命以來分崩離析之局面，并保持長治久安。中國民主同盟首任主席、中國職業教育社發起人黃炎培在日記中親筆記錄了這次“碟仙表演”的全部內容，筆者數年前把這些內容引入文章，并詳加闡釋（參閱拙文《玄學大家沈瓞民與他的學界友人（三）》，載《萬象》2011年第10期）。可以毫不夸大地說，這是筆者在近十五年來通讀一百二三十部晚清民國日記中所看到的最驚心動魄的一條極神奇的記載。夫復何言哉，夫復何言哉！或許只能這樣說，中華民族自伏羲畫卦、文王演卦以來的五千年歷史文化的積淀極其深厚，唯有這種數千年文明未嘗中斷的民族才能提供預言之神奇的無限可能性。

倘如天道不謬，倘如歷史發展的規律沒有錯位，倘如人類還有夢想，共同渴望過上美好祥和的生活，以至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人們內心深處的良知如涓涓細流匯聚起來，最終形成一種潛在卻強大無比的合力，那么，戰爭中正義的一方必將戰勝邪惡的另一方，無論后者如何兇殘橫暴，如何不可一世。令人感到嘖嘖稱奇的是：在漫長而艱苦的抗戰過程中，甚至在抗戰爆發之前，中國、西歐及日本三方都有民間高人及有識之士發出不同形式的預言，斷定入侵中華、貌似強大的東洋狂寇必遭滅亡。

在西方，德國地緣政治家卡爾?豪斯霍費爾（Karl Haushofer）于“九一八”事變前就告誡日本人不要入侵中國，因具有悠久文化傳統的中國像個大海，入侵者最后都將不得善終。英國史學家威爾士（H. C. Wells）亦有類似預言，曾任國民黨政府立法院秘書長的陳克文（1898-1986）在1938年的日記中記載這位史學家的預言：

讀威爾士（H.G.Wells）著《未來世界》，預言中日戰爭部分，如果可信，則最后勝利必屬于我。此雖預言，與普通預言家之預言不同：凡所推測，根據事實，且指陳中國抵抗方法，亦極合理。此書托言為國聯秘書長（Philip Raven）夢書，大概拉文因地位關系所得各國情況比較詳確，推測自多合理，但又不便率直發表，故托言夢書。

在中國，《顧頡剛日記》中記載的兩條預言最為奇特：一是“到了北京，又到南京，到不了西京，回不了東京”。意即日寇只要攻不下中國陪都重慶（西京），就必遭慘敗，回不了老巢東京。二是“回天一二九，白日結深仇，但看日西休”。因日軍偷襲了珍珠港，美國于1941年12月9日對日宣戰，數番鏖戰之下，最后扔了兩顆原子彈，彼此結下深仇，迫使日寇投降，戰犯則送上絞架完蛋。

尤為難得的是：在日本本土，竟然也有民間高人在日本投降前兩年就預言日本即將滅亡。吳虞（1872-1949）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幾乎與魯迅、胡適齊名的文化名人，在他1943年的日記中可以看到一條罕見的記錄：

肇海言日本一高年，百余歲，有道術人也。天皇憂戰事不利。召之入宮，詢以休咎。答言，日本于三十二年十月八日必亡。出宮，一少壯軍人執問，請解釋其亡之故。其侍者曰，何必煩吾師，吾即能解釋之。即以一紙一方，折成三角形、作三疊，用剪剪三紙，則一為意大利國旗十字，一為德意志國旗卐字、一為日本軍旗日字也，蓋三剪則無矣。

1943年的國際大勢是，在斯大林格勒會戰與庫爾斯克會戰中，蘇軍分別全殲及擊潰德軍及其仆從軍數十個精銳師，從此掌握了戰略主動權；在太平洋戰場上，美軍以中途島戰役與瓜達爾卡納爾島戰役沉重打擊日軍，從此走向戰略大反攻。時間到了1945年7月26日，中、英、美三國發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投降，明白告示：“除此一途，日本即將迅速完全毀滅。”7月28日，日本首相鈴木貫太郎在記者招待會上竟然宣稱：日本對于《波茨坦公告》“根本不屑一顧”。由此可見，在行將滅亡的1945年7月，日本侵略者尚且如此氣焰囂張，則不難斷定1943年時日寇肯定還抱有許多幻想，決不會束手待擒甘心失敗。

然而恰恰在1943年，日本百歲“有道術人”應召入宮，向天皇預言這一年10月日本必亡。莫非這位高人預知狂妄好戰的日本帝國不久將遭遇毀滅性的巨大打擊，故奉勸天皇趁早罷手，自尋退路？耐人尋味的是：日本政壇一意孤行奉行侵略政策的少壯派軍人猶不甘心，竟要質問日本滅亡的緣故。日本百歲“有道術人”的弟子以剪紙藝術作了具象化的演示，徹底打破了好戰分子困獸猶斗的迷夢。

傳說古代中國龍虎山天師府的道教人物能撒豆成兵，一把剪刀能剪出紙人紙馬呼風喚雨；如今或得之于華夏真傳的日本百歲余“有道術人”及其弟子能一紙三疊，數刀剪出法西斯德、意、日三國國旗并歸于毀滅，從而預言法西斯同盟走向滅亡，值得贊賞；其師其弟，則亦不失為中華道教海外佳弟子。

倘如有一天熱衷于靖國神社拜鬼的日本極右勢力幡然醒悟，深自懺悔當年窮兵黷武而引發美國佬扔原子彈，殃及數十萬日本平民死于非命，轉而上下求索，努力考證出這位“有道術人”的真實姓名，且把靖國神社改名為祈求和平社，掃除戰犯群鬼牌位，并供奉百歲“有道術人”之靈位，每日對之“三省吾身”，痛悔昔日發動侵略戰爭之罪惡，則中華學者不妨未來重修《中華民國史》時，在新增添《道教海外別傳》中為這位日本百歲“有道術人”單獨立傳，以表彰道教海外別傳弟子的另一種抗日。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這些中華古訓閃爍的光芒，雖然不及廣島、長崎上空蘑菇云的亮度那么耀眼，但這些古訓的歷史穿透力，強大無比，歷久彌新；在上蒼看來，它們將與整個人類文明的發展相偕而行，直至永遠。

（本文及全部注釋亦將刊登在2015年出版的《近現代中國研究》第一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