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英國國宴時，在演講中講道：“《國富論》、《天演論》等英國名著則為近代中國思想界打開了全新視野。”

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在中國最初是由嚴復于1897年至1902年完成翻譯的，后由上海南洋公館譯書院出版。嚴復譯本稱為《原富》，至于何為“原富”，他在《原富·譯事例言》中有所說明：“云《原富》者，所以究察財利之性情，貧富之因果，著國財所由出云爾。”經濟學家胡培兆曾在撰文中稱書名意譯為《原富》，切義并充滿睿智，“‘原’是多義字，其中含有源頭、根本之義，《原富》者，探究富國之本源也。”

而國人對亞當·斯密和《國富論》的關注其實在《原富》的翻譯和出版之前就開始了。在1870年代，第一任駐英公使郭嵩熹赴英訪問，隨從的副使劉錫鴻就在筆記中記載了《國富論》一書，不過他對書名進行了音譯，稱之為《威羅士疴弗呢順士》，并謂：“威羅士者，豐也；疴弗呢順士者，國也，書言豐裕其國之道，故名。”《國富論》原版名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簡稱The Wealth of Nations，而“威羅士”顯然為Wealth的音譯，“疴弗呢順士”則是Nations的音譯。

在《原富》出版之前，其他經濟學相關的中文譯著中已經提及The Wealth of Nations這本書，而所用譯名皆與《原富》和《國富論》不同，分別有《邦國財用論》、《萬國財用》、《富國探源》和《富國策》等。而該書的作者Adam Smith在“亞當·斯密”這個譯名之前，也有其他五花八門的譯名，例如阿達格斯密斯、挨登思蔑士、斯美氏、阿蕩司、師米德·雅堂等。

嚴復當初翻譯《原富》意在希望中國亦能遵循亞當·斯密所指出的道路，同英國一樣成為富強的國家。不過《原富》多有刪節，以致斯密著名的隱喻“看不見的手”也不見了。除了翻譯，嚴復還在其中加入了六萬字的按語，即為一邊翻譯、一邊議論。

在嚴復譯本之后，1931年，郭大力和王亞南用白話文翻譯的《國富論》正式出版，不過此時對該書的翻譯是站在批判經濟自由主義的立場上，并且是為《資本論》的翻譯所做的準備工作。但較之嚴譯本，該譯本對斯密思想的理解更為精準，所用白話文也使此書更易理解和傳播。

1972年，郭大力和王亞南對之前的《國富論》譯本進行修訂，并將斯密的書名全文譯出，即《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

20世紀，關于《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中國大陸只有以上提到的三個譯本；而進入21世紀，《國富論》的各種譯本層出不窮，竟有20多個，同時郭、王譯本也在不斷重印之中。有學者對這種井噴式的復譯現象有批評之意。

習主席提到的另一本著作《天演論》（Evolution and Ethics）最初也是由嚴復譯介至中國，一來《天演論》的翻譯在《國富論》之前，二來，前者在近代中國的影響之廣之深遠遠超過后者。

《天演論》原是英國博物學家托馬斯·亨利·赫胥黎1893年在牛津大學羅曼尼斯講座的講稿加上后來補寫的通俗化導言，而嚴復基本上在1896年完成翻譯初稿，可以說在時間上幾乎將赫胥黎的學說同步引入中國。

赫胥黎是達爾文進化論的追隨者，隨著《天演論》在中國的翻譯和傳播，書中“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觀念對知識界的影響甚大。其他不說，從改名便能知曉一二，比如胡洪骍改名胡適、字適之，以及孫中山手下的大將陳炯明的別名為陳競存，“適之”、“競存”都出自于“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這句名言。

另外，從出版的角度來看，1905年至1927年，商務印書館鉛印本的《天演論》已重印至24版，可以想見其受推崇的程度。在曹聚仁的《中國學術思想史隨筆》中，他講道：“近二十年中，我讀過的回憶錄，總在五百種以上，他們很少不受赫胥黎《天演論》的影響，那是嚴氏的譯介本。”

嚴復當年翻譯了八大名著，除了《天演論》之外，其他都是西學名著。可以說是嚴復的譯介使得譯本的名氣超過了原作，成為翻譯史上的典型代表，而有學者認為這是因為《天演論》契合了當時中國所需要的思想內容。

嚴譯《天演論》為什么如此受推崇，借用胡適的話來講：“他們能了解的只是那‘優勝劣汰’的公式在國際政治上的意義。在中國屢次戰敗以后，在庚子辛丑大恥辱之后，這個‘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公式確是一種當頭棒喝，給無數人一種絕大的刺激。”

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同《原富》相類似，都加了諸多按語，同時選擇桐城派古文，即先秦文言文翻譯。魯迅認為嚴復的譯著中《天演論》最好懂，并且桐城氣十足。

嚴復所譯的《天演論》選取了1894年版的前兩個部分，而書名“天演”只翻譯了原標題的一半，丟掉了“倫理學”。而對于嚴復選取原書部分進行編譯以及用先秦古文翻譯等問題，后來的學者如傅斯年、賀麟和范存忠等人多持異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