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民初的變局中，暗殺作為一種低成本的革命方式，成為革命派排滿反清的重要手段。1905年以炸彈謀刺五大臣的刺客吳樾曾將20世紀初稱為“暗殺之時代”，“夫排滿之道有二：一曰暗殺，一曰革命。暗殺為因，革命為果，暗殺雖個人而可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時代，非革命之時代，實暗殺之時代也。”

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1900年至1911年間，清末暗殺事件達19件之多。1900年史堅如謀炸兩廣總督德壽；1905年吳樾刺殺出洋憲政考察五大臣；1907年徐錫麟刺殺安徽巡撫恩銘；1910年汪精衛(wèi)謀刺攝政王載灃；1912年彭家珍炸死宗社黨魁陸軍部長良弼……這一樁接一樁暗殺事件集中發(fā)生在北京、廣州兩地，因為北京是清廷首府，乃排滿重鎮(zhèn)；廣州得革命風氣之先，為革命黨聚力之所。

20世紀初的中國除了被標記為“暗殺之時代”，亦是近代印刷文化和視覺文化興起之時代。這兩者在20世紀初的相遇就成就了暗殺報道在清末民初的風行。暗殺事件極具新聞價值，自然成為報章雜志重磅報道的題材。如果說在大眾媒介誕生前，暗殺性消息以口耳相傳的方式傳播充滿了傳奇和想象色彩，那么20世紀初以報章雜志所刊載的暗殺報道則提供了新的敘述和表達方式，暗殺事件的來龍去脈，暗殺者與被暗殺者的相貌，都可以在圖文交錯的尺牘之間一覽無余，同時攝影媒體對暗殺事件的“介入”，對其人其事的窮形盡相，也形塑了人們對身體與革命的認識和理解。

民初暗殺事件的報道分為兩類：一類是暗殺清廷官員，舍生取義的烈士；另一類是被暗殺的革命黨人。創(chuàng)刊于1912年的《真相畫報》大篇幅報道了諸多暗殺事件：史堅如謀炸兩廣巡撫德壽（第11期，圖①），李沛基暗殺鳳山（第12期），白毓昆灤州舉義（第14期），張振武、方維之死（第8期），宋教仁被刺事件（第14期-第17期，圖③）。這些報道都采用相似的圖文處理方式，即對史堅如、李沛基、白毓昆、張振武、宋教仁生前肖像照和死后遺骸照予以呈現(xiàn)和展示。

生照，多取自義士們生前的半身肖像照。這些照片皆攝于暗殺事件發(fā)生之前，可見當時肖像照片已成為身份證明的方式并廣為普及。早在清末，肖像照就用于人事管理，“宣統(tǒng)年間，學部規(guī)定凡參加考試的學生必須于考前拍照，否則不準參加考試。”19世紀末攝影也成為社會管理和社會監(jiān)控的工具，照相被用于驗明身份和備案留底，1886年《申報》曾多次刊載巡捕房給犯人拍照存檔以備他日之需。“虹口捕房富捕頭派捕，將滿期應釋之犯三名押赴老巡捕房，各照一相存案”。可以說個人肖像照在民初已成為社團、組織、機構(gòu)存檔的可視資料，成為認證個人身份的重要標識。

亡照，是對暗殺事件之后的身體進行補攝。中國素有敬畏亡者、美化亡照的傳統(tǒng)，《東方雜志》1909年第3期刊載過《尸體攝影之新法》，專門介紹了最新的尸體攝影方式，“其法即于死者之眼內(nèi)，用婆拉滑注射器注入各里司林三四滴，其眼瞼自然開展，不復再閉，更滴少許于其角膜之上，以回復其固有之光澤，唇上則涂一點紅色素。如斯撮成之照片，直與生時所撮者無異也。”顯而易見，尸體攝影的新法是指美化尸體的新方式。相比之下，民初暗殺報道中的亡照并不在美化，而在以慘示其真，有的是殘缺的尸體，有的是面目全非的殘骸，白毓昆之殘骸肝腸俱裂（圖②）、鳳山之遺骸身首異處（圖④）。這種“直觀”用現(xiàn)在的眼光看或許過于血腥或違背了新聞倫理道德，但在清末民初這類照片并不乏見，攝影因客觀再現(xiàn)的真實性被時人所看重，攝影的職責被簡化為記錄，“赤裸裸”的記錄。也正因如此，這些照片成為無聲的證據(jù)，成為清廷殘忍殺害革命者的證據(jù)，成為革命者為共和革命事業(yè)命懸一線的證據(jù)，暗殺事件中的亡照直指“慘烈”正是革命的真實面目。

如果肖像照片代表“生”，遺骸照片代表“死”，那么暗殺報道中的照片就成為一種記錄生死的方式。照片提供了一種吊詭的生死觀，它彌合了時間的裂縫，在照片提供的二維空間中，人們得以共處于生死并置的想像空間去靜觀一個人的生死、反思身體與革命的關(guān)系。在身體與革命之間，革命是目的，身體是手段，為爭取民主革命是勝利，身體須臾可以赴湯蹈火。身體會腐朽，然照片不會腐化，由此身體照（生照、亡照）就成為無聲而不朽的證據(jù)。照片所記錄的生死，述說著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跡，并通過生死照的對比來隱喻身體之虛無與革命之不朽；生亡照定格的瞬間遂化為永恒，成為時間流逝中不會消逝的革命符號。

這些見諸報章雜志的暗殺事件和為革命舍生取義的仁人志士，在很大程度上都成為具有政治意涵的符號。在20世紀初的風云變幻中當他們被歷史的荒煙蔓草所掩埋，只要一個政治呼號或一個政治的舉動就能讓他們“起死回生”，使之成為鼓舞士氣、團結(jié)和激發(fā)后進革命力量的重要方式，成為“不死之身”。有趣的是，身體被政治化和符號化與諸多暗殺志士們的心之所向形成了共鳴，吳樾言，“予愿予死后化一我而為萬我，前者仆，后者繼，不殺不休，不盡不止步，則予之死為有濟焉也。”

民初暗殺事件，借助印刷媒體和攝影的方式記錄和傳播革命志士的生死照，以強烈的視覺沖擊刻寫了身體與革命的張力。攝影雖不作用于聽覺，但它通過“存影留真”的方式達到“發(fā)聲”效果，成為無聲的證據(jù)，成為宣傳鼓動革命的工具。

（本文轉(zhuǎn)載自《文匯學人》2015年10月23日刊，原題《生照與亡照：民初暗殺事件與圖像的糾葛》。《文匯學人》微信公眾號：wenhui_h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