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張教授希望我們都以他為自己設定的人生職業準則為標桿努力，這就是對他最好的緬懷：開展出色、公正的研究，為制定開明的公共政策提供基礎。

張仲禮：曾獲得美國亞洲協會最高榮譽

張仲禮先生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學者，也是一個極不平凡的人。2008年，他榮獲美國亞洲研究協會頒發的最高榮譽——“亞洲研究杰出貢獻獎”。該獎項的致辭全文如下：

今年的杰出貢獻獎頒發給張仲禮博士，以表彰他在亞洲研究領域做出的杰出學術貢獻。

張博士的晚清民國研究融合了經濟學和歷史學的方法，樹立了跨學科研究的典范。他關于中國紳士的經典著作，以及后期他對上海外國企業的研究，都對我們理解中國近代經濟史上的這些重要課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張教授毅然放棄了美國有名大學里待遇優厚的職位，選擇回到50年代末的中國接受挑戰——當時“大躍進”即將開始，這展示了他不同尋常的奉獻精神和勇氣。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張博士被任命為上海社會科學院院長。在他慷慨包容、充滿激情和前瞻性的領導下，上海社會科學院向外國學者敞開了大門，使上海研究的光輝從伯克利延續到了劍橋，從巴黎延續到了東京。

這是我們第一次將最高獎項頒發給身在中國的學者，這也顯示了美國亞洲研究協會無論在活動組織方面還是在人員構成上，都正在變得更為國際化。

由于年事已高，張仲禮很遺憾無法參加于喬治亞州的亞特蘭大舉行的美國亞洲研究協會年會，以及在年會上舉行的他的頒獎典禮。不過，他發來了一段視頻，回憶他在上世紀50年代第一次參加亞洲研究協會年會的場景，并指出那次會議對他之后的學術歷程產生了深遠影響——鼓勵了他進行更廣泛的跨學科研究。幾個月后，我作為當時的美國亞洲研究協會主席，懷著極大的個人和職業樂趣，在上海社會科學院成立50周年的紀念儀式上親自給張教授頒了獎。

中國紳士：放棄國外教職的愛國者

在我的記憶中，我第一次見到張仲禮教授是在1980年的春天。那年我正在南京大學做訪問學者，去上海社會科學院征求那里的學者對我研究的建議。但張教授回憶說早在那次相遇的30年前，當我還是一個躺在父親懷里的嬰兒，被爸爸帶著在圣約翰大學校園里穿巡時，他就和我打過照面。張仲禮當時就讀于圣約翰大學，而我父親是圣約翰大學的教授，歷史系的主任。

從圣約翰大學畢業后，張仲禮前往美國西雅圖，在華盛頓大學繼續深造，在那里獲得了經濟學博士學位。張仲禮成了一個卓越的經濟史學家，其關于中國紳士收入的博士論文顛覆了我們對中國晚清社會的了解。在獲得博士學位后不久，張博士被任命為華盛頓大學的助理教授。此后不久，憑借出色的學術和教學能力，他很快又被授予了終身教職，從此可以在西雅圖美麗的環境中度過整個職業生涯。

但是張教授并沒有選擇這條捷徑。作為一個真正的愛國者，他在1958年決定回到他的祖國，作為一名研究員加入剛成立的上海社會科學院。可是他剛回到中國，“大躍進”就開始了，給中國帶來了嚴重的經濟困難。而“大躍進”帶來的困擾剛有所減輕，“文化大革命”的開始又使學術研究從政治上變得難上加難。然而雖然這些運動從個人和專業上都給張仲禮和他的家庭帶來了嚴重的挫折，他依然看好中國的未來，并致力于在中國推動一流的學術研究。

當我在1980年見到張教授時，我深深地被他輕聲細語間流露出的智慧和紳士的舉止打動了。他絲毫沒有抱怨他回到中國后的22年間所經歷的磨難。相反，他只表達了對摯愛的上海社會科學院重獲新生的喜悅，以及他想為其復興竭力貢獻的愿望。我知道張教授曾在華盛頓大學生活多年，取得了博士學位，也曾在那里任教。而我也是在華盛頓大學獲得的碩士學位，當時正在那里做助理教授。我便問他是否有興趣回華盛頓大學做一年訪問學者，他對這個邀請似乎非常感興趣。于是回到西雅圖后，我和另一位年長的同事（他對張仲禮記憶猶新，因為他們在上世紀50年代一起共事過）一起提名張教授為盧斯基金會合作學者。提名獲得了通過，張仲禮重回華盛頓大學度過了非常有意義的一年，延續了舊的友誼，也與母校師生建立起了新的情誼。

在一年的訪問即將結束時，張教授和我們分享了一個好消息，他馬上將被任命為上海社會科學院的院長。展望未來，張教授顯然非常激動。他對這次升遷所表現出來的熱情，并不是源于他的個人野心，而是因為他認為這個新的職位可以為高質量的學術研究和跨國學術合作提供機會和平臺。張教授一直恪守自己的原則，不知疲倦地工作，以確保上海社會科學院發揮出了全部的學術潛力。他深信，只有卓越的研究可以為政策建議提供良好的基礎。

我與張仲禮：《上海罷工》得益于先生的指導

作為上海社會科學院院長，張仲禮教授仍在繼續自己的研究——他專注于研究上海經濟史——同時他也為改善市級和國家級的政治治理提出了一些積極的政策建議。雖然工作非常繁忙，但他總會找時間與外國學者交流共同的學術興趣。我自己的研究就深深得益于張教授的專業指導。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他的鼓勵，我開始研究上海工人運動。我以前的博士論文題目是皖北的農村叛亂和革命，但是張教授指出——既然出生于上海——我應該考慮研究自己出生地的歷史和政治！此外，他還告訴我上海社會科學院收藏了大量關于上海工人運動的資料，并邀請我在上海社會科學院做一年訪問學者（1986—1987年）以利用這些寶貴的資源。如果沒有張仲禮院長的明智建議和慷慨支持，我絕不可能完成對上海工人政治的研究。

我的書《上海罷工》的結論部分不符合當時人們對黨史的正統解釋。當我第一次在上海的一次會議上提出我的觀點時，上海社會科學院的幾位資深黨史學家對我的結論做出了嚴厲的批評，認為我非正統的解釋在政治上是不可接受的。在那次不愉快的經歷后不久，我去向張院長解釋了我的失落和難過，我使用了他和他同事熱情介紹的資料，卻得出了顯然令他們不快的結論。張院長溫暖的笑容和肯定的態度立即緩解了我的不安，他說他鼓勵我用上海社會科學院的材料正是因為他預料到了我會給大家帶來誠實和獨立的分析。接觸不同的觀點，他強調，正是國際學術交流的主要目的。

張院長對我和許多國內外其他學者的厚愛是無以為報的。我對張仲禮博士的去世感到深深的悲傷。但同時我也由衷地感恩曾經有機會向這位了不起的楷模學習——他是學者和做人的典范。我相信張教授希望我們都以他為自己設定的人生職業準則為標桿努力，這就是對他最好的緬懷：開展出色、公正的研究，為制定開明的公共政策提供基礎。

（本文轉載自《文匯學人》2015年10月23日。標題與小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