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前不久，華裔富豪廖凱原和他創造的“軒轅反熵運行體系2.0”突然暴得大名，原因是北大、清華、復旦、上海交大四所中國頂級大學，在接受了廖凱原的捐資后，成為其自創理論的發聲平臺，于是引發媒體、輿論的熱議：“一位土豪‘民科’為何讓名校集體淪陷？”

一時間，“民科”再次成為全民關注的熱點，其實這些游離于專業學術共同體之外、無視前人研究成果、跨界操刀、固執己見、妄下論斷的人除了在自然科學領域里大量存在外，人文學科中也屢見不鮮。

今天我們就來數數國內已經出版的歷史類著作中有哪些民科代表？

周公原本是女子？

要說歷史類的民科著作，中國上古史可是“重災區”。首先來看一本吳鋼的《孔子的周公：<尚書>中所見西周女王》（上海三聯書店，2011年），單看這本書名，就知道作者的腦洞開得有多大了——原來孔子他老人家念念不忘的夢中人是一位女性！作者從《尚書·金滕》篇中讀出周公的本職是巫師，而且還是個女巫，那么他是如何論證的呢？下面試舉一例說明。

吳鋼《孔子的周公：<尚書>中所見西周女王》

《韓詩外傳》卷三：“成王封伯禽于魯，周公誡之曰：‘往矣，子其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于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發，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對于這句話歷來的解釋都是周公告誡自己的兒子伯禽，說自己為了招攬天下賢能之才，連洗一次頭、吃一頓飯都要停頓三次。而且“一沐三握發，一飯三吐哺”也在后世被變為成語，用來形容主人禮賢下士。那么，這則材料和周公實際上是一位女性有什么關系呢？原來——

周公沐發顯然是為舉行大型祭祀活動作準備，她必須代表王室成員出場引領降神舞蹈。由于這些事總要占用日常時間，她在幕后化妝時自然會遭遇意外訪客的打攪，這些訪客也許在祭祀活動中分擔有任務。此時矛盾的焦點便聚集在周公的發飾上。為了吸引人才，她必須更換官服以男妝接待來客，在送走客人后，又必須重新換上巫舞所用行頭，如此反復多次。一方面，周公擔心意外插曲會延誤演出計劃，另一方面，她又不能預見會有幾批客人即將登門，而在接見客人之前，她還必須以最快速度瀝干頭發以防止官帽被浸濕。所以這是一個異常緊張的時刻，而在緊張之余她也有理由向知情的親人訴說這些經歷以及自己的感受。由于這些經歷完全由生動而逼真的細節構成，后人在津津樂道的同時恰恰遺忘了理性的質疑。

……

“吐哺”是由突發的惡性事件引起的一種應激反應，這種反應決不表示任意一種友善，當然與招攬人才無關。進一步看，既然“一吐哺”足以打消全部的食欲，那么在“一飯”之內“三吐哺”則是不可累積的，在這里，周公所述現象明顯超出一般的生活現實。如果將周公“吐哺”理解為中斷哺乳，那么，一切的疑問都可以迎刃而解。無疑地，強行中斷哺乳勢必引起嬰兒的啼哭，而嬰兒的啼哭很可能向外人暴露周公的性別。所以這又是一個異常緊張的時刻，在這當中制造麻煩的人很可能就是伯禽。總起來看，“三握發”襯托出當事人對“沐”的堅守，“三吐哺”襯托出當事人對“飯”的堅守，周公為祖先而“沐”，為后代而“飯”，為鄰人而“握發”、“吐哺”，這樣一幅面面非常形象地詮釋了儒家在應對人際事務時執守的經與權。對年輕的伯禽而言，這些奇特的社會實踐不啻為不可多得的人生財富。

經過作者的解讀，“一沐三握發，一飯三吐哺”變成了兩個“異常緊張的時刻”，理由是原為女兒身的周公要掩蓋自己的性別特征。怎么樣，讀完這些雷人的解釋，你是否已經吐槽無力了？

如果說吳鋼先生把周公解讀為一位女性還要依靠文本闡釋的話，那么無文字記載的史前史就更為廣大民科提供了施展拳腳的空間，例如女作家蘇三的《新文明簡史》（香港商報有限公司，2014年）就是一本試圖利用“基因揭示全球文明同源及中國文明起源之秘”的著作。

假如我們稍作檢索，就會發現她竟然已經出版過《三星堆文化大猜想：中華民族與古猶太人血緣關系的破解》（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向東向東，再向東：<圣經>與夏商周文明起源》（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難以置信：殷商與腓尼基人》（花城出版社，2006年）、《漢字起源新解：2008-2009探索手記》（東方出版社，2010年）、《文明大趨勢：中華文明及其命運》（中國商業出版社，2014年）等十種著作，有些僅看書名，想必就已腦洞大開。

秦始皇是說蒙古話的女真人？

通常大部分“民科”都有一個特點，那就是跨界作業，試想一位學理工科的人來研究歷史會是怎樣的情形？這么說絕對沒有否定理工科學子們轉行從事人文事業的意思，只是想強調人文學科和自然科學一樣，需要接受基本的學術訓練，并非毫無門檻、隨意而為。

2002年，中華書局曾經出版過一本名為《中國北方諸族的源流》的學術著作，作者朱學淵1978年入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師從著名力學家談鎬生院士，1983年在美國蒙大拿州立大學獲得物理學博士學位。由于“中華書局”的金字招牌，以及收入此書的“世界漢學論叢”以往的水準，導致它出版后頗受關注。因研究五四運動而著稱的史學家周策縱還為此書撰寫序言，文學批評家李劼也稱朱學淵“是北方民族探源上的拓荒者”，那么到底這本書想說明什么？　

簡言之，這本書試圖證明“馬札爾人（即古代匈牙利人）起源靺鞨”以及“夏商周人與蒙古-突厥-通古斯語諸族同源”，所謂“靺鞨”是漢語古籍中對于居住在中國東北地區的民族稱呼，他們是女真人乃至滿族的祖先，不過怎么看都和古代匈牙利人八竿子打不著，關鍵是作者如何將二者扯在一起呢？

朱學淵在書中羅列了大量今匈牙利語與女真語、蒙古語乃至錫伯語種的諸多被看作音、義都相近的“關聯語詞”，以此作為論證馬札爾人起源于中國東北的證據。不過，著名蒙元史學者姚大力已經在《馬札爾人是西遷的靺鞨部后人嗎？》（收入氏著《北方民族史十論》）這篇書評里對其觀點做了有力批駁。

例如，朱著中將匈奴姓氏“須卜”與女真部落名“蘇不魯”、匈牙利姓氏Sipos相勘同就鬧了笑話，“‘卜’在古漢語中是帶有-k收聲的‘屋’部韻入聲字。是知用‘須卜’兩個漢字來音寫的匈奴姓氏，它后一個音節乃是-buk/-bu。但女真姓氏‘蘇不魯’的后兩個音節或最后音節應為-bulu/-buru或-bul/-bur；而匈牙利姓氏的最后音節則是-pos。三者的最后一個音節明顯不同，我們不知道朱著憑什么把它們混為一談”。諸如此類，朱著中的語言學謬誤可謂不勝枚舉。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朱學淵使用歷史比較語言學這種論證方法本身是沒問題的。歷史比較語言學起源于18世紀歐洲學者對于古印度梵語與歐洲語言相似性的發現與研究，隨后成為歐洲傳統東方學與現代史學研究的科學方法，即所謂“審音勘同”。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傅斯年領導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就是在這種科學方法的引領下創立的，并且吸引了陳寅恪、趙元任、羅常培、李方桂、李濟、董作賓等一批著名學者加入，在語言、歷史、考古等領域都留下了豐厚遺產，從而成為中國現代最為重要的學術機構。

但問題是，用“審音勘同”的方法進行古史研究需要接受嚴格的語言學和歷史學訓練，如果涉及中國史上的“四裔”，還要懂得古漢語音韻學，否則就會紕漏百出，貽笑大方。鑒于歷史比較語言學早已成為廣大民科（包括蘇三女士）施展想象力的一大“法寶”，這里有必要引用一下姚大力教授對于其局限性的忠告：

其一，盡管在提供否定性證據方面審音方法的功能較為顯著；但是在相反的情況下，僅僅以審音為證據的勘同結論往往是十分不可靠的。特別是當被研究的對象所處時間和空間的歷史跨度都極大的時候，審音勘同必須與其他各方面的歷史證據密切結合，才能有助于辨析事實。其二，對審音勘同法則的嚴格性也不應過于迷信。例如，普立本證明，用漢字入聲字來音譯的音節，在其源詞的正字法中就不一定都有尾輔音。此外還有許多其它例證，說明古人譯音用字也有相當隨意的時候。所以在使用審音勘同方法時，既需要盡可能遵循由過去經驗所確立的有效法則，又不能簡單地依靠墨守這些法則來處理所有資料。

有趣的是，朱學淵繼《中國北方諸族的源流》之后再接再厲，又出版了相對通俗的《秦始皇是說蒙古話的女真人》（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論證出許多上古中原人名大都是后世戎狄族名，如“虞舜是烏孫”、“句踐是女真”、“叔孫是肅慎”、“孟柯是蒙古”、“墨翟是勿吉”、“荊軻是準葛爾”等等，令人不得不佩服其大膽的穿越與推理精神！

中國人鄭和最早發現美洲？

除了朱學淵先生外，香港學者李兆良同樣是理工科出身跨界研究歷史的代表，原是生物化學博士的他已經在臺灣聯經出版公司出版過《坤輿萬國全圖解密：明代測繪世界》（2012年）、《宣德金牌啟示錄：明代開拓美洲》（2013年）這兩部專著。

2006年李教授偶然獲得一枚美洲出土的“宣德金牌”，于是激發起他的探索熱情。經過研究，他得出了一系列刷新常識的結論：歷史上那幅著名的《坤輿萬國全圖》主要部分并非傳教士利瑪竇所繪，而是明代中國人繪制的。明代鄭和下西洋并非止于東非洲，也到達過美洲，因此是中國人首先實現環球航行并繪制了第一張世界地圖，引起了后來西方所謂“地理大發現”等等。

李教授這些足以讓愛國青年們熱血沸騰的觀點看似橫空出世，實則早有前例，而且還是個“歪果仁”提出的！

這位替中國人鳴不平的歪果仁名叫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本來是英國皇家海軍潛艇編隊指揮官，他早在2002年就發表了一部震驚世界的著作《1421：中國發現世界》（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World），中文版于2005年由京華出版社出版。據說他花了14年時間研究鄭和率領的中國艦隊先于歐洲那些耳熟能詳的偉大航海家發現新大陸的那段傳奇旅程，因此鄭和也就取代哥倫布成為發現美洲的第一人。

光這樣還不過癮，同樣是這位孟席斯先生，若干年后又推出了一本《1434：一支龐大的中國艦隊抵達意大利并點燃文藝復興之火》（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企圖論證意大利文藝復興運動也要歸功于中國人！他認為有一支中國艦隊在15世紀曾攜帶一批中國科技典籍到意大利，從而帶動了整個文藝復興運動；而文藝復興中的巨匠達·芬奇的許多發明實際上就來源于中國的古籍。不過，注意一下出版此書中文版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嚴肅的讀者也就可以長出一口氣了，大不了可以當小說看嘛。

“誰先發現美洲”的爭論史

其實關于地理大發現的世界史猜想一直是座盛產“民科”的富礦，要知道李兆良和孟席斯先生的“鄭和發現美洲說”，只不過是千奇百怪的“中國人發現美洲說”的一種答案罷了。明代鄭和已經算晚的了，還有很多人支持中國人早在5世紀就已經發現了美洲。

長期以來，不只是“民科”，還有很多考古學者、歷史學者、人類學者參與了這個問題的討論，它和“馬可·波羅是否到過中國”一樣，成為學界內外爭論不休的焦點。

1761年，法國漢學家德·吉涅（J.de Guignes）在向法國文史學院提出的研究報告《中國人沿美洲海岸航行及居住亞洲極東部的幾個民族的研究》中，最先提出“中國人最早發現美洲說”后，這個問題引起了西方漢學家的廣泛興趣和熱烈討論，兩個多世紀以來，既有贊成者，也有反對者。

本來，哥倫布1492年發現美洲新大陸早已成為世所公認的常識，但是由西方人挑起的這一話題自然會激發富有民族主義精神的中國人的探索。

民國時，章太炎就提出法顯和尚發現西半球的新說，他根據《佛國記》中記載的法顯是在南海航行遇風飄至“耶婆提國”的史實，認為“耶姿提”即南美的“耶科陀爾”（厄瓜多爾）。1940年，學者朱謙之寫作《扶桑國考證》，根據中外史籍材料認定中國僧人發現美洲“決無可疑”。

1949年后，《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用筆名馬南邨在1961年9月的《北京晚報》上發表了《誰最早發現美洲》等3篇短文，再次把“中國人最早發現美洲”這一話題召回公眾的視線，并支持“扶桑”即墨西哥、中國高僧慧深最早發現美洲的說法。

1980年代初，海外傳來美國加州海岸外水下發現“石錨”的消息，不少人據此認為它可能是公元前一兩千年中國沉船的遺物，可以作為中國人最先到達美洲的新物證，于是又掀起了一波輿論熱潮。

1992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人民日報》記者出身的連云山所著《誰先到達美洲：紀念東晉法顯大師到達美洲1580年》，此書由周谷城、趙樸初題詞，賈蘭坡、蘇秉琦作序，僅從書名就可以看出又是一部支持法顯最早到達美洲的著作。

不過，“中國人最早發現美洲說”也沒有令全體國人都隨之附和，也有不少反思的聲音，比如北大的羅榮渠教授就有不同意見，他曾出版《中國人發現美洲之謎：中國與美洲歷史聯系論集》（重慶出版社，1988年），從嚴謹的學術角度對“中國人最早發現美洲說”進行批駁。

除了具體細節的考證，羅教授也從根本上對“中國人最早發現美洲說”提出質疑，因為“從印第安人的角度來看，不但難以思議，而且幾近荒唐。要說誰最先發現美洲，當然是最先拓殖這個新大陸的印第安人的祖先。其次是從相反方向進入美洲的北歐人和愛爾蘭人。最后的發現者是哥倫布。在這些發現中，哥倫布的‘再發現’在地理發現史上具有革命意義是無可爭議的。關于其他偶然從太平洋或大西洋上漂流過去的人，談不上是真正的發現者”（《扶桑國猜想與美洲的發現》）。這意思是說，偶然性漂流的“到達”和對世界史產生劃時代影響的“發現”還是兩碼事。

歷史民科全部都是笑話嗎？

話說回來，以上所舉的歷史類著作全都一無是處嗎？當然也未必如此，人文學科區別于自然科學的一大特點就是對于“真理”的不確定性，甚至一個問題提出來，本身就沒有正誤之分。但憑什么說它們是“民科”呢？

拿歷史學為例，一個結論的成立往往要經過縝密的邏輯論證和充分的史料支持，有時僅有一處證據也是沒有說服力的，正所謂“孤證不立”，更何況證據匱乏、邏輯跳躍的推理猜想呢？好的歷史學著作可能寫得像偵探小說那般精彩，但反之卻未必。

周公并非不能是女子，古代匈牙利人也并非不能起源于“靺鞨”，最早到達美洲的當然也有可能是中國人……但是所有上述論證過程都是不符合史學規范的推理猜想，加上作者仍然一副真理在握的樣子，因此也就不免流于荒誕。

那么這些歷史民科著作為什么會層出不窮呢？最后思考一下這些著作誕生的文化心理動機或許比單純看笑話更有意義。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先要提及著名“民科”何新先生的一本著作《希臘偽史考》（同心出版社，2013年），在本書中，何先生在幾乎沒有任何證據的前提下，直接宣布古希臘歷史完全是西方人捏造出來的，所有古籍都是文藝復興時期的作偽高手一手炮制的，比如《荷馬史詩》就是彼得拉克、薄伽丘等人“杜撰或再創作的”，而且背后的黑手是共濟會。不僅如此，胡適也成了“共濟會的中國門徒”，甚至發展下線顧頡剛制造了“古史辨”運動！

關于何新此書的臆想胡說程度，北大的高峰楓先生早已有書評《“學術義和團”的勝利》斥之，文中亦有對其創作心態的分析。由此可以看到，不管是全盤否定西方文明根基，還是千方百計地論證中國人早于哥倫布到達美洲，背后隱藏的其實都是試圖美化、拔高中國文明的民族主義情緒。

公元5世紀初，1580年前，中國偉大的旅行家和學者法顯首到美洲，中國船隊橫渡太平洋首到美洲，又橫渡太平洋回到中國，是炎黃子孫的光榮，中華民族的光榮，人類的光榮。

偉哉！法顯，壯哉！法顯！

偉哉！中華民族，壯哉！中華民族！紀念中華民族在人類文明史上創建的這一偉業，將激勵現代中國人再振中華！激勵中國奮勇前進。

以上是連云山先生在《誰先到達美洲：紀念東晉法顯大師到達美洲1580年》一書中結尾處的總結，如此慷慨激昂的陳詞口號還怎能讓人相信這是一部基于史實考證的嚴肅著作？

從這點上看，另外一些民科動輒論證中國文明起源的外來因素，反而在某種程度上有了對中國文明進行“祛魅”的功能。事實上，中國文明獨立起源論也早已為中國主流考古學界放棄，更何況分子人類學早已證明古人類全部起源于非洲，隨后才遷徙擴散至世界各地。當然這絕不意味著有了這樣的“關懷”后，就可以打著科學考證的旗號而隨意運用想象力創作。

最后講個好玩的事情，何新先生在今年又悄悄推出了《希臘偽史續考》（中國言實出版社，2015年），看來他還真聽從了高峰楓先生在書評中的建議——為把西方文明典籍夷為平地，繼將希臘梟首之后，又去砍羅馬的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