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一大”黨綱規定：“凡承認本黨黨綱和政策，并愿意成為忠實的黨員者，經黨員一人介紹，不分性別，不分國籍，均可接收為黨員，成為我們的同志。”其后的革命戰爭年代，在中國共產黨黨內，黨員之間不分職務高低一直以“同志”互稱，通過翻閱當時的黨內文件、信件以及觀看反映當時黨內生活影視作品，我們還能感受到當時黨內互稱“同志”已成氣候并形成習慣。

新中國成立后，出于對毛澤東等領導人的尊敬，在黨內的文件中出現了稱呼職務的現象。針對這一現象，1959年8月3日，毛澤東專門寫信給劉少奇、周恩來、彭真、楊尚昆等中央領導，認為“這種舊習慣應當改過來，建議：一律稱某某同志”。1965年中央還專門就黨內稱呼問題發出《中央關于黨內同志之間的稱呼問題的通知》。

改革開放以后，在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中央再次要求：“黨內一律互稱同志，不要叫官銜。”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的《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中明確規定：“在黨內所有黨員盡管工作分工有所不同，都是平等的同志和戰友，黨內要互稱同志，不稱官銜。”中共十八大通過的黨章中也將黨的領導人稱為同志。十八大后中央對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進行了一次全面清理。在對新中國成立至1977年期間中共中央制定的411件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進行清理后，160件被廢止，231件宣布失效，20件繼續有效。其中，就包括1965年《中央關于黨內同志之間的稱呼問題的通知》，可見黨內互稱同志依然有效，仍是中央對黨內生活的一貫要求和重要的政治規矩。

眾所周知，有那么一段時間，在黨內活動中很難聽到互稱同志的聲音。即使是在黨委會上，甚至在黨小組會上，黨員之間也都互稱官銜，不稱同志。黨內稱呼出現了不太好的四種傾向。一是黨內稱呼官職化。在黨內互稱官職，隨著官職升遷變化，稱呼也隨之改變。如果一個人有多項官職，則稱呼級別較高的；如果官職是副職，則一般去掉副字。二是黨內稱呼市場化。將市場經濟中對企業老板或高層管理人員的稱呼用到黨內生活中，如“老板”“老總”等。三是黨內稱呼江湖化。把社會上的一些稱呼用語用到黨內中，如“老大”“老爺子”等。四是黨內稱呼親戚化。現在有些人為了顯示親密，在黨內也稱兄道弟、呼姐喚妹。年齡大的叫“某哥”“某姐”，年齡小的稱“某弟”“某妹”。這些稱呼既破壞了黨內民主的和黨內關系的嚴肅性，又影響了黨群關系和黨的整體形象，不利于黨內政治生態的凈化和黨的作風的轉變。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多次強調良好的政治生態對黨的作風建設、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性，強調黨內要講政治規矩。黨內互稱同志就是黨內政治生態良好的重要指征，是黨的重要政治規矩。雖然相當一部分黨員干部已經認識到了在黨內互稱同志的重要意義，但在黨內互稱同志的氣候仍未真正形成，尤其是在黨內政治生活中，仍是叫聲同志不容易。黨內互稱同志為何難進行？筆者認為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受到封建等級觀念的影響。中國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使人們形成了嚴重的社會等級觀念，官本位思想、權力崇拜意識、唯官唯上傾向還不同程度存在，并表現在黨內稱呼的運用上。行為習慣尤其是群體行為習慣，一旦養成，不易改變。

黨內互稱同志，是加強黨風建設的基本要求，是黨的重要政治規矩，是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的重要體現。在黨內一律稱同志，有助于增強黨員領導干部的平等觀念提高權利意識，營造黨內民主的良好風氣；有助于克服封建特權思想和等級觀念；有助于擔任領導職務的黨員，保持清醒頭腦，放下領導架子，務實清廉為民，腳踏實地干事。

黨內稱呼正常化非小事，我們必須找到原因、克服困難，采取措施讓黨內互稱同志的風氣重新對起來，優化黨內政治生態。首先，加強教育宣傳，督促轉變認識。稱呼的變化實際是觀念的轉變。觀念的轉變可以通過黨內教育督促黨員放下心理束縛，主動接受正確觀念，認識到黨內稱呼并不是小事，而體現的是一種彼此平等的政治關系。正確觀念轉變和形成后，應鼓勵全體黨員身體力行地去做、去實踐，慢慢地，就習慣了，也就自然了。其次，制定相應規范，黨內強制推行。既然互稱同志是黨內的政治規矩，就必須扎扎實實地落實踐行。如果只是高喊宣傳，不僅沒有任何效果，反而有損黨內政治規矩的權威性嚴肅性。中央可以下文明確規定使用同志稱呼的場合。在黨內政治生活，如黨內會議、民主生活會、學習交流會、批評和自我批評等場合都應該規范稱呼，使用同志稱呼。最后，要使黨內互稱同志蔚然成風，形成氣候，領導干部必須首先轉變認識，積極主動地在黨內活動的各個場合互稱同志，上行下效，黨內才能形成互稱同志的良好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