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科院發布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從畢業生的城鄉來源角度分析，農村家庭的普通本科院校畢業生成為就業最為困難的群體，失業率高達30.5%。

如此高的失業率，無疑是階層固化的危險征兆。給予更長的時間，相信一些失業學生會逐漸找到合適的工作，一些可能會創業成功，但現階段“畢業即失業”的窘境，給家庭和個人的打擊，無疑是一般人無法想象的。

階層固化原因很多，歸納起來無非是進入社會中上層的途徑大大收窄，以及社會中下層人士缺乏競爭力。前者且不論，對于后者，主要是中下階層的子女沒有機會在義務教育階段接受良好教育，進而少有機會進入好的高中和大學，換言之，還等不到上大學，早在初中畢業時，中國的教育已經在做階層分流的工作了。

為了避免教育資源向少部分學校過分傾斜集中，教育主管部門提出“教育資源均等化”等對策，但效果讓人失望。經過10多年，另一項所謂的改革——減負，正在扮演階層分流的幫兇。這是一個匪夷所思的現象，但的確如此。

2000年1月17日，浙江省金華市第四中學高二學生徐某，因學業壓力過重，鋌而走險，鐵錘殺母，藏尸遁逃。事件披露后，在社會上引起軒然大波。新華社隨后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強調“減輕學生課業負擔刻不容緩”，因為這直接關系到中華民族在21世紀國際大競爭中的地位問題。教育部同日發出通知，要求全國各地教育部門“加大減輕中小學生過重負擔工作的力度，切實抓出實效”。

的確，那個時候中小學生書包很重，作業要做到深夜。“減負令”一下，學生在校時間大大縮短，教師布置的作業量也少了，甚至低年級都不用考試了。大家額手稱慶。

但問題很快就來了。由于“教育資源均等化”并沒有實現，優質教育資源仍然控制在少部分學校手里，規規矩矩實施“減負”的學生，根本進不了好的初高中學習。

結果今天大家看到的場景是，學校仍在執行“減負令”，早早地放學，少少的作業；家長卻在利用放學后和周末時間，把孩子送到教育培訓機構繼續學習或請家教，“彌補”減負帶來的學業“損失”。有一個說法是，要想考進一流高中，初三的學生必須完成高一的課程。很大程度上，家長能夠付出多少金錢和時間，決定了所選擇的教育培訓機構和家教的教學質量高低，以及孩子成績的好壞。

教育管理部門和學校一方，減負政策成效卓著；家長和學生一方，為各種各樣的補課花費大量金錢，忙得暈頭轉向。試問，這樣的“減負”，意義何在？

教育的社會政治功能之一，是彌合社會階層分化，但是在當前的“減負令”下，各個家庭各顯神通。這場私下里的競賽，城市是勝出者，因為城里有更多的教育培訓機構和更多的優秀家教；有錢的家庭是勝出者，因為他們出得起更高的價位，可以進優質的教育培訓機構補課，可以找到更優秀的教師。不客氣地說，當前的“減負令”，正在加劇階層分化。

從“減負令”中獲益的，一是課外教育培訓機構，它們的做大，很大程度上依靠“減負令”被驅趕出來的知識傳授；二是中小學校，可以早早地把學生送出校門，落得清閑；三是部分中小學教師，可以把本該在學校課堂上講授的內容轉移到課外的補習班上，不過據說在禁止這種作為。從“減負令”中受損的，一是教育培訓資源稀缺的農村，以及經濟狀況捉襟見肘的城市貧民子弟。

在“教育資源均等化”八字還沒有一撇的背景下，課業“減負”必然淪為一幕荒誕劇，它所產生的危害，至今還沒有完全顯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