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句俗語說，大家都做官去了，誰來抬轎子。它一方面反映了古代士人熱衷官場的特性，另一方面又展示出了官場的擁擠程度。在中國古代歷史上，似乎官場從來都是僧多粥少，人才擁擠不堪，競爭黑暗無比，但是人們對此“醬缸”卻絲毫不懼，前赴后繼。清代官場較之前朝，同樣存在人滿為患的通病。士人大多一方面覺得自身才干欠缺，另一方面又責怪上天不公，崇尚迷信。對于清代最高統(tǒng)治者來說，他們需要對整個仕途的晉升通道定時清理，促使整個官僚體系有效運作，乃至勉強維持，這就不得不考慮仕途擁擠的問題。

侍衛(wèi)挑選與入仕別途

清代官場中，滿漢士人升遷的顯著差異是旗人入仕不必限定科舉渠道。從八旗子弟入仕的歷史軌跡來看，清初，科舉往往不為八旗士人重視，后來才越發(fā)重要，乃至成為主流。清代前期，戰(zhàn)事不少，崇尚武治天下，因而皇帝進行侍衛(wèi)挑選，進而補充官僚體系，亦是清代國家人才成長的重要通道。隨著時局發(fā)展，特別是選材整體格局中出現(xiàn)重文輕武的發(fā)展趨勢，這一通道日漸狹窄。但是，這一通道從未關閉，乾隆晚期權臣和珅即起家于侍衛(wèi)，可見侍衛(wèi)入仕仍是八旗子弟的重要選擇之一。

在侍衛(wèi)挑選中，距離皇帝較近的拜唐阿侍衛(wèi)挑選更是緊要。然而，即使如此重要的人才挑選機制，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機。乾隆中期，大批八旗子弟不愿入侍衛(wèi)之選，而是熱衷科舉或者其他入仕渠道。乾隆帝為了維持這一傳統(tǒng)選材渠道，特意頒布了相關的上諭，建立五年一選的制度。當然，此種侍衛(wèi)挑選制度，同樣借鑒了科舉制度的成功經(jīng)驗。有所不同的是，它更集中體現(xiàn)了皇帝的自我判斷，而不是相對客觀的評價標準。侍衛(wèi)挑選是皇帝親自主持的一次面試。

嘉道時期，這項制度的實施遭遇到不少危機，情況并不樂觀。嘉慶十年十一月，軍機大臣翻出乾隆五十年諭旨所訂立的挑選侍衛(wèi)拜唐阿制度，請求重新實施，從八旗內(nèi)外文武大員子弟中挑選侍衛(wèi)拜唐阿，五年一屆。此請得到嘉慶帝大力支持：“揀挑侍衛(wèi)拜唐阿，溯自乾隆五十年遵旨查辦以來，惟于乾隆五十年查辦一次，乾隆五十五年查辦一次，乾隆六十年、嘉慶五年，屆期均未辦理，今已越十五年，自應遵照原奉諭旨查辦。著八旗及內(nèi)務府三旗，即照前辦成例，將在京文武大員、外任知府以上大員及歲子弟，查明分造清冊，咨送軍機處匯奏，候朕指出帶領引見。嗣后五年一次，照此查辦。”

同年十二月，嘉慶帝對于挑選的范圍進行詳細說明，規(guī)定相應品級的官員子弟才有資格參選：“嗣后大員兄弟子孫揀挑侍衛(wèi)，仍照前次辦理，在京文職三品以上，武職二品以上，世職公侯伯以上，外省文職知府以上，武職總兵以上及新疆辦事大臣之兄弟子孫應行咨送者，俱著查明造冊，咨送軍機處，照例繕寫清單呈覽。”對于大員子弟的年齡等限制也有說明：“此項大員兄弟子孫，年及十八歲之六品以下文武人員，無論補缺與否，俱著查送。其候補五品文武人員及未經(jīng)引見之五品蔭生，亦著造冊咨送，至實缺五品文武官員，俱毋庸開送。”

盡管朝廷對此制度的維護頗下功夫，但八旗子弟對此并不買賬，效果越來越差。道光十五年，朝廷發(fā)現(xiàn)挑選侍衛(wèi)拜唐阿遭遇諸多挑戰(zhàn)：“自道光十一年查辦以來，迄今又屆查辦之時，該大員子弟，或身軀單薄，馬上平常，或自幼讀書，驟難學習弓馬，自應酌量變通。”朝廷不得不對官員子弟的登記有所讓步，一些確實才品不行者允許缺席挑選：“嗣后在京文職三品以上，武職二品以上，在外文職由總督至臬司，武職由將軍提督至總兵，子弟內(nèi)如有及歲情愿送挑者，仍照從前咨報本旗，由旗咨送軍機處匯奏，候朕指出引見。儻身軀單薄，及有殘疾，或弓馬平常，不堪送挑者，即據(jù)實報明，聽其自便，用示朕曲成旗仆，因材器使之至意。”

鑒于此項挑選制度實施效果不佳：“自道光二十一年查辦后，迄今已及五年，又屆應行查辦之時。惟念該大員子弟內(nèi)，亦有不同，或身體單弱，馬上平常，或自幼讀書，一時不及習學騎射，似此即挑取侍衛(wèi)拜唐阿，又何能得力，自應酌量變通辦理。”道光二十五年，朝廷再次修改制度設計，要求大臣報名挑選：“嗣后在京文職自三品以上，武職自二品以上，在外文職自總督至按察使，武職自將軍提督至總兵，該大員兄弟子孫內(nèi)，如有年已及歲，可以充當侍衛(wèi)拜唐阿差使者，俟五年查辦之際，該大臣等仍照上次呈報本旗，由該旗造冊咨送軍機處會總具奏，俟朕指出，帶領引見。”對于那些不愿參加的大臣，道光帝也是給予較大的自由：“如身體單弱，或有殘疾，抑或弓馬平常者，著該大臣即據(jù)實報明該旗，轉(zhuǎn)行軍機處，均聽其便。該旗亦毋庸催取其名，以示朕作養(yǎng)器使旗仆之意。”

自道光十五年至道光二十五年，整整十年之間，拜唐阿侍衛(wèi)的挑選始終不容樂觀。道光帝對于整個高級官僚子弟的教育，也不是很滿意。不過這一制度的實施，在某種意義上，仍是在延續(xù)和保持八旗子弟的入仕優(yōu)勢，在通往清代政治權力核心圈的征途上為他們開辟了另外一個通道。這也表明，八旗子弟仍是道光帝等人信任的主體和核心圈。但侍衛(wèi)挑選本身的窘境，充分說明了清代官場的擁擠、官職的貶值和各種選材通道的競爭，展示了清代原有權力分配體系的整體性溶解。

值得玩味的是，在清代官場日益擁擠的境況下，侍衛(wèi)的挑選得到清朝統(tǒng)治者的重視。這一方面固然是延續(xù)傳統(tǒng)，有制度慣性的影響，另一方面又是在科舉選材越發(fā)占據(jù)主流的情況下，另開別途，保持八旗子弟對核心權力掌控與占有的方式。這無疑是清代官場高層權力職位流傳與沿襲的一種自救性措施，可惜的是效果不盡如人意。

舉人大挑與制度慣性

清代仕途的疏通，一方面要確保八旗士人的優(yōu)先特權，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兼顧滿漢兩大勢力之間的平衡。舉人大挑是乾隆朝選材制度的創(chuàng)新，對于維護科舉制度的健康發(fā)展以及捐納制度的持續(xù)實施，都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一是從仕途的疏通來看，舉人群體出路的解決，不僅有利于下層監(jiān)生等群體的持續(xù)涌入，同時也可緩解上層進士群體的錄取壓力，可謂承上啟下的關鍵之舉。二是從捐納的交易維護來看，舉人群體的持續(xù)與穩(wěn)定更有利于監(jiān)生等名額的捐納，這才使得捐監(jiān)這一捐納形式自乾隆初年至光緒年間都發(fā)揮了極為重要的資金籌措功能。三是從官員素質(zhì)和銓選機制來看，舉人群體充實到地方基層官吏，可以提高地方官吏的整體素質(zhì)，為基層官僚體系注入新的血液。

自乾隆朝以來，舉人大挑受到士人極大關注，競爭越來越殘酷。關于挑選的程序，嘉慶朝不少大臣提出了修改意見，試圖改革。嘉慶六年，御史濟蘭上奏酌改大挑舉人章程的諸多建議，主要內(nèi)容有三。一是擔心挑選考官個人專斷。二是要求大臣匿名提交考選意見：“令派出之王大臣，于名冊內(nèi)各注記號，挑畢后，另派親信大臣，會同拆看，始定去留，挑額不敷，再將此記圓圈，彼記尖圈之舉人，另傳復看。”三是參加面試的人數(shù)不設限制。對此，嘉慶帝結(jié)合自身參與舉人大挑經(jīng)驗，給予詳細回復。在嘉慶帝看來，朝廷應該充分相信考官素質(zhì)：“朕在藩邸時，曾蒙皇考閑派，與成親王永瑆及大學士阿桂、劉墉等，一同挑選。彼時朕與成親王坐位在前，即系與眾大臣公同商酌，以定去取，從無獨出意見之事。目今派出之王大臣等，自不敢意存專擅。如果挑選時，派出居首之一二人，并不與他人參酌，現(xiàn)有御史在旁，原可據(jù)實參奏。儻竟有聽受囑托情事，訪查得實，亦無難列入彈章，何必更易舊規(guī)，始能剔弊。”同時，對于大臣意見匿名核對，嘉慶帝認為程序煩瑣。而對于面試人數(shù)的限制，嘉慶帝認為是便于考試管理。對于嘉慶帝來說，舉人大挑的選擇標準更多是舉人的年齡和精力，而不是文采：“至大挑舉人，原為疏通寒畯，以免淹滯，其中年力精壯者，自應列為一等，俾得及鋒而試，即年齒稍長，而精力未衰，亦可與民社之選。若年力近衰之人，則應列為二等，俾膺司鐸，以遂其讀書上進之愿。惟在派出之王大臣等，仰體朕意，秉公挑選，自必輿論翕然。”

對于舉人大挑，嘉慶帝深有體會。在乾隆帝的安排下，他曾兩次親自參與挑選，對其中內(nèi)幕十分了解。“朕與成親王于乾隆五十二年、六十年曾兩與其事，溯自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已蒙皇考密緘朕名，纘承大寶，而丁未、乙卯兩次大挑，俱蒙皇考閑派，仰見圣心于此一事，委任至為慎重，乃彼時即有人將與挑舉子，托言私宅賓友，竟敢在朕前呈遞名條者。”但是，對于舉人大挑的積極作用，嘉慶帝還是高度肯定：“大挑舉人，原為疏通寒畯，俾免淹滯。挑選時并不試以文藝，只就其人年貌，分別去取，立法遵行已久，亦斷無復行考試之理。”

對于嘉慶帝來說，舉人大挑本身是一項優(yōu)良的人才選拔制度，關鍵是官員的執(zhí)行問題。因此，他對考試的管理十分重視，要求官員潔身自好、公正無私：“此次大挑，經(jīng)朕派出王大臣等，諒不敢為受賄營私之事，而徇情聽囑，實不能保其必無。即有謹飭自愛者，面為拒絕，亦未必肯將囑托名條，遽行陳奏。但此等夤緣舞弊之徒，若不嚴辦一二，不足示儆。”

但制度的運作與國家治理的大環(huán)境息息相關，嘉慶朝的舉人大挑也很難解決仕途壅積的大問題。因為嘉慶年間的科場和官場本已十分擁擠，大挑的舉人很難分發(fā)，后來不得不減少挑選的名額。嘉慶十三年三月，到京挑選的全國舉人有3000多人，朝廷不得不再次商量對策。此次由通政使司副使閻泰和奏請，建議酌量變通大挑程序，核心內(nèi)容是一等名額減少，歸入二等。于此，嘉慶帝還是憑借個人經(jīng)驗，確定一等、二等名額比例：“朕于藩邸時，兩次親理挑務，其分別一二等舊額，向所稔知，所有此次大挑舉人，著于每兩班二十人內(nèi)挑取一等三名、二等九名，以示體恤寒畯之至意。”

嘉慶朝的官場人才擁擠程度遠超朝廷估計，此后一段時間內(nèi)，舉人大挑的人員始終無法得到有效使用，朝廷不得不停止大挑，謀求進一步改革。嘉慶十八年八月，朝廷宣布暫緩舉人大挑，改為每四科挑選一次。“各省舉人，從前皇考高宗純皇帝加恩寒畯，特予大挑，俾多士及時自效。朕親政以來，每閱六年，按次舉行，惟現(xiàn)在分發(fā)各直省者，為數(shù)過多，該舉人等挑選以后，補缺無期，省垣需次，資斧惟艱。此次若再照例挑選發(fā)往，更形壅滯，轉(zhuǎn)非所以體恤寒士之意。所有明歲大挑，著暫緩一科，于丁丑科會試后舉行，并著嗣后每屆四科奏請大挑一次，仍照例扣除近三科舉人，俟各省挑往人員漸次疏通，該部即奏明再行照舊辦理。”

但四年之后，嘉慶帝再次面對挑選舉人無處安置的境況，不得不另起爐灶，將部分舉人挑選為河工人員：“大挑舉人，原以疏通寒畯。近來各省分發(fā)人員漸覺壅滯，昨經(jīng)大學士會同吏部酌議章程，量加調(diào)劑。朕思南河、東河、北河三處河工，亦需員差委，若于此項大挑一等人員內(nèi)分發(fā)試用，俾之學習河務，以河工之繁閑，定人數(shù)之多寡，既可策勵人材，亦可疏通額缺。”隨后，吏部秉承圣意，挑選河務人員60名，一年試用期滿，以知縣注冊試用。對于吏部此舉，嘉慶帝認同挑選整體方案，但對試用期提出質(zhì)疑：“此項大挑一等分發(fā)河工人員，著定為試用二年，經(jīng)歷六汛后甄別。該河督秉公察看，其能通曉河務者，留于河工，照新定章程分別補用。如河務不能諳習，而才具尚堪膺民社者，奏明改撥地方，仍以知縣補用。其才識迂拘者，以教職改補。”

道光帝對于舉人大挑，沒有嘉慶帝如此深刻的個人體驗，也很少發(fā)表個人意見，更多參考大臣的意見。而且從朝局發(fā)展來看，道光朝仕途壅滯現(xiàn)象并無緩解之態(tài)。道光帝對此也十分苦惱。但是，生性謹慎的道光帝對于祖宗之法不敢過多修改，仕途擁擠之窘境遂很難改變。道光三年七月，直隸、山東、河南、山西和江蘇等省，先后奏請停止分發(fā)佐雜人員，原因是各省人浮于缺，仕途阻塞。基于各省實情，朝廷先后允許。但是御史趙柄提出異議，要求各省督撫設法調(diào)劑，不得停止分發(fā)。道光帝站在吏部立場，批評趙氏建議：“若如該御史所奏，令各督撫設法調(diào)劑，不得請停分發(fā)，是佐雜等選期本屬遙遠，分發(fā)到省，又復擁擠至數(shù)百人之多，守候至數(shù)十年之久，旅進旅退，得缺無期，甚非所以恤微末而權銓政也，所奏著毋庸議。”在道光帝看來，只有限制選拔的數(shù)量，才能解決現(xiàn)有的官場人員眾多的擁堵問題。

道光初年，各省吏治疲軟，仕途晉升壓力巨大，江蘇官場頗有代表性。道光五年，道光帝委派能干的江蘇巡撫陶澍整治江南吏治，希望其能徹底振奮官場。陶澍到省后，發(fā)現(xiàn)官場人多于缺，進階太雜：“蘇省大挑等班，知縣輪補無期，現(xiàn)在六十八州縣中，由捐班補、由佐貳升者不少。而沿河各縣，以縣丞署理者十居其七，雖甲科捐納人本原無區(qū)別，然進階太雜，難免幸進之輩濫廁其間，始基未立，安望其留心民事，有益地方？此吏治之不可不亟為整頓者。”

各省缺少人多，中央各部同樣位置緊缺，僧多粥少。道光十二年六月，給事中孫善寶奏請飭查各衙門缺分，吏部回奏調(diào)查結(jié)果：“現(xiàn)查六部各項主事，共三百二十一員，內(nèi)分部進士一百八十八員，補缺未免太遲。查各部郎中本系三年截取，嗣于嘉慶八年，改為二年截取，蓋以升途稍寬，則主事可無壅滯。查知府選例，雙月一內(nèi)班、一外班、一捐班，單月一應補、一捐納、一京升，內(nèi)班、京升二項，皆郎中與御史相間輪用，現(xiàn)在各部郎中二年截取后，又非四五年不能得選，占缺既久，故主事仍形擁擠。”由此可見，連京城六部主事也是人滿為患，不得不縮短選拔輪期，這又進一步加大了現(xiàn)有官員群體的升遷難度。

道光朝官場的這種擁擠之勢，從上到下，俱有明顯的滯礙表現(xiàn)。地方各省的教職保舉，也遭遇到名額危機。道光二十年五月，給事中巫宜禊奏報教職保舉知縣班次壅滯，要求酌議疏通，得到道光帝的大力支持，吏部修改選拔教職期限：“原奏請照教習之例，自俸滿引見日起，扣足三年，呈請分發(fā)，簽掣各省補用，應如所奏辦理。”同年五月，給事中周春祺奏請捐納人員補缺，要求盡先保奏：“不準全占升調(diào)、丁憂、終養(yǎng)、參劾改補各缺，并兼三兼四題缺捐。”對此，吏部給予積極回應：“查委用試用道府等官，只補升調(diào)遺缺。該給事中請補告病、病故、休致之缺，系屬錯誤，請嗣后捐納道府分發(fā)試用人員，保奏先補、即補者，于本班到班之前先用，準補升調(diào)所遺選缺。如該省并無題調(diào)缺分，遇有告病、病故、休致三項選缺，亦準扣留題補。”

道光年間，隨著國家財力的衰弱、自然災害的增多，捐納開始更為廣泛地開展，特別是捐納從原來的禁止民間力量廣泛參與，逐漸轉(zhuǎn)變?yōu)閲覐娖然蛘邉訂T民間力量進行捐輸，國家與士人的交易進入一個新的時代。乾隆年間，朝廷為了疏通仕途制定了諸多有效的措施，或舉人大挑，或侍衛(wèi)廷選，或控制捐納，等等。這些措施雖然不能達到朝廷的理想效果，但還是發(fā)揮了一定的作用，使得科舉制度和捐納制度得以維持較長時期的健康發(fā)展。但是，伴隨著鎮(zhèn)壓白蓮教起義等系列軍事行動，國家耗費巨大，國庫日漸空虛，捐納呈現(xiàn)出了從力圖控制到難以控制的發(fā)展態(tài)勢。與此同時，科舉制度持續(xù)發(fā)展，滿漢士人的不斷涌入讓本就擁擠的科場和仕途都更加擁堵。宗室科考的發(fā)展從一個側(cè)面可以反映出科舉發(fā)展的迅速和日漸增長的影響力。同樣，拜唐阿侍衛(wèi)的遴選，一方面顯示出清朝照顧八旗、選拔人才的多渠道，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非科舉選材渠道的尷尬。

值得注意的是，滿漢的消長在制度的實踐中發(fā)生了難以察覺的變化。從絕對數(shù)量上來看，滿漢士人的科舉都得到迅速的發(fā)展，包括內(nèi)務府的官學都在不斷興建。八旗科舉相比此前也得到更大的發(fā)展，特別是允許駐防八旗考試，以及后來的翻譯考試，都表明進入科場和仕途的八旗士人的絕對數(shù)量在不斷增加，而且其增加的幅度和數(shù)量，都是漢人群體無法比擬的。但是，從滿漢的絕對比較優(yōu)勢來看，滿漢的隱性對抗越來越有利于漢族士人，因為在長時段對抗中，增長的滿族士人仍是整個士人群體中的少數(shù)，無法改變整個滿漢消長的趨勢。

（本文選摘自《清代捐納與國家治理》，吳四伍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經(jīng)授權，澎湃新聞轉(zhuǎn)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