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淡寧（Daniel A.Bell,丹尼爾·貝爾）生于加拿大，擁有英國牛津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先后在新加坡、美國、中國香港等國家和地區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他現在還是清華大學倫理學和政治哲學教授、清華大學蘇世民學者項目講席教授。就在不久前，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推出了他的新著《中國模式：政治精英體制和民主的局限》。

作者在書中對西方民主制度和中國的政治制度進行了比較。該書的核心結論是：中國的精英政治制度原則上是正確的，比西方選舉政治更適合中國，西方若了解這種制度的運作模式，也能從中獲益不少。這其實是貝淡寧教授的老生常談。

貝淡寧教授這兩年大力鼓吹“賢能政治”，每每舉新加坡為成功的樣板，這讓他的一些老讀者倍感驚詫。就在2012年由重慶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版《城市的精神》（英文版出版于2011年）一書中，貝教授還痛斥李光耀是“現代法家”，新加坡的政治體制是“家長制政權”，不過才一眨眼的工夫。貝教授就像變魔術一樣， 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的勇氣，的確令人佩服。

這里冒著“斷章取義”甚至“扭曲”的危險，略作摘錄，間加評點，俾便大家學習參考。

《城市的精神》中的新加坡

據貝淡寧自述，1991年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系決定聘用他，是因為他在牛津大學的博士論文寫的是社群主義，這種思想很合新加坡的胃口。讓他覺得意外的是，新加坡方面負責面試他的不是什么學者，而是該國駐美大使，后者只問了兩個問題，你念大學的時候去古巴干啥了？你是共產黨員嗎？貝淡寧很好奇對方怎么知道自己曾去過古巴，但還是據實回答：不是共產黨員，去古巴是學校組織的熱帶農業之旅。這樣就過關了。

來到學校后，貝淡寧向系里提交了給學生指定的政治理論入門讀物，結果系主任把他叫到辦公室，告訴他要多講一些社群主義，而不是自由主義和女性主義，強調他不應該向一年級學生講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的《論自由》。這一下子引起貝淡寧的反彈，于是他在新加坡成了“不和諧的存在”。三年后，他被解聘了。

除了個人的這段倒霉經歷，究竟貝淡寧在新加坡看到了什么，使他認為這不是自己理想中的社群主義城邦而痛加撻伐呢？

……一種極端形式的個人主義，比我在任何西方國家遇到的更加個人主義的生活形式，這破壞了國家創造愿意為公共利益作出犧牲的愛國公民的目標。正是在認識到社群主義言論和個人主義現實之間的巨大差異后，我開始反對新加坡的社會和政治體制。”（藍色字體為引文，未標出處者，均引自重慶出版社版《城市的精神》）

這里的個人主義，指的是新加坡人的政治冷漠。為了保障經濟的發展，新加坡政府對工會、反對派、媒體采取壓制策略。這種壓制的結果，就是大部分人的政治冷漠和優秀人材的流失。

2007年對新加坡年輕人的調查顯示，一半以上希望移民到其他國家。許多人尤其是向上流動的階層已開始行動了。新加坡的平均人才外流率是26.11‰，這是世界第二高，至少可以部分歸咎于限制性的政治環境和法律過于嚴厲。

難怪李光耀逐漸認識到新加坡人需要另外“三十、四十、五十年”才能養成國民對國家整體的感情。他沒有說到的是，正是其政治體制應該為進步緩慢負責。

那么新加坡是不是民主政府？

新加坡政府是人民選舉的，但即使按民主的最低定義——國家的最重要的決策者是通過自由和公平的競爭選舉出來的——這選舉過程也并不民主。

新加坡的領導人認為描述新加坡政治制度的最恰當的詞匯，是賢能政治meritocracy。顧名思義，就是選賢任能，任人惟賢的意思。在貝淡寧看來，“新加坡政府或許比世界上其他任何政府都更多地嘗試將賢能統治的理想制度化”，但“新加坡式的賢能政治”有其致命的軟肋。

新加坡政治生活中最引起爭議的焦點和對賢能政治理想的最明顯挑戰，是李光耀家族控制了新加坡的大部分政治和經濟權力。李光耀本人是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董事長，這是不透明的主權財富基金，擁有大約3300億美元資產。他兒子（李顯龍）是總理，也是該財富基金的副董事長。他的兒媳婦何晶把持著一個與政府關系密切的新加坡淡馬錫控股公司……李光耀最小的兒子李顯揚曾是該國電信巨頭——新加坡電信公司的首席執行官，現在是星獅集團（大型房地產開發商和果汁制造商）的非執行主席和新加坡民用航空局局長。

2009年，貝淡寧重返新加坡做完研究，返回北京后，他太太評價說：你對新加坡的政治還是耿耿于懷，但對香港則完全沒有這種感覺。貝淡寧承認了，他說，“如果蒙特利爾（貝淡寧的老家）由李光耀統治，或許我仍然要在那里爭取改善那里的狀況?！?/p>

毫無疑問，對新加坡的賢能政治，迄2011年英文版《城市的精神》出版時，貝淡寧是不喜歡、厭惡的。

當然，面對近年來強制手腕有所松動的現實，曾經有那么一瞬間，貝淡寧產生了自我懷疑，擔心自己的判斷是錯誤的，但他馬上恢復了自信：

不過，我的論證不可能完全錯誤。它來自政治領袖的言論和我三年的生活經歷、社會科學研究以及與深入思考的新加坡人的深度討論?！录悠聸]有變化的是精英政治。它仍然由人民行動黨壟斷統治 。

推銷“賢能政治”

很奇怪地，在2012年《城市的精神》中文版出版前后，貝教授關于新加坡政治體制的觀點，好像就開始變了。2013年5月，他在鳳凰網為這本書舉行的讀書會上，有一番這樣的話：

很多人覺得你們（歐美國家）就是我們的將來，可是我自己覺得，民主政治不管是什么樣的社會，都需要比較優秀的領導層，無論是道德方面還是能力方面，這一方面新加坡搞得很不錯，雖然表面上像是民主的國家，但他們更強調賢能政治，英文叫Meritocracy。他們覺得自己是賢能政治的制度。

這二十年來我覺得中國也有很大的變化，很多西方學者覺得中國沒有什么政治的改革，他們覺得民主化不是很明顯?？墒沁@二十年也有改革，按照賢能政治的標準，這方面有一些變革，我覺得這是按照新加坡的模式來進行的，這方面我覺得都應該研究。當然新加坡是很小的地方，現在僅有五百萬的人口，跟中國完全不一樣。可是他們怎么選擇比較優秀的領導人，這方面很值得我們學習。

（文字記錄：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3849）

這時，他再也不提“李光耀家族控制了新加坡的大部分政治和經濟權力”了，反倒認為新加坡的領導層都是“賢能”，“搞得不錯”，值得學習。原先那“假如李光耀統治我老家”我就如何如何的話，不但不能作數，還要舉雙手歡迎了。因為，新加坡的貢獻實在太大了：

新加坡的政治實踐真正的創新性貢獻在于它挑戰了民主的普遍性?！百t能政治”的概念最為恰當地描述了新加坡的政治制度。（http://www.21ccom.net/plus/view.php?aid=87164）

他甚至鄭重地建議中國舉起新加坡遞過來的大旗，趕緊行動起來：

儒家傳統多種多樣，派別林立，但當今儒家主要捍衛的是兩個關鍵價值：賢能政治與和諧觀?！谶^去三十多年中共成功地推行了經濟現代化，這一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根據德才兼備原則挑選出來的干部，這和具有儒家傳統的東亞其他成功國家非常相似。

（http://www.m4.cn/space/2010-11/1174301.shtml）

大概是覺得這次思想上的大轉彎確實轉得比較厲害，趁李光耀去世之機，貝淡寧終于還了讀者一個解釋：

1991年，我得到了第一份教學工作，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擔任政治學理論講師。3年后，我被要求離開，因為我不能“融入”。事實是，我沒有試圖去融入。我非常不喜歡新加坡的政治體制，更不喜歡該體制的創立者李光耀。

20多年后，我又回到了新加坡國立大學當客座教授，這時我逐漸意識到，我之前的判斷是建基于西式自由民主是唯一合理的政府組織方式這一教條化認識的。一旦放下這個教條，就清楚地看到，李光耀先生—正如美國人喜歡說的—是站在“歷史的正確一面的”。今天，我為李光耀先生的逝去而深感悲痛。

是的，李光耀是一位善于激勵他人、有魅力的領導者，但這并不是他最大的貢獻。更重要的是，他能發現和重用其他有卓越才能的領導者，比如吳慶瑞（前新加坡副總統），并建立一套旨在選拔具有超群能力和美德的政治領導人的賢能政治體制。這一體制被設計為不隨著李光耀先生的離去而失效，這就是李光耀留下的最偉大遺產。（http://view.inews.qq.com/a/20150411A0004500）

“三年的生活經歷、社會科學研究以及與深入思考的新加坡人的深度討論”，其實這都不算數，覺今是而昨非，這就是覺悟。

一個學者改變自己的觀點本是很正常的事情，但他為這種改變所提供的解釋是否能夠服人，又是另一回事了。從《城市的精神》到《中國模式》180度大轉折，在我看來，新的貝淡寧提供的新解釋，并不能改變舊的貝淡寧在《城市的精神》里所寫下的。

按照以前的貝淡寧的說法，賢能政治最重要的本質就是選賢任能、任人惟賢，他之所以“反對新加坡的社會和政治體制”，除了新加坡政府對反對派、工會、媒體的打壓之外，最“明顯的挑戰”就是李氏家族的裙帶政治。按我的理解，這種裙帶政治，實際上是對所謂“賢能政治”的一種根本性的否定，因此貝淡寧才稱之為“家長制政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