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當《經濟觀察報》記者馬國川向杜老提到，外界有人稱呼他是“中國農村改革之父”時，杜老回答說：“要說中國農村改革，那是從上到下無數人努力的結果，尤其要歸功于農民自己的創造精神。我一個人的貢獻是有限的。而且，許多問題的認識也有一個過程。”

杜老活著的時候，清醒地拒絕了這頂高帽子。他去世后，有些媒體不顧杜老的意愿，繼續往他頭上戴 “中國農村改革之父”的高帽子，筆者期期以為不可。

要了解杜潤生在農村改革中的作用，必須了解當年的政治決策過程。

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華國鋒的權力雖然受到沖擊，但仍然大權在握。到1980年2月的十一屆五中全會，汪東興、紀登奎、吳德、陳錫聯，這些華的班底統統被免職，新設了以胡耀邦為總書記的中央書記處，全是老革命和“走資派”，華國鋒雖然名義上還是黨的中央委員會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國務院總理，但已成了“光桿司令”。

杜潤生1979年2月調到剛剛成立的農委，農委負責人王任重，再往上是國務院分管經濟工作的副總理李先念、黨主席華國鋒，都是反對包產到戶的。

在粉碎“四人幫”后形成的中央政治局五常委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格局中（十一屆三中全會增補了陳云，華為主席，其余為副主席），李先念有著特殊的地位，他曾長期在國務院主管財貿工作，華國鋒在湖南省委書記任分管財貿工作的書記時，李先念是他的上級領導，兩人關系很好。因為這層關系，李成為華國鋒等人與“元老派”溝通的渠道，謀劃抓捕“四人幫”時，華國鋒就是委托李先念同葉劍英聯系的。

杜潤生初到農委，胡耀邦這時是黨中央秘書長，與李先念在水利問題看法不一致。李主張投資水利，多修水庫，胡耀邦不贊成。杜潤生為了興修水利的文件問題，奉李先念之命去征求胡耀邦意見。杜潤生在這時向胡提出“責任制”問題，時機并不合適，胡耀邦回答他：中央才搞了決議，不好立即出面修改。這也可以理解成是說給李先念、華國鋒聽的，因為農委是歸王任重管的，王任重曾長期擔任李先念的助手，杜潤生長期與李、王在中南局共事。1978年11月中央工作會議上制定了《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十一屆三中全會下發了這兩個文件。文件提出要按自然規律和經濟規律辦事，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恢復自留地和集市貿易，發展副業、多種經營和社隊企業，實行“包工到組、聯產計酬”責任制。但在當時的條件下，文件留下了一個禁區：“不許包產到戶。” 這兩個文件都是胡耀邦主持起草的。

雖說不許包產到戶是當時中央的精神。但到1979年初，安徽、四川、貴州、廣東等地，各種辦法、各種名義的包產到戶已經很多了。安徽、四川得到了省委書記的有力支持，尤其突出。

作為李先念、王任重的老部下，杜潤生雖然贊成包產到戶，但因為與老上級、也是現在的領導人意見相左，并不能有所作為。杜潤生在回憶錄中說，1980年1月的人民公社經營管理會議上，安徽等地宣講包產到戶的好處后，杜潤生在大會上作了允許地方上試的發言，其他小組雖然也有激烈的爭論，但大部分還是贊成王任重的講話的。畢竟王任重才是農委主任，是為會議定調子的。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才在講話中說，對于“包產到戶”這樣的大問題，事先沒有通氣，思想上沒有準備，不好表態。——大權還掌握在反對包產到戶的華國鋒等人手里，講了不是白講嘛！

杜潤生在回憶錄中說，會后，王任重把自己的講話稿和杜潤生的講話稿一起送給了李先念，李先念認為王任重的講話很好，杜潤生明顯是另一個調子，要改。王任重就在杜的講話稿中加了反對包產到戶的話，在《農村工作通訊》上發表了（《改善經營管理工作急需解決的幾個問題》，《農村工作通訊》1980年第3期）。

杜的回憶錄里，這類跟別人談包產到戶，得不到支持的事例講了不少，如果認為那些人都是反對包產到戶的，就錯了。子曰：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考慮到上面的人事因素，可以說很難了解那些不向杜講真話的人的真實心態。

等到1980年2月的五中全會，華國鋒的班底統統被免職，胡耀邦當了新設的中央書記處總書記，以包產到戶出名的兩名地方大員雙雙進京，中央的態度，可以說是不問自明了。萬里擔任主管農業的副總理兼農委主任（王任重調任中宣部部長），在黨內，則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

干部問題解決了，再講包產到戶就不用羞羞答答了。

1980年4月，鄧小平公開表態了。5月，鄧小平又講了一次。9月，召開省市區第一書記座談會，專門討論農業問題。萬里讓杜潤生起草會議文件草稿，草稿在農委會議上討論時，沒想到參加會議的多數委員們竟然跟不上形勢的發展，不主張包產到戶。會議討論記錄稿子送到萬里那里，萬里就在會上說，農委的人，除了杜潤生外，都是反對包產到戶的。所以過了兩年，干脆就把農委撤銷了。稿子經過修改，改成了貧困地區可以試行包產到戶，其他地方可以因地制宜，尊重群眾選擇。這算是相當了不起的進步了。

第一書記座談會上，華國鋒還是黨的主席，萬里也到會了，都沒有講話。下面的一幫第一書記，大多數還是跟老毛一起戰斗過的老同志，中央的人事問題基本解決了，但下面還在觀望，所以反對的聲音很大，會議開不下去了。杜潤生在回憶錄中說：“為了解決這一難題，在會議閉幕之前，我和耀邦、萬里商量處理辦法，兩次改寫了文件，最終形成了現在印出的中央《關于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即1980年75號文件。”（118頁），可見，整個過程中，掌控局面的，還是耀邦、萬里。他們的背后，是黨內主張改革的老一派。杜潤生在這個過程中，基本只是起到了一個秀才的作用。

二

萬里是鄧小平的老部下，用田紀云的說法就是“小平同志與萬里有至交，關系非同一般”（田紀云：《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新華出版社，2009，第486頁）。1977年鄧小平東山再起，當年6月，中央派萬里到安徽。1979年6月18日，萬里在出席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期間，對陳云說，安徽一些農村已經搞起了包產到戶，怎么辦？陳云說：我舉雙手贊成。接著萬里又請示鄧小平，鄧回答說：“不要爭論，你就這么干下去就完了，就實事求是干下去。”（林蘊暉：《國史札記》，東方出版社中心，2008，第349頁）1979年9月，小平視察安徽，就不只是爬個黃山了。安徽到現在仍在紀念“黃山談話”。

鄧小平很早就對包產到戶表了態，杜潤生只是不知道罷了。

三

說鄧小平很早就對包產到戶表了態，并不是說他有什么先見之明。包產到戶推行的過程有如當時某位高層領導所說：“誰也沒有料到，包產到戶會有這么好的效果，會引起那么大的變化。原來誰也沒有打算在全國農村，或者在大部分農村都搞包產到戶。這是一步一步發展起來的，認識也是一步步加深的。……包產到戶之所以能在全國推開，與鄧小平的支持分不開。在中央領導層中推廣包產到戶之所以沒有形成很大的阻力，與鄧的態度有很大關系。他雖然就這個問題直接講話不多，但對我和耀邦、萬里的意見一直是支持的。對包產到戶以后發生的變化，他聽后表示非常高興。1981年山東東明的一些災區農民聯名給鄧小平寫信表示感謝，說包產到戶的政策使他們有了飯吃。鄧把這封信批轉給中央各位領導人。鄧還對我說過，他對徐帥反對包產到戶不以為然。”

不了解當時的人事因素，哪里能了解包產到戶的推行過程？在中央文件里已寫入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當事人也明確表示拒絕的情況下，仍然亂給人戴帽子，實在是一場誤會。

文章寫完后，讀到《中國青年報》10月14日發表的文章，引述原國務院副總理田紀云評論杜潤生的話說：“他是農村改革參謀長，名副其實”，田紀云還說：“杜老是農村改革的開拓者之一”，這個評價恰如其分，可謂知者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