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國家杜馬外交事務委員會主任阿列克謝?普什科夫（Alexei Pushkov）認為：“美國同時與兩個世界大國對抗，這無異于在重大外交決策上甘冒犯大錯的風險……對于美國來說，俄羅斯是敵人，而中國是潛在的敵人。但是同時將這兩個大國推到對立面上則是戰略錯誤。” 在中國方面，迄今為止，官方原則仍然是“不結盟”，但一些學者，如清華大學的閻學通，已開始明確主張中國與俄羅斯結成全面戰略聯盟，“中俄戰略伙伴關系是最為重要的”，“除非與俄羅斯建立正式聯盟，中國無力推動單極世界變成雙極格局。”

伴隨有關討論的再度興起，長久以來有關中俄關系的一些迷思也再度浮現，成為評估兩國聯盟可能性的想當然的修辭背景。其中一些是建立在對地理、經濟、社會和包括中俄共同邊界在內相關地區的人口環境分析基礎上的，看起來令人信服。然而，只要進一步加以檢視，就會發現它們都缺乏堅實的事實基礎。

迷思之一：俄羅斯國力日漸衰弱，不與中國結盟

俄羅斯一直被描繪為一個弱國，或一個日漸衰弱的國家。例如約瑟夫?奈在對中俄聯盟可能性的評論中寫道，俄羅斯不可能真正與中國結成聯盟，其中一個理由是，“俄羅斯的經濟與軍事實力日漸衰落，而中國正在急速壯大”，而中俄之間的實力不平衡也意味著俄羅斯會拒絕與中國結成緊密的軍事聯盟。

上述理由可以直接被否定，因為相對的強弱并非聯盟形成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以其成員的相對實力對比而言，大多數軍事聯盟都是不對稱的。所有美國盟國的實力都比美國弱很多，然而卻對其全球霸權極有助益；并且，這些盟國都不想從聯盟中退出。

然而，俄羅斯與中國的實力對比在過去十多年到底有何變化？俄羅斯真的處于無望的衰落中嗎？

我們不妨看看數據。蘇聯解體后，俄羅斯在經濟和軍事方面均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盡管很多人并不將其看作是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除了最初8年的衰退之外，俄羅斯在過去14年中一直保持著顯著的持續的增長。1999年，俄羅斯的國內生產總值只有區區1960億美元，這個數字到了2013年達到2.1萬億美元，增長11倍。2013年，俄羅斯的軍費開支是880億美元，是1999年64.7億美元的14倍。

比較而言，俄羅斯也并非正在衰弱的大國。從軍費開支看，1990年代末期，俄羅斯落在印度與巴西后面，然而在本世紀初即反超領先。根據SIPRI報告，2014年其軍費預算約為2.5萬億盧布，排在美國與中國之后位列世界第三。

因此，無論是從絕對意義上還是相對意義上看，都不能斷言俄羅斯的實力業已衰弱。如果相對實力是決定能否建立聯盟的重要因素，那么中俄聯盟現在要比10-15年前更為合適，因為俄羅斯現在正在快速地積聚實力。

中俄關系的另一重要方面是，俄羅斯是主要的高科技武器出口國。這一點的重要性不可低估，因為缺乏先進軍事技術是中國獲得超級大國地位的致命弱點。盡管中國的武器出口也在增加，但仍然缺乏頂尖水準的軍事技術，也就是說，俄羅斯的武器仍是中國的“圣杯”。俄羅斯相對于中國在軍事科技質量上的比較優勢提升了俄羅斯在雙邊關系中的地位，也降低了中國在數量方面的優勢，何況數量并不能直接轉換成大國實力。

應牢記的最后一點是，俄羅斯核武器的數量和質量相當于、甚至在有些方面超越了美國。論及全球范圍內核武實力，仍舊是俄美兩家的競爭。此外，俄羅斯仍是唯一一個可以確保對美國實行第二次核打擊能力的國家。認為美國在冷戰后已強大到不存在威脅的地步，是錯誤的。冷戰期間，蘇聯的核力量有效地遏制了美國。俄羅斯可觀的現代化核武器仍將繼續遏制美國。俄羅斯和美國的核武庫保證了在直接軍事沖突中美國士兵從不向俄羅斯士兵開槍，反之亦然。坐擁足以遏制美國的核力量，俄羅斯并不會對中國人的武器感到不安，因為中國的核力量遠遠落后于美俄兩國。

迷思之二：中俄結盟中的人口因素障礙

另一種較為常見的擔憂源于人口狀況。中國人口過多而俄羅斯（尤其是在遠東地區）人煙稀薄——這樣的對比也常見諸于報端。有些人認為，俄羅斯（尤其是遠東）可能會出現來自中國的“大量的潛在移民”；另一些人則更聳人聽聞，認為這將導致俄羅斯的民族認同消失，威脅到俄羅斯的領土完整，甚至說因為在中俄邊界發生“緩慢的中國化”。

然而進一步檢視會發現，這一論斷也是站不住腳的。首先，俄羅斯的人口已不再減少，人口逆增長趨勢在21世紀第一個十年末期已出現反轉。2009年，俄羅斯出現了人口增長，增加了2.33萬人。2012年，其人口增加了29.24萬人。2013年，俄羅斯的總和生育率達到每名女性平均生育1.707個孩子，在東歐、南歐、中歐地區是第一。人口逆增長趨勢業已反轉，自然的人口增長趨勢開始出現（如圖1）。

圖1

至于中俄邊界地區的人口差距，也不像一些人所說的那樣懸殊，更沒有理由擔心會有大量中國人涌入俄羅斯遠東地區。表1比較了中國邊境省份（第一列）的人口密度與其接壤的俄羅斯和蒙古邊境省份/地區的人口密度（第二列）。第三列是俄羅斯及蒙古國邊境省份的人口密度與相應的中國邊境省份的人口密度之商。俄羅斯的邊疆區與州在中國邊界處的平均密度比中國之于俄羅斯的邊境省份低了17.83倍。而對于同樣跟中國有著漫長邊界的蒙古國來說，這一數字是32.9，其人口鴻溝遠遠大于俄羅斯與中國的人口鴻溝。中國目前根本沒有展示出一丁點想要占據蒙古國相應省份的欲望（蒙古幾乎無力自衛），何況蒙古國的人口要遠遠少于俄羅斯。如果中國并不想去占領蒙古國邊境地區的話，那么它為何要去占領一個超級核大國的領土呢？此外，正如表1所示，中國有著自己的“西伯利亞”——西藏與青海——其人口密度分別比中俄邊界處的吉林省和黑龍江省低了60倍和20倍。自然的人口不均衡既不是導致移民的必要條件，也不是充分條件。

表1

與中國將要進行人口擴張這一假定正相反，中國的人口趨勢已進入了極端低出生率的階段。1990年代初，中國的總和生育率越過了2.14這一自然換代率的標志。到1990年代末，總和生育率降至1.8，2011年總和生育率為1.5，遠遠低于美國、英國和法國。據中國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在大城市，總和生育率已降至0.88，堪比世界上人口出生率最低的國家。在整個總和生育率變動歷史上，最低記錄是0.14，2000年出現于黑龍江省佳木斯市城區，正處于中俄邊境地區。上述人口動力導致了中國的人口迅速老齡化。在未來幾年中，中國將需要將其適齡勞動人口留在國內。

中國移民并不會對俄羅斯遠東地區人口狀況造成巨大影響。近期關于移民模式的研究也證實了這一點，中國并未大規模向俄羅斯及其遠東地區移民。大多數入境人員在其簽證或工作許可到期后返回了中國。

迷思之三：俄羅斯對中國的過度依賴

迷思之三是一個關于俄羅斯的古老故事的延續：俄羅斯（尤其是其遠東地區），正在變得過度依賴中國，甚至更糟糕，變成中國的能源附庸。曼可夫（Mankoff）寫道，“隨著俄羅斯對中國愈發依賴，其成為一個重要國家的理想將會破滅。”洛茲曼（Rozman）則認為，“在亞太地區實現俄羅斯的杠桿作用最大化戰略此路不通，開發俄羅斯遠東地區無非是將俄羅斯變成中國的資源附庸。”對于中俄聯盟而言，這將成為一個問題，因為“會有人擔心俄羅斯向中國出口的無非是原材料，這會愈發將自己束縛在半殖民關系中” 。每次中俄關系有所發展，或兩國進入合作的新階段時，這一迷思就會出現。

事實上，俄羅斯最大最穩定的貿易伙伴仍然是歐盟。俄羅斯將近50%的對外貿易是對歐盟的，中國僅占了10%多一點。目前為止，俄羅斯向歐盟出口的自然資源仍占了很大比例，這也不是什么秘密。因此，如果說俄羅斯是誰的“能源附庸”的話，那也是歐洲的，而非中國的。如果俄羅斯可以掌控這種與歐洲的不對稱貿易關系幾十年（甚至是通過麻煩的烏克蘭），那么為什么要假定俄羅斯與中國相似的關系模式就會成為問題呢？最有力的證據莫過于中國、日本、韓國與俄羅斯遠東聯邦區（RFEFD）對外貿易額相對比重的比較（一些人預測說RFEFD極易成為中國資源殖民地）。但正如表2清楚展示的，俄羅斯遠東聯邦區的對外貿易實際上更依賴韓國而非中國，這是主流模式。至于俄羅斯遠東聯邦區向中國的出口，也要遠遠小于其向日本或韓國的出口，且這一份額在過去的8年中并未增長。

表2

至于最近的4000億美元天然氣這筆大交易，它對中俄關系的影響，尤其是誰更依賴誰的問題不能一概而論，因為它把俄羅斯同中國拴在一塊兒的同時，也將中國同俄羅斯拴在了一塊兒。于中國而言，這也是一種戰略轉向——不僅暗示著俄羅斯對中國走得更近，也暗示著中國對俄羅斯走得更近。要知道，一旦同意從俄羅斯向中國運輸天然氣，兩國就等于承諾建設一套強有力的管道網絡，這要耗資千億。而一旦建成，管道便不可移動了，雙方都要承諾妥善使用維護，并盡到一系列雙邊義務。這樣的長期基建承諾，不是輕易可以做出的，雙方政府都展示出了相互妥協的意愿，顯示出雙方伙伴關系是實打實的。

此外，中俄之間的武器貿易使得中國更依賴俄羅斯，而非相反。中國并非俄羅斯武器的主要市場，然而對于中國來說，俄羅斯是高科技軍事裝備的主要來源。俄羅斯武器占了中國軍事裝備進口總量的60%，而中國對俄羅斯的武器出口只有11%。如果俄羅斯決定切斷其對中國的出口的話，那么它自己只會損失11%的銷售量，而中國卻會損失其總購買量的61%。

所謂俄羅斯尤其是其遠東地區對中國的過度依賴不是事實。若兩國要建立正式聯盟的話，這一顧慮也不應成其為阻礙。

迷思之四：中國和俄羅斯之間不夠相互信任

第四種迷思是關于中俄關系中“信任”的缺失。“信任”這一模糊概念，被很多評論中俄總體關系，尤其是雙方結盟可能性的人所強調。有些人討論“中俄關系的交易性本質”，并認為“中俄關系缺乏信任，以競爭為特征，尤其是在兩國分享其影響力的地區”；還有人進而認為，“俄羅斯從不信任任何一個國家，反過來，它也不被亞洲的任何一個國家所信任”。

事實是，塑造各國政策的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國家利益，而非信任。在國際政治中，國家間的“信任”是不大可能存在的。任何聯盟關系的核心都是基于共同利益的交易關系，共同利益交疊的程度決定了是否存在“信任”。兩國結盟不同于兩人結婚，婚姻中信任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塑造國家外交政策的過程中，信任從不起決定性作用。與俄羅斯類似，美國和中國也不信任任何別國，也不被他國所信任。聯盟的出現和消失取決于國際環境。中國在1950年代是蘇聯的盟友，但到了1970年代，就變成了中美結盟。1980年代，中國宣布奉行不結盟戰略，而俄羅斯總有盟國。美國在冷戰期間是主要的反共國家，然而，正如一些學者睿智地指出的那樣，如何解釋尼克松——這位共產主義的主要敵人——親近毛的中國呢？難道上述這些都是因為美國突然對中國產生了信任嗎？

當建立一個平衡的聯盟時機成熟時，各國并沒有那么奢侈地順著自己的主觀好惡行事，將其關系建立在所謂的“信任”之上。中俄關系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出現過起伏，然而兩國之間在信任與不信任方面并無任何反常之處。正如許多國家那樣，中俄并不必基于彼此信任才建立用以滿足特定目的的聯盟，一旦國際形勢發生改變聯盟便可解散。

話說回來，即使我們接受信任在聯盟形成過程中起作用這一假定，我們也沒有理由將信任看成中俄關系中的一個麻煩問題。近期，正如很多人正確指出的那樣，普京和習近平看起來成了朋友，兩人之間的信任程度要高于通常兩國元首之間的信任程度。亞歷山大?加布耶夫（Alexander Gabuev）說：“普京更信任習，超過信任習之前的任何中國領導人，也超過現在的西方領袖”，并且“普京感受到了習近平的誠意，這使得克里姆林宮調整了很多已持續十來年的對華政策”。在中國和俄羅斯這樣的中央集權政治體系中，頂層決策者之間的個人互信會比在分權體系中對外交政策產生更大的影響。

與此同時，俄羅斯近期的民意調查所示，俄羅斯人對中國人的看法有了引人注目的改善，有超過60%的俄羅斯普通民眾認為中俄關系是友好的。并且，這一轉變遠早于烏克蘭危機以及隨之而來的俄羅斯與西方關系的惡化。如今，公眾主流意見都認為中國是一個友好的國家，也相信更強大的中國并不會對俄羅斯構成威脅。因此，有理由期待上述趨勢將有助于俄羅斯與中國進行全面合作。

結論

本文目的并非為了證明中國和俄羅斯之間將很快建立或一定會發展為結盟關系。中俄是否結盟取決于多種因素，其中之一就是美國對雙方的政策。鑒于美國的決策者已經意識到中俄友好關系在加強，美國可能會開始努力在中國與俄羅斯之間挑起不和，其政策結果如何，很難預料。以上分析的目的在于消解掉有關中俄關系的一些先入之見和偏見——對很多觀察家而言，這些因素可能是兩國走向結盟的障礙。正如上文所展示的，這四種迷思沒有一種是與事實相符的。在審視中俄關系時，它們不過是一個主觀建構出來的、適得其反的“思維矩陣”的組成元素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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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題“中俄戰略聯盟：迷思與現實”，中文版刊于上海外國語大學G20研究中心《G20政經評論》。“澎湃”經授權轉載，有節刪。張揚文馨譯，汪衛華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