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變，在各種變化中，與人本身關聯密切的一個基本變化，就是士農工商四民社會的解體。而其中身份地位變化最大的，可能是原居四民之首、作為其他三民楷模的讀書人。在中西的碰撞、沖突與競爭之中，讀書人從思想和社會的中心步步淡出，他們是“憂時的人，也是先覺的人”，對所謂的近代“轉化”感受最強烈，可以說“最深地卷入了歷史變遷”。也因此，他們的社會變動及心路歷程，處處折射出時代的激變。

上面一段里引號中的文字出自楊國強兄的《晚清的士人與世相》一書，該書以“士人”為對象，考察嬗變中的“世相”，確為上選。作者特別注意到，晚清朝野的改革呼吁和實際措施，本皆出于“取新衛舊的愿想”，但在“中西交沖的屢起屢挫”背景下，形成一種“在節節回應里生成的節節嬗蛻”，逐漸演化為一個“日趨日急的除舊布新”過程。在此進程之中，“士大夫群類在整體上由分化而分裂”。從曾國藩到康有為再到后來出自學校的“知識階級”，其間的前后相連和前后相異都非常明顯。而正是他們中一些人，以士議的重錘粉碎了萬千士人托身托命的科舉制度，因而也“自己消滅了自己”。

本書的一大特色，就是以人為本。中國向有以人為本位來構建歷史的“紀傳體”傳統，后被梁啟超攻擊為無數墓志銘“亂堆錯落”，受到沉重打擊，從此一蹶不振。此后的史學仿效的是西來的章節體論著，略近于以前正統士人不屑為的章回小說。隨著西方社會生活中人的一步步異化和物化，近幾十年西方史學在社會科學化的進程中形成一股很強的潮流，即人的隱去。而西方史學恰是我們想要摹仿的榜樣，結果是我們自身的史學論著中也看到越來越多的結構、功能、類別、角色、數據、甚或指數，而越來越少見具體單個的人。

國強兄的眼界甚高，看當世和看歷史略同。如今一些具有可寫入履歷之虛實名銜的學者，在他恐怕真是不屑一顧；同樣，晚清的翰林院檢討、編修，在他眼里也不過是“小京官”而已。可以說，這是一本充滿菁英眼光的著作，即使關注到基層一些的士人，有意無意之間，也往往帶點俯視的意味。今日研究者盛行眼光向下，若套用一句古話，見賢者賢，見不賢者不賢。一味眼光向下，或不免多見鼠竊狗偷之事；倘若“取法乎上”，即使同類行為，也在“竊國”、“竊意”之間（即“竊國者侯”、“其意丘竊取之”之謂）；其間的分寸，有時不可以道里計。

在這樣的學術大環境中，側重人的嬗變，更以偏于菁英的“士人”為主要考察對象，多少有些逆流而行，實難能可貴，同時也提示了一種看問題的起點。對于近代史的研究，我自己也常提倡在關注上層菁英的同時，更多面向中下層之人。但我們一定不要忘了，晚清雖可見許多士人“自我批評”的反智言論，仍是一個以菁英讀書人為核心為典范的社會。當年的實際情形，如魯迅所說，是“平民還沒有開口”，他們“每每拿紳士的思想，做自己的思想”。在這樣的社會里，史家選擇什么為考察的中心，自然與其研究成果的說服力和影響力直接相關。

但菁英讀書人是不容易考察的。正因為這是一個受時代變化影響最大的社群，也因為史學本身同樣受到世變的影響，這些人的“世相”已模糊到難以辨認的程度，取而代之的是現代學術構建出的充滿了翻譯和簡化的特定形象。很多人早已忘卻了當年的功名與富貴往往不能兩全，固然有和珅這樣富可敵國的巨貪，也可見不少“高官的清貧”。“多金為上，位尊次之”的局面雖早現端倪，基本要到民國才形成。本書重建出的“清代功名與富貴”，其實也就是剝去我們學術言說中“作霧自迷”的翻譯與簡化，而回歸到更接近原狀的“世相”。

今日的讀者觀眾習慣了西來的中國古代專制說，看慣了倒演現代官場術的古裝連續劇，恐怕已經不清楚歷史上曾經還有遙控天下士風的“清議”在，以及“中國的知識人曾長久地與清議相依存”。清議的一個載體是“清流”，他們以清議的喉舌自居，也常挾清議以制重臣。然而當朝野的追求從“富而后教”的虛懸目標轉為退虜送窮的切實需求之后，名節遂不如干練，清流乃轉化為無能。晚清崛起的是一批未必正途出身的“干員”（其實他們中許多人工詩文、善小楷，與清流私交不錯），即使曾屬清流的張之洞當政，也不能不多用這批干員。

張氏晚年最主要的業績是辦新學堂，產生出一大批能言善辯的“名士”，介乎于清流和干員之間。朱一新曾說：歷史上清議出于學校，橫議也出于學校。“學校之習一壞，則變亂是非之說，多出乎其中”。清廷最后的疾速崩解，一般均認為這批新學生出力甚多。從那時起，發議論的陣地逐漸轉向報刊，而發議論者似乎仍是讀書人社群；不過正如本書作者所說，他們與早年的議論者既前后相連，也前后相異，兩者都非常明顯。

張之洞晚年最主要的業績是辦新學堂。

類似的睿見，處處反映在關于二百年人口西遷的歷史因果、作為歷史進化中的社會圮塌之清末新政、半由讀書人構建而生的清末知識人的反滿意識、幾代讀書人的演變及其社會相等等重要議題之中。講到士人，不能不論及學術。作者也曾暢論漢學宋學的興衰演變，卻多跳出學術本身的內在理路，而從世運盛衰著眼，別有一番心意。故其所見，與所謂思想史和學術史中人所論不盡同。

以我粗淺的看法，清代學術史中一般人心目中被漢學壓倒的宋學，多在今日意義所謂的“學術”界域之內。在當年考試的領域里，宋學始終是取士的標準。所以，除極個別從頭至尾都不涉科場的讀書人外，沒有一個所謂漢學家不是從宋學里走出來的。真正導致宋學終成絕響的，是清末的廢科舉。民國初年有所謂新漢學的產生，不論夾雜了多少新成分，多少總偏向考據的一面，恐怕與廢科舉后宋學被釜底抽薪，有著直接的關聯。這樣看來，世局與學術的關聯，的確超出我們的既存認知。

當年陳寅恪就試圖表明，只要解讀的方法正確，以常見史料為主的文字史料完全可以讓史家與古人相通，并寫出接近往昔真相的歷史。他那時強調文字史料的解讀，其隱約針對的是民俗調查、歌謠搜集等等北大“新史學”的新取向。本書基本不用檔案，其余所用史料也大多常見，尤能注意筆記材料的使用，可以說再次證明了陳先生關于史料解讀重于搜集的見解。國強兄清楚地表明，就是大陸中國近代史體系所常用的那一套史料，也可以看出并說明不一樣的問題。

我這里所說的“體系”，是指改革開放初期剛開始招研究生那幾年形成的一個師生學術圈子。后來師生兩輩人中各自的學術觀念都已有很大的區別、沖突甚至對立，但其關注的人物、事件和使用的史料則大體相近，僅少數例外，且未必都成功。這些方面，“體系”外和“體系”內是非常不同的。如清人筆記就很少被“體系”中人所使用，蓋覺其不可靠也。其實筆記的特點是“常事不書”，故讀之易見其變；其中的觀察，每每有畫龍點睛的作用，全看讀者的眼光和識見。

簡言之，這是一本非常之人寫的非常之書。說是非常之人，作者治學從容，很少出席學術會議，很多人都聞其名而未見其人；說是非常之書，本書較少受所謂學術規范的約束，看似并不十分在意與既存研究“接軌”。其實作者當然關注著中外的研究，例如他也認為清代處于“中世紀”（這是一個明顯以西例中的詞匯，有些人用此以指中國落后，但由于這一“中世紀”似乎可上溯到漢朝，仿佛也有幾分中國走在西方前面的隱意），同時他也使用“內卷”一類新詞。

無論如何，這是一本充滿睿智而光彩照人的著作，勢必成為中國近代史的重要參考書。尤其在學術著作越來越像律師文書一樣簡白無華的時代，似這般文采斐然的史著，已經很久沒有看見了。

作者指出，清季士人的思緒“化作了一地碎散的文辭，當時和后來都沒有辦法串起來”。這一帶有幾許無奈的描述非常形象，相信很多研究近代者都有同感。我的隱約感覺，本書正是在收拾、整合那一地碎散的文辭。

這些碎散的文辭既可能是從某一系統中散落出來的只言片語，也可以是原就散亂而零碎的無系統見解。我的感覺，晚清人的思想言說或介于兩者之間，每一個人表述出的見解或許不那么系統，但都處于某種觀念系統的影響之下，因而也具有一定的可整合性。

這個問題當然不那么簡單，假如這一地碎散的文辭原是一串或多串的錢，它們是可以重新串起來的，因為錢幣是按模具人工制作的，其共性遠大于其個性；但若這根本就是一地秋風掃下的落葉，離開了與樹干相連的樹枝，甚或被吹離了原來的樹林，它們還能復原其本義么？

“一干豎立、枝葉扶疏”的鮮活之樹，多見于熱帶和溫帶的一些地區。在很多地方，秋風掃落樹上的葉片是一個常見的現象。冬天的一棵樹可能葉子很少，甚至光禿禿的。而我們現在見到的許多史料，可能就是一片片往昔的落葉。或許它們確實具有“獨立的生命”或單獨的意義，此當別論；但這樣的意義卻不能取代它們與樹干連接在一起時的意義，如梁啟超所說：歷史文獻中任何單詞片語，都有“時代思想之背景在其后”。

最理想的狀態，是我們能找到其原來的樹，通過樹枝確立落葉與樹的關聯。但更多時候恐怕我們不得不面臨一個無法覓得其原樹的狀態，或覓得原樹而無法重建雙方的關聯。于是產生了問題：如果不能確立落葉與樹的關聯，即使我們搜集起一堆落葉，我們怎樣理解特定的一片樹葉或一堆樹葉？怎樣把它或它們置入我們希望再現的歷史場景之中？

一方面，后人用樹葉構成的拼圖，可能更多不過反映出拼接者對樹葉的認知。另一方面，在失去了原有的穿錢繩索之后，以現代的繩索重新串起來的錢幣是否還具有接近原狀的意義？或在多大程度上還能體現其原初的意義？大概都還是有爭議的問題。進一步的問題是，即使這一地碎散的文辭原就是一些散亂而零碎的無系統見解，他們是否有某些時空的共性，經過整合可以表現出某種未必系統卻具有關聯性的意義？

這樣的歷史，其意義究竟類似于樹葉構成的拼圖，還是新繩索串起來的舊錢幣，恐怕仍是見仁見智的問題。但如果把歷史看作一個繼續發展的進程，后人對往昔的重構不論是否是復原和再現，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算是復原和再現，它們已然是我們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人們也許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然而河的下游仍然流淌著上游的源頭活水；且不論后之整合是復原還是再造，多少都有往昔的因子在，因而也是往昔的一種再生。

我前些時候在一次座談會上曾說：歷史不必是負擔，它也是動力，是資源，是發展的基礎。對中國而言，近代是個真正禮崩樂壞的時代。由于傳統的崩解，以及新思想資源的出現，有心人不能不重新思考一些人生社會的基本問題，這是在典范具有威權的承平時代很難見到的。他們的見解可能有不古不今、不中不西的味道，且其處于一個動蕩激情的時代，也不以周全系統見長。然而正因思想的空前解放，近代國人在文化方面的創獲，遠比我們已經認知的更多、更大。

錢穆曾觀察到，康有為同時的“師友交游，言考據如廖季平，言思想如譚復生，皆可謂橫掃無前，目無古人”。他們正像國強兄看到的那樣自己否定自己：“廖氏之考據，廖氏已自推翻之；譚氏之持論，譚氏亦自違抗之。”而康有為“于考據如廖、于思想如譚，更所謂橫掃無前者，然亦不能自持之于后”。錢先生從這些人“自為矛盾、沖突、抵消以迄于滅盡”看到“三百年來學術，至是已告一結束”。既然中國學術的狀況已如“掃地赤立”，則“繼此以往，有待于后起之自為”。

不過，韓愈早就說過，“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在天崩地裂之時，復慮及根本，則為學易變，似乎也是常態，蓋其不得不一步步掙扎著游離出原有學養之束縛也。廖平對此是上升到意識層面的，主張“為學須善變，十年一大變，三年一小變”。他得高壽，故平生學凡六變，直至天人之際。譚嗣同英年早逝，其學變不及讓人多睹。然據梁啟超言，他也是少年所學，“三十以后悉棄去”，轉而究心西學。曾極推耶穌教，“而不知有佛，又不知有孔子”。到與康有為相見，則對其創新之儒學大服。碰到金陵居士楊文會，又轉向佛學，所得日益精深。這里顯然也可見一個旋學旋棄、旋棄旋學的過程，若譚氏能享壽，正不知還有多少變化。

譚嗣同

且不論錢先生對廖、譚、康言論之自我“矛盾沖突”的評論，他非常敏銳地注意到他們那“橫掃無前，目無古人”的共同傾向，其實也就是在重新思考宇宙人生的基本問題。當時人和后人，恐怕都對他們那些根本性反思有所忽視，甚至視而不見。從創造的一面看，不古不今和不中不西，不必就是缺陷。假如我們放棄那些系統的先入之見，不以中國傳統或近代西方的觀念體系為預設衡量標準，直接進入他們有時可能相對直觀的思想世界，平心觀察，自可隨處看到不少關于人生社會基本問題的睿見。發現和整合這些見解當然并非易事，我們自己若真能先從容而且包容，把各種表現得“碎散”的觀念“串起來”，也不是沒有可能。

作者曾說：“在一個沒有政治學的時代里，史學曾培植灌溉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政治意識，并以興亡、安危、利病使他們與國家社會相維系。因此，有經世之心的知識分子總是在精神上與史學靠得很近。”這多少可以看作夫子自道，我們在書中常可看到作者自身的感慨。或許，錢穆所謂“繼此以往，有待于后起之自為”，正類國強兄之有意收拾那一地碎散的文辭。不論晚清的士人與世相得到多大程度的再現，他們都已經因此書的寫作和閱讀而進入我們的思慮；也許就是在此意義之上，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也都成了當代史。

（本文原題《 收拾一地碎散的文辭——評楊國強<晚清的士人與世相>》，初刊《南方都市報》2009年3月1日，收入《變中前行：二十世紀中國學術掠影》，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6月版。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