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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寓的異鄉人

2021-08-03 12:32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本文為鏡相欄目高校激勵項目“小行星計劃“入選作品。如需轉載，請至“湃客工坊”微信后臺聯系。

采訪并文 | 宜春學院徐蕾

指導教師 | 宜春學院徐凌

編輯 | 林子堯

本文圖片皆由作者提供

流寓的異鄉人

琮華（右一），琮明（左二）

1956年4月4日，一個中年男人裹挾沉重的行李，拉扯著兩個少年穿過嘈雜的人群，從普陀區交通西路平江新村132號趕往黃浦江大橋。碼頭上人頭攢動，鑼鼓喧天，正舉行著熱鬧的歡送儀式，帶著大紅花的人們臉上洋溢著自豪的笑容，他們在“志愿墾荒隊”的錦旗籠罩間踏上渡船，汽笛聲響，甲板上的人們與前來迎送的親友揮手告別。這是琮華、琮明倆兄弟第一次離開上海，然而他們沒想到，這一揮手便是與上海的永別。

“就像是一場夢，那個時候也多希望這僅是一場夢。”65年后，當年逾耄耋之年的琮華回憶起離開上海的情形時，仍舊歷歷在目，這一路而來的坎坷就像電影錄像帶般斷續播放，有時順暢，有時卡盤，跌跌撞撞到了現在。

據《市委關于加強本市戶口管理與逐步緊縮人口的指示( 草稿) 》記載，1955年7月初，上海市委關于“緊縮上海”的指標中提出“根據可能的條件，有計劃地移送本市原來從事農業生產的或可能專業的勞動力至外省進行墾荒”，并指示相關部門派專人到江西、安徽、江蘇、浙江等地調查了解荒地及移民的可能性和條件。最終“地多人少”的江西成為上海大規模移民墾荒的首選之地。8月底上海市委決定向5個專區移民9萬戶約30萬人參加開荒生產。

“哥兒，你有機會去江西共青城嗎？”這句話在人力車夫們的飯后閑余被問起時，是充滿了羨慕與驕傲的。“有的有的。你們家呢？”琮華仍記得那段時間寡言的父親開始愛和旁人說道，旁人看他們的眼神也不比尋常。

父親告訴琮華，這是政府出臺的一項關于農業生產的政策，鼓勵青壯年響應國家的號召，前赴江西墾荒，組織起來的隊伍就是“志愿墾荒隊”。由于街道辦多次以南昌共青城為模板進行宣傳動員，因而在琮華的心目中，他們即將去支援江西農業建設，而且將來住的地方“樓上樓下電燈電話”，既光榮又有生活保障。

過層層審批，琮華一家的申請終于得到了批準。其實與琮華一家同往江西的大多是由蘇北逃荒到上海的貧民，他們拖家帶口在上海的底層社會謀生，一輛三輪車或是榻拖車即是他們的全部身家。

就在父親將“志愿墾荒隊”的證書和榮譽批條拿回家炫耀，琮華與弟弟琮明以為他們即將要擺脫層層平瓦的天空和滿屋交雜的汗液和塵土味時，命運卻悄然陡轉。

1956年三至四月，第一批上海墾民在上海市交通局先后動員下赴贛移民墾荒，共計三輪車工1840戶、連同家屬9129人，他們分別被安插到江西奉新縣、宜豐縣等四縣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勞動。上海市運輸公司同時期動員了279戶榻拖車工人、碼倉工人以及新組織的流散車工到江西武寧和九江兩縣墾荒。

從上海乘船出發，他們的最后一站是九江碼頭。在九江停歇的一天時間里，有些機靈的人感到周圍的環境不大對勁，就在九江偷偷地坐船回去了。

在江西，這個16歲的上海少年第一次看到嵯峨連綿的山林，立于群山之間，他沒有心情去欣賞異地景致，只覺得樹林陰翳要將他吞噬。他埋怨父親不知變通，這山溝溝的怎么能和上海相比？然而，琮華所不知道的是，那些看出了端倪，私以為半道折回上海就能挽回一切的同行者們，并沒有得到預想的結果。

當上海面對返回的墾荒群眾時，也是束手無策，只能“加強思想政治工作”，隨時解決一些實際困難。他們只能選擇回原籍即再次返回江西。

夢里不知身是客

據琮華回憶，這一年分配至江西省宜豐縣的上海墾民大概有500戶，每戶平均4—8人。他們一家最終落戶于宜豐縣芳溪鎮辛田村。

如今的芳溪鎮辛田村后村處仍坐落著一排土墻瓦面的土坯房，灰瓦上遍布著綠茵茵的青苔，見證了時間的積淀。琮華帶我們來到其中一間經過翻修的土坯房，懸梁的蛛絲和充斥的木板霉味宣示著老屋早已荒廢，屋內堆積著屋主曾經耕地用的犁耙、石碾子、風車等農具。可是，剛走進堂內，琮華便踱步不前，僅是凝視著頹敗的土墻，小心翼翼地彈去墻上的雜碎，盡管這樣收效甚微。良久，他才回喃喃道：“老房子太久不住人，都沒了生氣。當年父親帶著我們兄弟倆，推著板車從鎮上走到辛田村里，也不知道走了多久。出發時天剛亮，到這兒已經日落了。”

那時的辛田村尚是四下荒涼，方圓幾里的人家屈指可數，當地政府給墾民們分配的居住房是一排低矮的土坯房，一家三代人蜷縮在40平米不到的空間是極為普遍的現象。擁擠、悶熱、壓抑，是琮明對新家的第一感受，但他并未如兄長般埋怨喪氣。其實琮明并非琮華的親弟弟，他本生于南京市高淳縣的一個官宦之家，也曾是不折不扣的小少爺，只是1948年的寒秋，隨著祖父、父親相繼病逝、時局變化，偌大的一個家如樹倒猢猻散，母親又是二房太太，無奈之下帶著他改嫁上海，只不過3年，母親再度因病離世……也許是從小經歷了顛沛流離，他對生活的波瀾起伏有著超出同齡人的淡然，平日里除了沉于念書，其余的事情幾乎一竅不通。“哐當…砰…”隔間再度傳來繼父收工后怒砸農具的聲響，伴隨著鄰里的咒罵抱怨，琮明不免失望地掃視了這一屋環堵蕭然，推開灰土沉積的木門，拂了拂發白的衣袖，藏掖著課本躲到后山竹林背書去了。繼父應允了母親遺愿，無論生活如何艱苦都會供他念書，因而對他干活偷溜大多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兄長對他也多是憐愛，所以，在那些溫飽不定的日子里，琮明愣是不曾下地種田、披蓑帶笠，只一人一書一筆念完了高中。

相比于琮明有機會專心念書，重返學堂是13歲的朱峰念念不忘卻又不敢言說的心愿。

1960年，是朱峰來到芳溪塘頭村的第四年，也是他離開學堂的第二個年頭，作為家中的長子，他從小就主動替父母分擔撫養弟弟妹妹們的重擔，剛到塘頭村時，父親面對分配的田地毫無頭緒，幾番斟酌，還是選擇了去縣城的煤礦挖煤以謀生，父親每個月往家里寄回的三元生活費，都要被母親精打細算到極致方能讓他們仨兄妹勉強度日。還在小學期間，他就因交不出學費而離開了學堂，輟學、干活兒、帶弟弟妹妹，絲毫沒有商量的余地。懂事的他沒有哭鬧，只是趁著四下無人時將一摞習字本埋在屋后的老樟樹下，算是與自己的讀書生涯告別，即日起便拿起鋤頭、扁擔，開始了一天的耕作。朱峰坦言，其實一家人在上海的生活也較為困難，人力車夫作為上海底層的勞動力，并沒有機會躋身于大上海的繁華世界，大多數人只能在一江之隔的草棚屋里眺望著對岸的霓虹璀璨。10歲前，他住在中山北路南王家宅甲弄191號的改造棚戶區，每天放學后和小伙伴穿梭在弄堂里捉迷藏，直到天黑被母親訓斥著回家吃飯；10歲后，他每天晚上都早早地把弟弟妹妹喊回屋，栓緊門，以防他們聽到“鬼夜哭”而害怕驚恐。哪里會有這些怪力亂神？不過是城里人未曾聽過的鄉間夜晚里貓頭鷹的啼叫罷了。

年底，憑借著吃苦耐勞的干勁，父親由宜豐湖坑煤礦廠調往棠浦煤礦，這是一家幾度輝煌的國營企業，從60年代開始，棠浦煤礦廠聚集了來自全國各地的知青、民工，他們為國家建設和當地經濟發展做出了不凡的貢獻。父親在棠浦煤礦穩定后，一家隨之遷往棠浦生活，生活終算有了著落，只是朱峰再也回不到當年的那方課桌了。

不同于琮華、朱峰因生活環境的變遷而產生的極大心理落差，從小在芳溪鎮簡家村長大的吳鵬并沒有從繁華城市流落至偏僻鄉村的失落感。

吳鵬1957年生于上海，來江西時還是被祖母抱在懷中的嬰孩，祖母原有兩個兒子，但為了照顧年幼的他，最終選擇和小兒子即吳鵬的父親來到江西，大兒子仍居于上海。也許在年幼的吳鵬看來，一家人為什么總是吃不飽穿不暖、以及當地的孩子為什么不愿意帶他玩才是最苦惱的事情。隨著年齡漸長，上學需要填戶口籍貫時，他才知道自己原是出生于上海市普陀區光復西路2277弄18號的小平房，也是到了這時，他才意識到自己上海墾民的身份。

“小時候印象最深刻的，無非就是吃了上頓沒下頓，一家人一天（四個人）只有3兩米，大人都是留給我吃，我就耍小性子，看到他們不吃，我也就不吃，誰知道大人就是做個樣子假裝吃。”時隔至今，吳鵬還能在瑣碎記憶中拼湊出長輩們的身影。

其實大多數墾民們所面對的饑寒、被孤立都是在所難免的。農村里皆是靠種田、干農活來掙得工分換取糧食，但是生活于上海的墾民們平日連農田、山林都不常見，更無須提及水稻種植。再者，有些部門和地區為了動員墾荒而過分美化江西的農業生產環境，宣稱赴贛墾荒是大機器生產，安置方式是自建合作社或國營農場，可江西的地貌是以丘陵為主的山地，貧瘠的紅土地上只有為數不多的合適耕地，根本看不到機械化的可能性。

饑荒、水土不服、不務農桑是威脅上海墾民生存的致命困難。再加之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全國性的糧食短缺危機，讓墾民們原本就貧困的生活雪上加霜。吳鵬的祖母就是因為連續數日和著淘米水吃糠餅，導致腸胃不消化，在1960年的一天夜里脹氣身亡。此后，吳鵬的父母硬著頭皮開始學習種粗糧、摘野菜，積累了無以計數的失敗經驗后，漸漸地他們在分配的田地里種出了紅薯、青菜，雖然水稻種植還是無從下手，但有了粗糧和蔬菜，吳鵬家的生活逐步有了改善。

而鄰村的王道國一家就沒有這么幸運了，他們本是一家六口（夫妻倆帶著兩兒兩女）住在鄉里，兩個年長的孩子在縣里念中學，夫妻倆帶著兩個小兒女在農村生活，全家僅靠他一人干工匠活兒糊口，妻子只能縫縫補補以貼補家用。有一天他在外頭干活沒及時回家，妻子就學山里人帶著孩子去山上挖野菜蘑菇，可他們哪里識得這些野菜蘑菇是有毒還是無毒的，一股腦全煮著吃了。等王道國回到家，妻子和兩個孩子就這樣沒了。更可憐的是，他連棺材本都掏不出，東拼西湊只得一副棺材，就這樣一副棺材埋了三人。

誰悲失路之人

工人墾荒證明書

自1956年遷至江西的上海墾荒群眾，除了一部分返滬及外遷他省，其他也大多借助農村合作化運動的高潮，加入了江西當地農業生產合作社，其農民的身份才正式得以確立。雖然在客觀上他們的身份實現了轉化與重建，但置身于“素未謀面”的山林、荒地之間時，并非所有的墾民都能應對自如。至此，這群常年習慣以三輪車、榻拖車謀生的人力車夫們踏上了各自的人生道路。

“知識改變命運”是父親常用來教育黃怡的一句話。而在她看來，這句話也是對父親一生的最好詮釋。1956年，還是嬰兒的黃怡第一次踏上宜豐這片土地。半年前，不過而立之年的父親賣了在上海的房子，下定決心帶上妻子和三個孩子離開故土。落戶后不久，政府就派年輕有為的父親去縣城學會計，父親也不負眾望，結業時以優異的成績排名全縣第二。誠然，知識改變命運是在任何一個時代環境下都是通用的。從縣城返鄉后，父親先后在生產大隊、鄉鎮府擔任會計，不薄的薪酬讓身為外鄉人的他們對生活的前景充滿了期待，過了不久，家里還添了一個可愛的妹妹。

回想起當年的謀生之路，分配于黃岡潮溪大隊南康小隊的盧鳳儀總是感慨幸好父親還有一技傍身，否則，屋內是體弱多病的母親，屋外是僅有的幾畝荒地，他們的生活將不堪設想。談到童年，盧鳳儀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搬個小馬扎，看父親拿著推剪剃刀，佝僂著腰背，給過往的顧客剃須理發。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每村通常只有一至兩個剃頭匠，因此剃頭匠在鄉里還是很“吃得開”的，尤其是逢年過節，找上門的主顧更是應接不暇。但在平日，盧父還是需要走村串巷地討生活，囿于特殊的地形地貌，蜿蜒縱橫的群山將縣內的村鎮相阻隔，于是挑著擔子走數里的山路去到各個農村成了盧父的日常。每到一個村子，他就安下挑子，先吆喝幾聲，等到顧客來了，即在盆里兌好熱水，給顧客圍上圍布，開始剃頭。也正是憑借著父親剃頭的手藝，盧鳳儀一家在勞動力缺乏的情況下，過上了相對平穩的日子。

然而，除卻少數有手藝或者有知識的墾民能夠憑借一技之長另謀出路外，大多數的墾民為了生計只能選擇最廉價的掙錢方式——出賣勞動力。

宜豐，地處亞熱帶季風氣候區，每年充盈的降水量及溫和的氣候環境孕育了大量天然的森林、竹林。據官方統計，宜豐的森林覆蓋率為71.9%，林地面積達到203.8萬畝，竹林面積更是達到84萬畝，是中國的竹子之鄉、南方紅豆杉之鄉。當年，芳溪搬運隊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組建興起，成為接納廉價勞動力的大本營。佝僂著瘦弱的腰背，天剛蒙蒙亮就推著生產隊的破舊自行車和同伴搬運竹、木的背影，是吳鵬為數不多的關于父親勞作的記憶。在芳溪搬運隊穿梭的70%—80%都是上海墾民，其余的則是湖南逃荒而來的游民。他們頂著炎炎夏日、狂風暴雨，徒手將沉重的木材、竹片托運至燒木炭的車上。這種活躍于民國、抗戰時期，作為主要交通運輸工具的木炭汽車，曾完成了抗日戰爭時期繁重危險的運輸任務，為保障戰時的公路交通運輸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但由于這種汽車速度緩慢，動力不足且容易拋錨，具有極大的安全隱患，因而，在50年代后的中國大地上，燒木炭的汽車基本淘汰殆盡。可是在60年代后的偏遠鄉村，人們明知不安全卻因資金拮據，仍然不得不依賴于這類運輸工具。也就是這種木炭汽車，讓吳鵬一家從對重啟新生活的期盼再度跌入谷底。1964年12月的周日，父親照例一大早就收拾干凈匆匆出門，今天他要和五個工友一同前往芭蕉村裝竹片。然而，為了節約時間和運輸成本，早已破舊殘損的木炭汽車在副駕駛位坐滿兩人后，又在后車廂擠進了六個搬運工，當司機鎖上后車廂的兩片鐵門時，六個搬運工生命中最后一抹不甚明朗的微光也就此湮滅。當車行至半路，意外發生了，寒冬侵襲下的鄉間小路崎嶇濕滑，木炭車發生了嚴重的側翻，傷亡慘重。由于時間的久遠，我們無法得知當年的具體情況，知道的僅是幾個冷冰冰的數字，九人同車，兩人生還……

吳鵬啟時才進入小學不到三個月，正當他活蹦亂跳地回到家想和父母分享今日的喜悅時，聽到的卻是母親泣不成聲的哀嚎。那一日，他暗暗發誓，哪怕是每天獨自上山砍柴、挑水也要憑自己的雙手養活母親，撐起這個家。

1969年，芳溪搬運隊就地解散，搬運工們只有各自回村，另謀出路。失去工作的第三天，老解已然按捺不住了，雖然以往在搬運隊拿到的薪酬也難以養家糊口，但好歹有個盼頭，可眼下搬運隊也解散了，家中還有嗷嗷待哺的小兒和正在長身體的大兒，內外交加的困境讓老解一籌莫展。

“那個時候父親什么都去做，早先在生產隊勞動時，沒有一年拿到了應有的酬勞，年年是‘債主’；后來他想做小本生意，但文革鬧得人心惶惶，誰還敢做生意？最后，父親只能輾轉各地販賣小商品來補給家用。”據二兒子解華回憶，“失業”后的父親常年奔走在外，難得回來也不見笑顏，言語間無外乎是吃穿用度。

作為土生土長的芳溪炎嶺人，墾民二代解華在兒時很難體會到父親綿長哀嘆中的落寞。不同于從蘇北或是安徽逃荒至上海的異鄉人，老解當年在上海的生活也算是車夫中讓人羨慕的，至少他在上海市中山北路2737號，有著將近80平米的一層平房，自己又是家中的獨子，原本贍養父親，照顧妻兒，對他而言并沒有太大的壓力。但是為了來江西，他以百余元的低價賣掉了自己的住宅，帶著父親、妻兒落戶于芳溪炎嶺。看著每天入不敷出的薪酬他只有哀嘆，政府每個月給的2—3元的補助遠遠不夠孩子們吃飽，從上海帶來的家產也一點點見底。“父親總是念叨，當年幻想著來到江西，不僅能夠支持國家的農業生產，還能解決生活困難，如今倒好，連基本的生活都難以維持。”解華這樣形容父親當時的狀態，“父親的脾氣就是那個時候開始變得愈加煩躁，身體也每況愈下。”

據《移民墾荒工作總結（草稿）》統計，當時上海三輪車工人每人每月收入在20元—40元之間，榻拖車工人每月收入50元—60元之間，即便是流散車工，每月收入也能達到30元—40元之間。而同時期的江西省農業勞動報酬全省平均每個勞動力只有8角，全年不足160元，遠不比在上海從事“落后”行業勞動的收入水平。即使是安置條件最好的青年志愿墾荒隊在德安建立的共青社，1956年，54個單身勞動力中，全年收入200元以上的只有3人，150元以上的20人，100元以上的17人，50元以上的13人，50元以下的還有3人。

如果說那段動蕩的特殊時期給老解帶來的是失業的憂愁，那么，對于琮明來說，卻是一段充滿遺憾的青春，這當中還承載著難以言傳的苦痛。

1960年，坐在高三教室認真備考的琮明遭到了匿名舉報，舉報中聲稱琮明的繼父當年在上海是屬于地主階級。在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里，地主、富農的帽子就相當于一張判決書，將你的前程、夢想判處極刑。

琮明是知道的，繼父平日里總是不忘上海人的做派，即便是務農也要將頭發梳的油光發亮，衣帽不整不出房門，這副模樣自然與鄉間披星戴月的農人格格不入，惹人懷疑。

但這不能成為被懷疑和“定罪”的理由罷，即便祖上是地主又如何，難道地主的后人就不能讀書了嗎？那時的琮明還是一派書生意氣，隔日他就和幾位同樣因“成分問題”而將無緣大學夢的同學四處奔走，找老師詢問，沒用；找學校理論，無果；找政府解決，誰管你們幾個毛頭孩子？一連串的奔波，不過是從期待到絕望的一程歧路，少年們無力地癱在操場上，羨慕地聽著教室里朗朗的讀書聲，他們只好背過身，悄然抹去這滴被時代擠壓出的淚水，也許明天，也許后天，他們就要離開校園，為了生計而將夢想踏為塵泥。

渴望著能靠讀書出人頭地，誰知兜兜轉轉又回到了原點。雖然心有不甘，但已經成年的琮明只能向生活妥協，這些年為了讓他安心讀書，繼父和兄長明里暗里背負了太多。即便名列前茅的他每個學年都能拿到助學金，未曾向家里要過學雜費，可“浪費”一個成年男子的勞動力在農村并非小事。

最終，琮明服從分配來到農村的一所中學做代課老師，教授國文。他在這一呆就是八年，在這里他收獲了自己的愛情，組建了家庭，原本以為日子也將這般平淡地延續下去，熟料，十年浩劫再次打破了這份平淡。

1969年秋，正是“造反分子”勢力明顯滲入學校的一年。琮明無法忍受這種烏煙瘴氣侵染學生們讀書的凈地，于是他憤而起之，告發了“造反分子”私自挪用學校資金的罪行，也由此成為了被攻擊的對象。接下來的五年中，他每天都在為這次選擇而付出慘痛的“代價”——被污蔑棒打、被抄家、甚至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珍藏的書籍在熊熊烈火中瞬間化作灰燼，隨風飄散……他仍記得自己每次挨批斗時，身高僅一米五多的妻子總是站在自己身邊，高喊“不要武斗，不要打他”替自己遮擋著無數的拳腳。

關于這段記憶，琮明至今也不太愿意提及，即便是兒孫們問起時，他也只以一句“苦日子都過去了，都過去了”寥寥收場。

1978年12月18日到22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正式平反了一批重大的冤假錯案。在1979年底，琮明的名譽最終也得到了平反，這對他而言是莫大的欣慰。由于非正式編制教師的身份，講臺他是回不去了，最終政策落實后，組織上將他安排至縣城的木器廠工作，琮明和妻子收拾好行囊離開鄉村，從此，一家人就在縣城安定下來。

此心安處是吾鄉

朱峰一家的上海戶口薄

經過四十余年的跌打滾爬，上海墾民們大多已經習慣了宜豐的地域風俗，并在這個小縣城有了立足之地，他們的子孫后代們更是全然融入這里的小城生活。然而，邁入二十一世紀，就在人們以為“上海墾民”這四個字仿佛要消逝于歷史的年輪當中時，大多數第一代、二代上海墾民在半個世紀的沉默后發出了哀鳴。

《宜豐年鑒2001——2003》簡略地記載了這一事件：自“上海墾民”2003年3月18日首次赴滬上訪，“墾民”要求解決返滬戶口，一個子女的財政編工作、解決其最低生活保障或每人由上海市給予5萬元的經濟補償。對此宜豐縣高度重視，以縣委、縣政府文件形式向市委、市政府報告情況，請示解決辦法，先后7次召開會議進行研究部署，制定了《關于預防和處置“上海墾民”越級越域上訪工作預案》，召開了“墾民”代表會議。由縣委政法委牽頭，做好調查摸底工作，摸清“上海墾民”的人數，活動規律和“墾民”本人的具體情況、家庭情況。先后兩次由縣委政法委派人帶領有關“墾民”代表到上海咨詢有關情況，至2003年底，上海市沒有實質性的解決措施，上級要求做好“墾民”穩定工作，宜豐縣多方面做細思想工作“墾民”穩定工作，爭取了“上海墾民”的支持和理解，確保人心穩定，各級組織切實關心“墾民”、幫助解決“墾民”生產生活中的實際困難。

親身參與了本次信訪的琮華表示，這一次的信訪并非無生事端，是當年還有親友在上海的墾民們被告知，1964年和他們一樣被動員下放到安徽的墾民近年來在上海爭取到了相應的權益，并得到政府的妥善安置。確認實情后，他們也希望當年來到江西的上海墾民們能得到國家的重視，并能獲得應有的補償，這才集體去了上海。

“最后的結果就是拿農村戶口的，沒有事業單位和退休金補助的墾民，每個月拿100元補助，每年都會加，到今年是每個月850元。”對于這樣的結果，琮華表示自己能夠理解與接受，“畢竟到了我們這個歲數，還能生活自理，又兒孫滿堂，覺得一輩子也滿足了。前些年兒子帶我去了一趟上海，到處都是高樓大廈，哪里還聯系得到曾經的親友、找得到曾經的家？老伴、孩子們都在江西，他們在哪兒，哪兒就是我的家。”的確，無論生活條件如何，只要人在，家在，就是最幸福的。

和琮華一樣已經將宜豐視作自己家鄉的還有朱峰，自1960年全家隨父親工作的調任而定居棠浦后，他就在棠浦務農、組建家庭、養育子女，如今已然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宜豐人了。其實千禧年后，國家出臺了退耕還林的政策，墾民辦告訴他，可以選擇遷戶口回祖籍上海。他沒有過多地猶豫便拒絕了，父母葬于斯，自己長于斯，兒女生于斯，無他，只因，心安之處是故鄉。

在大半輩子歷經坎坷的墾民看來，能夠獲得相應權益、與家人安度余生是他們的畢生夙愿。關于此，在鄉政府任職多年的吳鵬還有補充，人民公仆的身份以及從小經歷的那些艱苦歲月，讓他能夠俯身傾聽百姓們的心聲，更為深切地了解他們的感受。“我是從來都不主張去信訪去鬧事的，我認為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大家要多換位思考，為官者要為墾民謀福利，替他們爭取應得的政策，給他們帶來生活上的幫助；墾民也要遵守組織紀律，能夠有序地傳遞集體的想法。”吳鵬認為，相比于經濟上的幫扶，墾民們同樣需要來自整個社會的關懷。

驀然回首，半個世紀前，上海墾民響應國家的號召，從繁榮的都市來到偏遠的荒山野嶺安家落戶，開拓墾荒。他們憑借著戰勝困難的頑強意志在江西這片紅土地上堅持了一輩子，這一路而來的波瀾和曲折，亦是他們生活的頑強和勇敢體現。“50年代初創，60年代徘徊，70年代起步，80年代開始大發展”是他們走過的不同階段，更是他們一生的成就。

尾聲

在每一次交流的最后，大家都不約而同的談到了“故鄉”這個話題。想來，中國應是世界上最厚土重遷的民族，我們千百年來釀成的別離愁苦能將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任何一個人醉倒，但我們又無時不刻經歷著遷徙、告別、遠離故土。

在琮明心里，“故鄉”是梧桐葉落下的季節，霞光染紅了天空，石臼湖的螃蟹爬上了湖岸，祖母在院里彈唱著江蘇小調，等著他的歸來；

在吳翔心里，“故鄉”是上海伯父臨終前的遺囑，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念念不忘要將骨灰葬于江西，要與自己的母親、兄弟永遠在一起；

在朱峰心里，“故鄉”是妻子、兒孫的相伴不離，只要家人在一起，歷經再多的苦難都將化作溫馨的的回憶……

六十五年前，上海曾是他們的故鄉，而今走過了六十五年，他們再次回到自己的故鄉，只因，此心安處是吾鄉……

注：本文人物名皆為化名。

參考資料：

《上海移民江西墾荒問題研究(1955—1956)》，阮清華，華東師范大學，200241

《20世紀50年代上海城市人口安置策略研究》，阮清華，《史林》，2019年6月；

《1950年代上海青年江西墾荒運動述略》，畢曉敏，《青年學報》，2017年第2期；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上海青年志愿墾策隊及其活動述略》，閔小益，《青年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