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君健先生的遺物，拍賣過三四回，我都是過后很久，才偶然聽到消息。他保存的趙樸初手札一通、書法五幀，——條幅《題萬松圖詩》上，有“君健苑茵同志兩正”的款識，而苑茵正是葉夫人的名字，還有兩紙茅盾瘦金體書札，皆因巨額交易，成為一時話題。但我比較有興趣的，是在近兩年前，一批流拍的藏品中，出現(xiàn)的朱光潛、趙樸初、楊憲益和錢鍾書等人就毛澤東詩詞英譯本修改話題，或者寫給葉先生，或者寫給袁水拍的詩稿、函件和意見書。

從有限的展示中，看得出這批文件，中英文間雜，長短不一，有六十五頁之多。說不清怎么回事，中間的朱光潛手稿，只有短短兩頁，字跡規(guī)矩整潔，用藍墨水鋼筆小字，寫在二十六行紅色橫格信紙上，是早先常見的那種普通書寫紙。第一頁右上角，有一個小的編號“22”，說明是材料的第二十二頁。每頁紙面左下端，用紅色六號宋體字，統(tǒng)一印有“北京制本廠印制73.7（1268）”字樣。稿子頂頭一行，居中是標(biāo)題“七律二首 送瘟神”，下面緊挨著一段

話：“這篇詩在毛主席詩詞中是比較難懂的。主題是新舊對比，舊（原稿如此）世界必然要代替舊世界，瘟神在新世界里無立足之地。抓住這個主題，有些難點就可迎刃而解。”

此文有頭無尾，段落也不全，光靠片言只語，只能大概推斷，是對兩首七律的分析和對個別詞句譯法的批評。比如，文中能看見“l(fā)ittle creature 譯‘小蟲’太含混”和“……譯為men wasted away 不妥”等句子。此外，是否還有其他意見，單以拍賣信息為據(jù)，實難窺斑見豹。

不過手稿倒讓我想起與之相關(guān)的另外兩封信。七十年代末，朱光潛和許淵沖通信，說：“尊譯《毛主席詩詞》久已讀過，后來陸續(xù)收到《毛主席詩詞》譯文不下四五種，較之尊譯均有遜色，問題大半出在對原文的理解和對外文的掌握，最壞的還是官方譯本”（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此處“官方譯本”，即一九七六年版英譯《毛澤東詩詞》（MAO TSE-TUNG POEMS）。而在一九七八年一月八日的另一封信里，朱光潛則詳述了被動卷入是非的前因后果：

毛主席詩詞的外文譯文確實表達不出原作的精神風(fēng)韻，特別是早期發(fā)表的。其原因不外兩種：一是根本沒有讀懂原詩，一是外語表達能力不夠。“四人幫”橫行時文化部的袁水拍曾奔走京滬粵漢各校，說是征求修改譯文的意見，在北大開過三四次座談會。我們提的意見不少，還試著改譯了數(shù)首，聽說全國提的意見不下數(shù)千條。不料后來印行新版后，我們的意見一條也沒有采納，當(dāng)時大家甚為氣憤，后來才知道這全是一個圈套，袁水拍的目的是討好江青，要刪去“我失驕楊”的注釋，因而把外文譯本的注釋全都刪去，作廣泛征求意見的姿態(tài)，是蒙混群眾的視聽。當(dāng)時在京的幾位朋友曾寫了一諷刺詩，其中有譏袁水拍為胡笳十八拍的（袁曾寫過八十封討好江青的信），我當(dāng)時也戲和了一首：“琵琶遮面不遮羞，樹倒猢猻墮濁流。不注驕楊該萬死，雷轟碣石解千愁！”

信寫得有些情緒化，可不乏學(xué)術(shù)見解，也有對時事的針砭，是有趣味的掌故。但畢竟人在外圍，雖有牽涉，卻昧于全局，其論與真相，尚有一定距離。

記得一九九六年夏天，在車公莊中里寓所，我?guī)腿~先生打下手編文集，選出他的《毛澤東詩詞的翻譯——一段回憶》，才頭一次得知，主席的詩詞翻譯，他乃是組織者。他說：“……遠如南美的巴拉圭和地中海一角的希臘，都有毛澤東詩詞的譯本。這些譯本，絕大部分是根據(jù)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譯本轉(zhuǎn)譯的。這個譯本的完成，我從始至終都參加了。”

按葉先生的說法，一九五七年一月，《詩刊》創(chuàng)刊號發(fā)表《沁園春年?長沙》等十八首詩詞后，他因為主編英文《中國文學(xué)》，就請專家安德魯?博伊德譯出，在一九五八年第三期刊發(fā)。同年，外文出版社用已有譯稿，加上戴乃迭譯《蝶戀花?答李淑一》以及周振甫注釋和臧克家講解，出版《毛澤東詩詞十九首》（MAO TSE-TUNG NINETEEN POEMS）。不久，袁水拍化名“酒泉”，在《文藝報》發(fā)表《在河北廳里》，評點理解問題和翻譯錯誤，說“只是希望譯文盡善盡美，以便滿足世界廣大讀者的要求，并且鑒于這是我國自己出版的譯本，很可能被英語國家以外其他各國作為根據(jù)，以譯成他種文字，也就更加熱切地期望這個譯本能夠進一步達到信、達、美的要求了”（一九六〇年第二十二期）。考慮到作者中宣部文藝處處長的身份，葉先生遂向領(lǐng)導(dǎo)建議，由袁水拍主管，加上喬冠華、錢鍾書和他三人，成立“毛主席詩詞英譯定稿小組”。他說：“袁作為組長，自然對原作的解釋具有最后的發(fā)言權(quán)，但喬冠華對原作的解釋也起很重要的作用。錢鍾書和我主要是做翻譯和譯文的潤色工作。”

一九六二年五月，《人民文學(xué)》也發(fā)表了《清平樂?蔣桂戰(zhàn)爭》等六首詞，定稿小組隨即合譯出來。次年十二月，三十七首版《毛主席詩詞》由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印行，新增《人民解放軍占領(lǐng)南京》等十首未刊七律。為修訂舊稿、增加新譯，小組成員新增了趙樸初，又請專家蘇爾?艾德勒協(xié)助潤飾譯文。葉先生記得，“這十首新詩詞，于一九六五年夏天初步完成翻譯工作。袁通過中宣部將新譯文及過去的舊譯，一并發(fā)往國內(nèi)幾個重要省市宣傳部，轉(zhuǎn)各有關(guān)大學(xué)的英語教授征求意見。小組根據(jù)回來的意見，對這十首新詩詞最后做出英譯定稿，于一九六六年在《中國文學(xué)》五月號上發(fā)表”。本來接著是修訂一九五八年版譯文，可隨著“文革”到來，“閻王殿”中宣部率先垮臺，身為“判官”之屬的袁水拍在劫難逃，發(fā)配至賀蘭山“牧驢”，葉先生也被“專政”，錢鍾書夫婦則下放河南，原計劃無疾而終。但是，此時的毛澤東著作外文版發(fā)行卻達到高潮。一九六六年的統(tǒng)計說：“到今年第四季度及明年上半年，主席著作各種外文版的出版量，將達到建國十七年來出版總額的三分之二以上。”是年十月二十九日，根據(jù)康生和劉寧一指示精神，外文局決定“集中力量爭取在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兩年內(nèi)，在國內(nèi)出齊主席四卷《選集》的十二種外文版；《軍事文選》的七種外文版；《語錄》的十三種外文版。……主席各種著作單行本、《選讀》甲種本、《詩詞》等外文版，亦當(dāng)爭取盡早出版，以應(yīng)急需”（《毛主席著作外文版翻譯出版規(guī)劃五人小組關(guān)于加強毛主席著作外文版翻譯出版工作的規(guī)劃》）。

一九七四年秋，袁水拍復(fù)職后，初次見到葉先生，就商討召集錢鍾書等人恢復(fù)工作。楊絳在《我們仨》里說，袁水拍十一月來訪，稱“江青同志說的，‘五人小組’并未解散，鍾書同志應(yīng)當(dāng)把工作做完”。她以為周總理是小組領(lǐng)導(dǎo)，“只覺得江青‘抓尖兒賣乖’，搶著來領(lǐng)導(dǎo)這項工作”，但事后才明白，幕后決策者其實是江青。她還讓袁水拍傳話來，說“鍾書同志可以住到釣魚臺去，楊絳同志也可以去住著，照顧鍾書同志”，云云（頁一五一至一五二）。錢鍾書等幾位很快定稿結(jié)束，袁水拍和葉先生就于一九七五年初，前往全國各地，同大學(xué)外語系師生座談。當(dāng)在此期間，朱光潛應(yīng)命撰寫了意見書。隨后，譯文終于改定，由袁水拍交上級審核，于一九七六年五月出版。

葉先生還附言，因為注釋“極為復(fù)雜、細致和敏感”，一度左右為難。最后由喬冠華提議，決定“除原作者自己的注釋外，我們所做的注釋一律撤銷。所以我們最后出版的毛澤東詩詞譯本，沒有譯者的注釋”。他認為，“也許這是美中不足，但當(dāng)時我們的考慮是慎重的”。

盡管處心積慮，還是難免招惹物議，催生了引發(fā)朱光潛唱和的諷刺詩，即荒蕪《紙壁齋集》中“長安雜詠（十七首）”之一：

胡笳拍盡水悠悠，一唱山歌兩淚流。

今日萯陽宮畔路，御溝紅葉總生愁。

此詩還有二注釋，一說“蔡琰有《胡笳十八拍》”，另一說“萯音倍。嫪毐亂后，幽禁莊襄太后之處，借指端王府江辦”；而其后一首，則矛頭直指喬冠華：

河?xùn)|大廈擺瓊筵，既定方針?biāo)暮鳌?/span>

莫怨東窗輸一著，君家上轎已多年。

但局外人不清楚，為何喬袁二人，忽然成了江青的紅人。這個費解的謎團，直到夏衍書信公開，才得以拆開。夏衍一九七七年致信蘇州醫(yī)學(xué)專家李灝，說：

……事有湊巧，正是今日體育館有一個“長子”的斗爭會（七千人），看來，他的政治生命是完結(jié)了。

同時，我還要告訴你一個可能對您是很不愉快的消息，即曾在您家住過的袁水拍，也正在文化部內(nèi)部斗爭中，他是七二、三年向江妖寫了“悔過”和“效忠”信，而青云直上的，這次從“四人幫”中的江、張、姚處抄出他的密信二十余封，主要是他當(dāng)了江妖的文化界的密探，寫的都是文化界、文藝界的老干部的黑材料并“言行報告”，現(xiàn)在雖尚未隔離，但民憤甚大，看來也不會有好下場了。這兩個人，都是我的舊友，對于“長子”，我一直認為是一個“才子”，而對袁，我一直認為是“書蟲”，甚至是“書呆子”，但居然在目前的這種特殊情況下，發(fā)生這種可悲、可恥的結(jié)果，可嘆，可嘆！

夏衍所言“長子”，亦即喬冠華；而談到以《馬凡陀的山歌》名世的袁水拍，他在一九八七年六月二十九日致姜德明信中，則說：

……其實馬凡陀不是搭錯了末班車，而是老實過了頭，根本不懂得所謂政治行情和人情世故，六五年春我離開文化部時曾勸過他，要他還是回本行，寫他的山歌，而他不僅聽不進去，而且面有慍色，以為我反對他當(dāng)“官”，他不懂得在那個時刻“積極”一番，從此就當(dāng)上了過河卒子，可嘆也！

諷刺的是，夏衍在文化部副部長任上倒臺，而袁水拍在一九七六年初得到重用，就任的也正是同一職位，只不過沒做幾個月，就又倒了霉。

也是因緣際會，新編《朱光潛全集》前幾部剛出，我就在增補部分，查到了《對英譯毛主席詩詞的修改意見》全稿。粗略比對一下，除若干詞句出入，它和葉先生家的兩頁手稿，應(yīng)是同一篇東西。朱光潛對不妥的地方，商榷之余也拿出了訂正意見，甚至還改譯了《送瘟神 二首》之“其二”，和《七律 和郭沫若同志》等篇。可惜“明珠暗投”，好心不得好報，也難怪他不能不遷怒于主事者。

澎湃新聞經(jīng)授權(quán)摘自《閱人應(yīng)似閱書多》（趙武平著，三聯(lián)書店，2015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