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鄭欣淼是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前任院長，在任期間，他率領故宮人清點了故宮的所有藏品，第一次摸清了故宮藏品的確切數量；并且實現了兩岸故宮院長的首次互訪。時值故宮建院90周年，鄭欣淼回憶了兩岸故宮的交流往事。

2002年：當故宮遇見故宮

2002年前半年，我還在國家文物局任黨組副書記，副局長，擬赴臺進行文化文物交流，但上報后有關機構遲遲未予批準。到了9月，我改任文化部副部長兼故宮博物院院長，快到年底，批準可以成行。本來是一般的文化文物交流，卻因我身份的變化，成了兩岸故宮院長的第一次接觸。其實，在此之前，兩岸故宮的專家在學術研究上的交流已經相當頻繁，只是院長互訪尚沒有實現。

這一年12月30日，我到了臺灣，次日即歲末的最后一天，我到訪臺北故宮博物院。時任臺北故宮博物院院長是杜正勝，他是搞考古的，我們各自介紹了有關情況后，我又特別向他介紹了近年大陸一些重大的考古發掘成果。這次訪問我們互贈的禮品，都是圖錄一類的書籍。隨后就是參觀，我在常設展覽中看到了向往已久的毛公鼎、翠玉白菜等，對方還特意安排我們到地下書畫庫房，看了一些珍藏的書畫及清宮檔案等。中午，杜院長宴請我們一行，臺北故宮一同出席的還有石守謙副院長及幾位處長，氣氛很融洽。

第二天是2003年1月1日，《中國時報》對我在臺北故宮博物院的活動進行了相當顯著的報道。報紙第一版就詳細報道了我這次訪臺的相關活動，通欄標題是《當故宮遇見故宮 兩岸故宮歷史性一刻》。報道說：“由于故宮在中國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歷史地位，北京與臺北故宮博物院院長的相見，象征著兩岸文化交流史上歷史性的一刻。”“鄭欣淼是迄今大陸來臺訪問文化官員中層級最高的一位。兩位故宮博物院院長見面，學歷史出身的杜正勝與學文學出身的鄭欣淼，對于兩岸學術應交流合作都表示同意與贊許。”

《中國時報》2003年1月1日的報道

此次赴臺是中國時報系邀請的，當時的中國文物報社社長李文儒與我同行。中國時報在1月1日也刊登了我拜會中時報系董事長余建新的消息和照片。在訪臺期間，我曾繞臺灣從北到南轉了一圈，參觀了其他一些博物館、美術館，看了許多名勝古跡，并與博物館界、收藏界進行了廣泛的交流。在訪問臨近結束時，我與中國時報系總經理黃肇松進行了一次對談，《中國時報》1月8日刊出，標題十分醒目：《故宮雖分兩地  國寶全民族共享》，我談了對臺北故宮的印象，介紹了北京故宮的古建筑及藏品狀況，也表達了加強兩岸故宮交流合作的愿望。

與秦孝儀先生：兩位故宮人的交往

這次訪臺期間，我與臺北故宮博物院前院長秦孝儀先生結下了情誼。秦孝儀先生從1983年1月出任臺北故宮院長至2000年4月離職，任職長達18年，為1965年臺北故宮博物院成立后的第二任院長。2001年9月至10月，應北京故宮博物院邀請，他曾來大陸訪問。

2003年1月1日中午，秦院長在臺北凱麗飯店設宴招待我們一行。當時他已82歲，剛遇喪偶之痛，所幸心情漸已平復，作陪的還有原臺北故宮博物院副院長張臨生女士。我送先生兩冊北京故宮的文物圖錄，他則送我幾種禮品，一套《故宮跨世紀大事錄要》，以他書法作品制作的2003年掛歷，還有他書寫的六體“千字文”，又帶來訪問大陸期間所寫詩歌讓我欣賞。我向秦院長介紹北京故宮的情況，他聽得很認真。

我離開臺灣的前一天，應邀去林百里廣達電腦有限公司參觀，林是臺灣知名企業家，又喜好文物收藏，尤其是古今繪畫名跡收藏不少。在廣達電腦公司珍藏室，又碰到秦孝儀先生，原來他退休后，擔任廣達文教基金會榮譽董事長，做些社會文化公益事業，我們在此又談了幾個小時。

我與秦院長的交往與感情，主要是心靈上的相通，趣味上的相投。從2003年5月開始，我們多次通信，我寄去訪臺的幾首詞，秦先生也寄來他的詩詞。

秦孝儀院長雅好收藏，尤用心于文房清玩，諸如牙、骨、竹、木雕等各類文房用具，頗多精品，馳譽臺灣收藏界。2000年，他在卸任故宮院長之際，將這些畢生的收藏以及明清善本舊籍等，悉數捐獻給臺北故宮博物院。2004年，他在臺北舉辦了個人詩文書法文房展覽，爾后打算到大陸展出，并先后聯系過幾個地方，也有人找到我，詢問在北京故宮舉辦展覽的可能性，我即一口答應，但先生最后還是選擇了在自己家鄉——湖南省博物館舉辦。

2005年，秦孝儀（中）在湖南省博物館參觀馬王堆漢墓出土文物

2005年10月20日，我在湖南省博物館出席了“筆力詩心——秦孝儀詩文書法文房展”，在開幕式上應邀發言，與秦院長進行了充分的交流，并寫了一首小詩贈他：“游子忽焉老，故園秋亦深。湘兮岳麓氣，楚些汨羅魂。文筆驚殊域，收藏富寶珍。忘年情誼重，相見語諄諄。”

2005年暮春，秦院長托人轉送他的兩部作品——《玉丁寧館詩存》、《玉丁寧館賸墨》，我讀后寫了一首詩：“萬樣心波兩帙凝，洋洋盈耳玉丁寧。文房清玩個中趣，書道雅懷底事名。若有縈思夢九縣，頗多逸興賦三京。此生何者堪銘記？文物彬彬故國情。”這首詩我沒有寄去，而是準備去臺灣時親自送給他，但天不憗遺，先生遽然仙去，留給我的是痛惜和遺憾。

后來，廣達文教基金會向同秦孝儀院長“相交篤厚”的人士征稿，擬在2008年1月，亦即先生辭世一周年之際結集印行，以為對先生的懷念。我有幸也在約請之列，便寫了《短簡小詩憶舊游》一文作為紀念。這些雖只是兩人之間的小事，但可見其中同是故宮人的根脈，放在兩岸文化交流的視野來看，也是有意義的。

2005年：連戰到訪、李敖獻寶、獲贈南遷史料

2005年是故宮博物院建院80周年，這一年北京故宮的大事、喜事特別多，也有一些與兩岸故宮交流有關。

4月28日下午，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攜夫人一行來故宮參觀。連戰此行，是應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的邀請而來，他與胡總書記的會面，更是60年來國共兩黨最高領導人的首次正式對話。連戰一行于28日上午到達北京，下午即來故宮博物院參觀，由我親自陪同講解。

我講一個小事。連戰一行參觀，在故宮漱芳齋小憩之時，連戰突然問我：“您說話好像有陜西口音？”我說自己就是陜西人，我問他，您在臺灣可以吃到陜西的小吃嗎？他說，羊肉泡饃、涼皮都能吃到，但是厚厚的鍋盔吃不到，他一邊說著一邊伸出右手，把拇指和食指張開到五六公分的樣子比劃著。我從中感受到了濃濃的鄉情。

連戰故宮行合影照片

其后，9月25日，臺灣著名學者、作家李敖在鳳凰衛視總裁劉長樂陪同下到故宮，參觀了武英殿的《盛世文治——清宮典籍文化展》以及太和殿、景仁宮和鐘表館。在漱芳齋看了五代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等。我向李敖先生介紹了故宮大修、文物清理和學術研究等工作。我曾在鳳凰衛視上看到他講過，北京故宮有“宮”無“寶”，臺北故宮有“寶”無“宮”，我便介紹了北京故宮的藏品狀況，他聽后才知北京故宮收藏的豐富與珍貴，對自己所說連聲表示“懺悔”，并說要把他收藏的一幅字捐獻給故宮。2006年3月，劉長樂先生轉送來李敖先生給故宮的捐獻，并有他的錄像錄音，他說了如下的話：

我請鳳凰衛視劉長樂先生、王紀言先生到故宮搏物院去見我所佩服的鄭欣淼院長，履行我去北京時的一個宿諾。我在故宮博物院當場答應，將我收藏的“孤魂野鬼”——乾隆皇帝的書法捐出來。這是一件國寶，是乾隆皇帝在我國五代時期書法家王著的《千字文》后邊寫的跋語。它與原件早已分家，流落到臺灣，陰差陽錯到了我的手里。這個字本來就是在故宮寫的，今天我把它捐出來，使它回到故宮，成就了一段佳話。所以不但我回來了，我還把“孤魂野鬼”帶回來了。

最后的感想，就是再也不要去逛故宮博物院了。因為看了以后你會“天良發現”，把你手里所有的“贓物”捐出來，今天就是個例子。我回到臺灣拖了五個月，最后才履行這個諾言，又不甘心，又很高興。謝謝故宮博物院的鄭欣淼院長。

李敖來訪

2009年10月，我赴臺灣出席雍正展開幕式，并專門看望了李敖先生，感謝他的捐贈，代表北京故宮贈他《韓熙載夜宴圖》的復制品，他則贈我臺灣70年代影印的《山谷老人書贈其甥雅州張大同卷》（為張大千藏品）一函二冊，并于其上題了“山谷內外，欣淼永藏”八字，暗嵌我曾贈他自己所寫《紫禁內外》、《天府永藏》二書的書名，才思敏捷，寶刀不老，令我感佩不已。

還是2005年，那志良先生保存與搜集的文物南遷史料也由后人贈予北京故宮。那志良先生1925年1月進入故宮參加文物清點，爾后一直服務于故宮，曾隨文物南遷，并隨文物遷臺，堪稱故宮文物的守護者、故宮發展史的見證者以及故宮文物知識的傳播者，著有《典守故宮國寶七十年》等書。

那志良

那志良先生保存的文物南遷史料，包括文書、印章、照片、書法、勛章等共計150件，由其兒媳王淑芳女士捐獻。這批史料很珍貴，例如一方刻著“北平故宮博物院理事會理事長印”印文的玉印，標志著1925—1927年間，故宮建院初期院方管理組織頻密改組的歷程；又如一紙“文物運臺船運合約書”的手抄副本，則是1948年12月31日所立，由“交通部招商局”輪船公司與故宮代表人傅斯年具名簽署，是一份關于故宮文物由南京經上海赴基隆、高雄運送過程的重要契約文件；另一份則是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先生親書條幅墨寶一幅，以嘉勉那先生擔任峨嵋文物管理所主任屆滿五年的辛勞。還有，抗戰勝利時，國民政府特別頒發了二枚“勝利勛章”表彰護持故宮文物有功人員，其中一枚頒給了樂山文物管理所的歐陽道達主任；一枚則頒給了那志良先生（編號：勝字第6099號）。這枚頒給那先生的勛章，也是此次捐贈史料之一。

2009年“破冰之旅”：故宮與故宮的再次重逢

這一年的大事是，臺北故宮博物院周功鑫院長一行來北京訪問，也被稱為“破冰之旅”，促成此事的機緣是臺北雍正大展的借展。

2009年周功鑫院長（右）首次訪問北京故宮

2008年，臺灣政壇局面變化，兩岸實現大三通、直航，臺北故宮也換了新的領導人。當時臺北故宮擬于2009年辦雍正展，2008年底籌展人員提出若能向北京故宮博物院商借若干展品，當能使該展更臻完善。臺北故宮遂有了向北京故宮商借展品的計劃。

投石問路的機會來了。臺北故宮應臺北市政府的邀請，將參加12月18日至21日在北京舉辦的“北京文化創意博覽會”，其與會的兩位處長、副處長根據該院領導的意見，在12月17日與北京故宮進行交流之際，試探借展的可能性，我聽到匯報后當即一口答應，并希望兩院共同研究未來合作計劃。經商議，擬邀請周功鑫院長訪問北京故宮與我去臺北故宮回訪等。12月20日，北京故宮正式回復臺北故宮：“借貴院雍正大展展品選件經檢視狀況良好，可以參展。”同一天，周功鑫院長在臺北接受媒體訪問時宣布，將于2009年2月中旬率團訪問北京故宮。

雍正大展的借展，是必然中的偶然，但因此，隔絕一個甲子的兩岸故宮博物院拉開了交往的序幕。

2009年3月鄭欣淼（前排左二）率團回訪臺北故宮

這次兩岸故宮的交流也受到了海外媒體的關注，英國、日本的報刊都發布了這個消息。2009年1月16日，日本朝日新聞社駐臺北特派員野島剛還專門從臺北到北京采訪我，1月28日的《朝日新聞》就刊登了他的文章《兩岸故宮推進“珍品交流”——兩岸故宮博物院院長訪談錄》。野島剛一直關注兩個故宮及其交流，他還曾把在臺灣出版的中譯本《兩個故宮的離合——歷史翻弄下兩岸故宮的命運》一書寄給了我，其中就記載了2009年兩岸故宮交往的過程。

2009年雍正大展，北京故宮借給臺北故宮37件文物，2011年的“山水合璧——黃公望與富春山居圖特展”及“康熙大帝與太陽王路易十四——中法藝術與文化交流特展”，北京故宮又分別借給臺北故宮4件和14件文物。有人說，臺北故宮的文物來不了大陸，北京故宮不斷借出，吃虧嗎？我認為，這是中華民族的文化財產，不存在吃虧問題，也堅信臺北故宮的文物遲早會到紫禁城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