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上?！段膮R報》發表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拉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馬以鑫、姚全興和林炳義——他們一個中學生、一個大學生、一個中學教師，面對姚文元奉旨之作，決然提出反駁的意見，并“自投羅網”地給《文匯報》、《光明日報》寄稿，此后遭遇接二連三的迫害和打擊。在各種版本的文革史敘述中，這三個“小人物”的故事屬于“外編”。

時隔半世紀后，復旦大學口述研究中心和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口述史中心采訪了馬以鑫、姚全興和林炳義三位當事人，回到歷史現場。本文為姚全興的口述，姚為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

我評姚文元的文章發表于1965年12月15日的《光明日報》上。

當時我是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的三年級學生，但不是正規學生，是歷史系的函授生。函授生分在職讀的甲班和非在職讀的乙班兩種，我在乙班。同學基本上是高中畢業生，他們過去參加過高考，因為家庭出身成分等問題沒有錄取。

我的情況比較特殊，出身于勞動人民家庭。我的父親母親在江蘇江陰農村都是貧農，后來父親到上海進屠宰場做殺豬工人，母親到上海進紗廠當紡織女工。他們都沒有文化，我走的是長期的自學之路。記得我在上海市北中學讀初中時，就在學校圖書館借好多書看，如《論語》、《普希金詩選》、《巴甫洛夫生理學的哲學基礎》等。

我1959年初中畢業時因病不能升學和就業，就在家里休養和自學，無錢買書，常去舊書店看白書。病好后做過代課教師和臨時工，有了微薄工資可以買書，常常讀到半夜。母親嘮叨說浪費電燈，我就到附近菜場借商店燈光看。有一次夏天看書晚了，回家門關了，我不想叫母親開門，因為她常失眠，怕她開門后再睡睡不著，我就回到菜場在賣魚攤位的水泥板上睡到天亮。

1963年我以同等學歷程度考大學，成為華師大歷史系函授生。老師講我們都是達到高考錄取分數的，因為各種原因錄取為函授生，以后本科畢業沒有問題。我們實際上是背著書包上學的“走讀生”，上課在延安路的大華書場和北京路的圣彼得教堂等地方。

我和一般學生不同，讀書期間還在外面打工，半工半讀。同時，一邊讀歷史，一邊自學美學、心理學、邏輯學等，并練習文學創作，寫電影文學劇本《英王陳玉成》等。就是因為喜歡寫文章，1965年讀大三時闖了“文禍”。

（一）

那年11月10日，上?！段膮R報》發表姚文元評《海瑞罷官》的文章，我一看就覺得姚文元是從階級斗爭出發猛烈抨擊歷史學家吳晗的，而不是學術討論。但是報紙上說是“百家齊放、百家爭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當時學校里的教師實際上和學生一樣蒙在鼓里，哪知道高層策劃和拋出姚文元文章是“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教我們的歷史系王家范老師對我們學生說：吳晗未必錯，姚文元未必對，你們有興趣的話，也不妨寫文章表達自己的觀點。我寫文章和王老師這話的啟發有關，主要原因是我義憤填膺，而且書生氣十足。我想姚文元也太霸道，太不講理了，學術問題為何上線上綱，他那種血口噴人的話，存心把歷史上的“清官”和現實中的階級斗爭掛起鉤來，豈不是把吳晗置于死地嗎？

用一句姚文元們整人時的習慣語言來說，不正是“用心何其毒也”？我認為有理走遍天下，在這個關鍵時刻應該發出聲音，從學術角度駁斥姚文元的謬論。當時我一介書生，確實十分單純，雖然讀歷史，卻又愛好美學，總以為天地之間有假、惡、丑，也有真、善、美，真理在我，何懼之有，有什么不敢講的？

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我認為自己有能力寫這樣的文章。我曾經在1965年1月寫了近萬字的論文《周谷城美學研究方法剖析》投給《光明日報》。 這篇論文沒有發表，如果發表出來有一整版。報社打招呼說版面緊張，難以發表，把校樣稿退給我。所以我寫文章不吃力。我在上海圖書館閱覽室里寫的評姚文章，本來預備寫一萬字，結果寫了3500字，覺得差不多了就不寫了。

當然，我不像姚文元那樣打棍子，而是講道理。你評論歷史上的海瑞，怎么把現在的政治人物聯系在一起？還說什么歷史上的清官比貪官還要壞？這不是機械唯物論的形而上學觀點？所以我的文章的標題是《不能用形而上學代替辯證法》，副題是“評《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我在文章的開頭說：“讀了姚文元同志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后，我感到作者在文章中所樹立的旗幟是鮮明的，但是所得出的結論基本上錯誤的。這種矛盾情況經過分析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作者在文章中沒有堅持一分為二的辯證法，而是用了一種形而上學的觀點來認識問題、處理問題?！?/p>

我在文章中尖銳地指出姚文元“隨心所欲地把沒有必然聯系的的兩回事拉在一起，進行機械的類比。認為劇本中寫了‘退田’、‘平冤獄’，也就是要我們學習‘退田’、‘平冤獄’。這種毫無原則的引伸，我覺得特別需要加以澄清。如果按照這種奇怪的邏輯進行文藝評論，那么寫李自成起義的戲，就是要我們學習起義嗎？”

我在文章結尾又指出：“我不想用姚文元同志評價《海瑞罷官》的方法評論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我只想指出，這種評價方法不是一分為二的辯證法。一分為二的辯證法是不易掌握的，尤其不易一貫堅持。姚文元同志就是用形而上學代替了辯證法，以致在鮮明的旗幟下產生了基本上是錯誤的結論。看來是矛盾，然而是事實！”

這篇文章既是歷史文章，也是哲學、美學文章。因為形而上學、辯證法是關于哲學的，文藝創作的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是關于美學的。

（二）

文章寄出后十天，12月16日，我記得那天下雪，我剛走進上課的那個教堂，同學就說：“姚全興，昨天的《光明日報》看了嗎？報紙上有你評姚文元的的文章呢?！蔽掖蟪砸惑@，這么快就發表了？我馬上到郵局買了幾份。一看，好家伙，差不多占了半個版面。這種“明目張膽”的“反面”文章當時寥寥無幾，而且我在《光明日報》上是第一篇，可以說是緊接著姚文元的文章而發的。

于是我的頭腦立即“嗡”的一聲，飛快地掠過一絲不祥的預感——捅了姚文元這紅得發紫的馬蜂窩，不是闖下了“文禍”？這還得了！說不定以后有什么麻煩。我又想，怕什么，不就是談談自己的觀點嗎？同學看了我的文章后眾說紛紜，有的認為寫得好，有的說定論下得早了一些。王家范老師說也可以對姚全興的文章討論討論嘛。這是我發表的第一篇文章，稿費大約15元。

過了沒有多少時候，學校歷史系和班干部在圣彼得教堂里，開了一個批評和自我批評大會。因為“文革”還沒有正式開始，所以不是批斗會，也沒有把我的腦袋按下來，還是比較客氣的。同學按照系里的意圖，上臺對我進行批評，說在北京的大報上發表這樣的文章決不是小事情，要我深刻地認識自己的嚴重錯誤，很好地改造世界觀，站到革命路線上來，否則是很危險的。我也只能上臺講自我的錯誤，說當初寫這樣的文章是一時沖動，沒有好好考慮階級斗爭的問題，今后要吸取教訓。

當時我就清楚地明白哪里有什么“真理”可言，“平等”可言，真有什么“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不要多久我就要被迫交代自己的“政治問題”，搜腸刮肚地往自己臉上抹黑。接著，“你為什么寫這種文章？”“你的問題屬于什么性質？”“你的思想根源是什么？“你站在什么立場上？”……一個個責問火辣辣的，來勢洶洶，像一顆顆炮彈對我狂轟濫炸，叫我躲避不及，難于招架。我已經從“學術討論”的幌子，進入“引蛇出洞”的圈套，不久將來將要成為“革命對象”，被打入另冊了。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有學生貼中文系應義律老師大字報，說他對歷史系函授生里面一個叫姚某某的學生很賞識，稱贊他比有的教師還有學問，還會寫文章，這不是明目張膽為反動學生說話，攻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嗎？學校為了我們畢業后容易就業，加開中文系的課，這應老師教過我們文學概論，他研究美學，知道我對美學感興趣，平時和我講得投機，因此有這樣揭發他的大字報貼出來。

由于我是編制外的函授生，我的家庭出身沒問題，所以我沒有受到文革初的武斗沖擊。但是我心里有數，歷來的政治運動告訴我，以后可能要對我秋后算帳。我這評姚文章到底算什么性質，要講講清楚，弄個明白。

1966年下半年學生大串聯時，我乘機到北京《光明日報》社，一位姓喬的接待人員說：你的文章肯定錯誤的，姚文元是怎樣的人你知道，但是思想包袱別太重，因為你是學生。十六條（指中央的《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指出，學生犯錯誤是認識問題，如果你認識好了，積極改造，回到革命路線上去，還是有出路的。這實際上是給我12個字：正確對待，接受改造，脫胎換骨。

（三）

當時學生都停課鬧革命了，我因為闖了文禍，沒有資格鬧革命。再說我是家里弟妹的大哥，應該分擔家庭困難，所以我離開學校尋求工作，結果1967年10月街道辦事處勞動調配站將我分配到第三化學纖維廠。這個廠是用有毒的化工原料二硫化碳生產化學纖維的。

一走進這個廠，就聞到令人惡心的臭蛋氣味，很多老工人都中毒了，廠里要找一些新工人頂替他們。為了生活，我不能不做這樣的新工人。由于新工人是從社會上招來的社會青年，廠里不少人蔑視地稱我們為“社會渣滓”。

我在這個廠做早中夜三班的打包工，整整做了12年。吃苦是難免的，但我不怕吃苦，我擔心的是闖過的文禍，廠里的造反派怎么對待我。很快造反派就知道我寫過所謂反動文章。每個人不是有檔案嗎？，檔案是你走到什么地方，跟到什么地方。他們派人到上海圖書館查報紙，一查就查到我那篇文章。

造反派馬上就在廠里貼出批判我的大字報，刷批判我的大標語：“徹底批判姚全興的大毒草！”“踩上一只腳，叫姚全興永世不得翻身！”接著召開批斗大會。就像你們在電視里看見的那樣，雖然我沒有帶上高帽子，但是也要低著頭，這叫低頭認罪。還讓幾個老工人上臺批判我，說什么要是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陰謀詭計得逞，工人階級就要吃二遍苦，他們這些老工人就要遭二茬罪。我聽了哭笑不得，又膽戰心驚，難道我真成了罪大惡極、永世不得翻身的人了？我只聽到大喊大叫的口號聲此起彼伏，只看到握緊拳頭的手臂忽上忽下。此時此刻，我真是欲言無聲，欲哭無淚……批判會上“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口號聲震天響，但是我覺得自己沒有錯。盡管我被迫寫了一次次檢討，我還是在內心中堅持自己的觀點。我知道我的文章針對了中央文革頭目的姚文元，肯定在劫難逃了。

從此，我成了真正的“社會渣滓”，連在班組里讀報的資格也沒有。不久，廠里搞起了“清隊（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勒令我進“清隊學習班”，把我關進“牛（牛鬼蛇神）棚”，叫我老實交代是怎樣混進工人階級隊伍的。

我曾經和幾個有文藝才能的新工人在一起，聽他們唱唱歌、拉拉琴，就要我坦白如何和一個人稱“歌王”的新工人一起散布資產階級歪風邪氣的。那個“歌王”遭到嚴刑逼供，甚至用“小太陽”強光燈照他的眼睛，他不堪忍受，上吊自殺。自殺前還哼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曲子，那凄厲之聲在夜空中回蕩，令人不寒而栗。由于出了人命大事，辦班人員才把我放了出來。

雖然如此，我一有空，就披著又臟又破的工作棉襖，蜷縮在打包機的后面，偷偷地看書，在書中忘卻痛苦，擺脫煩惱。后來被廠里的頭頭發現了，說我“狗膽包天”，為了“以毒攻毒”，用調動工作崗位名義，勒令我去切斷機工段做生活。那里撲鼻而來的蒸氣，散發出一陣陣有毒的臭味，我還是去了。因為一只無形的腳踩在我身上，我這個“臭老九”不去不行。

我是被損害被侮辱的人，就這樣在廠里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熬下去。然而，正像當時批判“地、富、反、壞、右”時經常用的那句話一樣，我“人還在，心不死”，一心還在追求真、善、美。我結婚后仍然一下班看我的書，寫我的字。妻子說我“瞎子點燈白費蠟，竹籃打水一場空”。妻子的話我并不記恨，我把它當作對我的激勵。不管它是正面的激勵，還是反面的激勵，都成為我度過難關，避免沉淪的一種精神力量。

我“躲在小樓成一統”，在知識的海洋里遨游自得其樂，忘乎所以。但有誰知道我的心在悄悄地滴血，滴血。就是在今天，我眼前常常會浮現起不堪回首的往事，仍有驚悚之感。特別是在夜闌人靜的時候，當年任人宰割的可怕情景，會闖入夢中，使我驚醒后一身冷汗，唏噓不已……

（四）

我好不容易熬到“文革”結束，但“文革”雖然結束流毒并未肅清，還遺留在某些人頭腦中。1978年，廠里新進一批從技校來的工人，一個原來在“文革”中很紅后來依然很吃香的廠干部，居然對其中一個女青工說，別看那個姓姚的悶聲不響，他可是一肚子壞水，不能接近；文化大革命七八年搞一次，你要當心。由此可見，我在廠里12年中受的罪有多大。

現在看來，我能熬過來，由于有文化知識的支撐，心理素質和承受能力還可以。我的內心潛藏著熱和力，常常念叨“冬天已經來了，春天還會遠嗎？”我在鐵屋中咬牙沉默，相信自己“不是在沉默中死亡，就是在沉默中爆發?！?/p>

我文章中關于“清官”的觀點，后來被引用到1966年4月28日《文匯報》的《關于“清官”問題討論簡介》中去，跟譚其驤、周谷城等學術權威的觀點并立在一起，說明我雖然對姚文元的文章很反感，但還是從學術角度參與討論的。寫這篇“簡介”的作者也許認為我是一個言之有理的老學究，因此把我和一些學術界老先生并立，殊不知我還是一個20多歲的小青年呢。

當時單位沒有對我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可能因為我闖文禍的時候還是學生，否則就可能是要鎮壓的反革命黑幫分子了。如果“文革”一直搞下去，勞改的可能性還是有的，或者在廠里監督勞動，或者流放到邊遠地區改造。所以廠里的老師傅見我老大不小，怪可憐的，給我介紹了一個當車工的叫阿惠的女朋友，我不敢向她訴說自己的不幸遭遇，因為她如果和我結婚，將來有可能成為反革命家屬，連累她的一生。

這成為我的一大“心病”。這“心病”在我寫給她的情書（至今我還保存著）中不時流露出來，左右為難，十分痛苦，反映了一個青年知識分子在特定社會環境中戀愛婚姻方面悲愴的心路歷程。一位文革研究專家看了這情書后說既有歷史價值又有文學價值，如有可能出版，不失為研究文革時期婚姻生活的寶貴資料。

我1972年春節結婚，我的情況是結婚以后才講的。幸虧阿惠單純而善良，文化程度不高，不明白我的反姚文章闖禍的嚴重，更不太懂我卷入政治斗爭旋渦中的危險，覺得我人好就可以了。因此，我很珍惜我的文革婚姻。2006年6月13日，上海電視臺生活時尚頻道的“心靈花園”，播出了我和阿惠的談話節目。同年11月12日，上海《新民晚報》用一整版篇幅發表了我的紀實散文《我的“文革婚姻”進行曲》。

“文革”后的1978年8月18日，我寫信給《光明日報》社，問我的問題怎么處理？該社群眾工作部8月22日的答復說：“如果因為在本報發表了批判姚文元謬論的文章而受到處分，應當得到糾正。來信已轉有關領導部門研究處理。”研究處理結果是廠里召開了我的平反大會。

后來我要求到中學當歷史教師，廠的上級部門紡織局認為我是一個人才，要推薦到上海紡織工學院（即后來的東華大學）去當教師，不久知道上海社會科學院恢復需要研究人才，便推薦我去該院的歷史研究所。調令發到化纖公司，公司不肯放了，說以后廠里辦老工人識字班，要派我用處。最后調令壓了一段時間，我還是去了歷史所。

2002年8月我從社科院哲學所（我1983年調到該所研究美學）退休，現在垂垂老矣，還在搞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仡櫷?，感慨萬千。我認為前車之覆，不可不鑒，應該對當年的《海瑞罷官》和清官問題討論事件作必要的、深刻的、沉痛的反思和清理。（錄音整理：劉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