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念的消解

是這個時代最大的文化危機

文： 編：資深出版人龔曙光曾說；閱讀的消解，是這個時代最大的文化危機。實際上，現在這個時代，不但“閱讀消解了”，連道德和良知都可以隨意把玩。——題記

當下的文化危機，究其原因，可歸結為以下兩點。

◎信仰缺失，價值崩塌的時代困境

人們以前相信自己是神的造物。現在他們失去了驕傲，再也不能視自己如米開朗琪羅的西斯廷天頂所畫——平靜、高貴的亞當一樣接受上帝指尖傳來的光輝。

如今的人，開始懷疑自己存在的目的和神圣的使命，他們喪失了確定性，包括道德和倫理的確定性，剩下的，只是空空蕩蕩漫無目的的感覺。

◎娛樂至死、矯揉造作的創作潮流

現在，厭惡人類的創作者們接管了這個世界。他們大多以這樣的作品為代表：“引人入勝”的對“偷盜、同性戀、拉皮條、性虐待、偷窺癖和輪奸題材的大膽涉獵”。還有戲劇，今天在舞臺上上演的那些要命的東西，正拼命地緊追著潮流。

也許，這個時代流行的，就是一些散發人類受害者氣息的“反英雄”，今天的創作者們不能由衷地創作出心靈船長那樣的角色，因為他們已過時。但一旦小說和戲劇不再展現人類行為與動機的拉鋸，觀眾的流失就毫不奇怪了。

▌意義消解的時代，需要歷史作品“還人類以信念”

一位總統幕僚曾解釋他不看小說的原因：“主角用了350頁考慮他該過街還是上廁所。”

不過，就算骯臟、卑劣和墮落都是人性的一部分，我們也沒必要虛擲時間看他們。

“性變態和致幻劑”不是觀眾的動力，更不是人類的主題。

實際上，觀眾內心真正需要的，不但是有趣的閱讀，更是能提供對人類處境有見解的東西。在當下這個充滿不確定的時代，這個需求從未如此迫切。

因此，當小說、戲劇、影視等藝術形式接連令人失望時，不少人將目光投向了歷史作品。

歷史作品總能實現我們的需求，這絕非偶然。

◎曾經，歷史學家就擔任過這種角色

盡管我們沒有古希臘和古羅馬的讀者數量統計，但從希羅多德、修昔底德、色諾芬、塔西佗、波利比烏斯、約瑟夫斯、普魯塔克、李維等人的后繼者、模仿者以及后世文獻中可以明顯得知，他們是當時極為重要的聲音。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從圖書銷售數據也能知道，大眾越來越偏好傳記、自傳、科學、社會學、歷史——特別是當代歷史類的圖書。

◎現在，相對于其他創作者，讀者也更喜愛歷史作家

歷史作家和其他“虛構類創作者”相比，一開始就有一個優勢——他們的主角作為公共人物，被賦予了操控命運的能力。

他們是船長和國王，是圣人和狂徒，是叛國者，是流氓和惡棍，是開創者和探險家，是思想者和創造者，有時甚至是英雄。他們不必可敬，但絕對重要。他們可能邪惡腐化，可能瘋狂愚蠢，可能自命不凡，但至少，憑著環境、機遇、職位和性格，他們發揮了作用。

他們是歷史的施動者，而不是受動者，最重要的，讀者想要看到人能塑造命運，至少是抗爭命運。這往往是歷史作品最能表現的內容。

就像剛經歷過一場創紀錄的暴雪的人，第二天一早要翻看晨報查閱昨天天氣情況一樣，現在，當人類地位更勝以往地臣服于未知，當“疏遠”成為流行詞，人們更想獲知一些命運的指導，一些在這個飛速旋轉的世界生存的模式和意義。

因而，不管歷史學家作為個人，信奉哪種模式，他們的筆下都提供了一種事實證據，展示了人們是如何從之前的黑暗時代走出來的，并給迷茫的人或多或少以希望。

▌好的歷史作品，離不開好的歷史學家

不過，并非所有的歷史作品都能給人希望。

艾伯特·羅森菲爾德曾說：任何時代的偉大寫作，都給當代困境以啟示。只有偉大的歷史作品才能幫助人，而偉大的作品不能脫離好的歷史學家而存在。

今天，我們熟悉的任何偉大歷史作品，背后都蘊含著那個更偉大的“創作個體”。

以下簡單囊括了一些他們的共性：

◎講故事的高手

自荷馬以降，每個故事高手的目標都是緊抓觀眾的興趣。反觀學院歷史學家，卻總為饒有興致的觀眾苦惱，初時是他們的論文評閱人，后來是報告廳里的聽眾。讓讀者興致勃勃地往后翻頁，并非他們的目的，卻正是他們需要學習的。

簡單點說，一個真正偉大的歷史作家需要做到三個標準：有話要講、話值得講、自己比別人更會講。

◎表達準確、精煉

無法表達的歷史一無是處。研究提供了素材，理論提供了思維模式，只有通過表達，歷史才被聽到和理解。

西奧多·羅斯福說：“如果沒有人讀，則寫作無用，如果它不可讀，也就沒有人讀。”

詩人不論，一個好的歷史作家不止擅長表達，還應含義、人名都不失誤。沒有必要在準確和優美中二選其一，它們是相輔相成的。

◎時刻想象有一個讀者在看

寫作的必要應該和閱讀的愿望形影不離。

作者必須看到讀者坐在他書桌對面，搜腸刮肚地尋章摘句，傳遞他希望讀者看到的畫面，喚起他希望讀者感到的情緒，非此不能寫出生動鮮活的東西。

麥考利是一個與讀者交流的大師，他給妹妹漢娜大聲朗讀他的《英國史》時，妹妹潸然淚下。

◎不必刻意等靈感，靈感、觀點會自然出現

韋布曾如此描述他自己的靈感瞬間：就像美洲人從叢林生活轉為平原生活那樣重要和戲劇化。

這樣電光火石的一刻確實存在，但并不必要。

把材料放在一起，整體的觀點和領悟自然就會從材料的內在邏輯中發展出來。不必急著總結觀點，如果讀者能夠從擺在他面前的事實中自己發現“一般”，那么這個過程和最后得出的整體觀點就是最有說服力的。

◎承認直覺的價值

盡管有人會反對，但直覺也會有幫助。直覺型的歷史學家對長逝已久的歷史環境做出超凡的感知，就像亞里士多德的前輩德謨克利特想象出原子一樣。

思維過程是理性的，但其推動力卻是直覺的。奉歷史為嚴格科學的人會蔑視直覺過程，但真正的科學家會承認直覺的價值。

◎對要表達的主題足夠熱忱

歷史學家的工具之中，最讓人心馳神往的就是對主題宏大意義的信念。

帕克曼在《蒙卡爾姆與沃爾夫》的前言中就把該書的主題——“七年戰爭”對美國的影響——描述為“這個大陸上發生過的意義最為重大和深遠的事件”。它的結果決定了美國獨立戰爭的爆發，“由此世界史翻開了新的篇章”。

這就是一個作者對他的主題應該有的信念和熱情，這樣才能保證讀者手不釋卷。

◎盡量客觀，但一定要有立場

我們常聽說新聞寫作要求“毫無偏向”。但，絕無偏向的記者只能是植物人。偏向只有在有所隱瞞的情況下才是誤導人的，在歷史中沒有立場和生活中沒有立場一樣，都是錯的。

不過，歷史學家要盡量保持客觀，因為需要了解更多情況，以同理心帶入和思考各方的動機和處境，但千萬別假裝自己毫無偏向。歷史學家不能成為一臺錄音機。

最偉大的歷史學家常常激情澎湃地忠于某一事業或他的某個主人公，像蒙森對尤里烏斯·愷撒的贊揚，像米什萊對人民權力的熱忱。

◎重視實地考察

東方學學者阿瑟·韋利曾說，他從沒去過亞洲，但他滿足于自己對東方的想象。對歷史學家來說，這個態度非常危險。

非站在實地，動機不會明了，原因、解釋還有事情的起源不會從混沌中浮現。那是理解力的源頭，更不用說還能對成見和謬見進行修正，沒有什么比親身拜訪實地更有價值，更進一步，則是待在那里，過那里的生活。

◎篩選、再篩選，是歷史寫作的關鍵

歷史寫作是一個重要的編排過程，一個困難的、微妙的、充滿了失誤和藝術的過程。最佳的歷史是“展示真相的裙角，卻能窺見真相的全貌”。

比如，帕克曼寫作時曾一頭扎進文獻，窮其一生地搜集它們。但他最終呈現的卻只有“身陷圍城，在加農炮的炮火中，男仆在戰壕中為他們送上冰塊”。這個細節正是他從時代和文化中的提煉。

◎想象力很重要，但不要濫用想象力

歷史學家不能沒有想象力，但想象力更應該用到推測人類的行為和環境所造成的動機上面。歷史學家需要進入角色，理解人物行為，就像帕克曼進入野鵝一樣，只要愿意設身處地，答案自然自己奉上。

比如，在描寫戰場之中要“能感受到壓力，感受到責任的重量，感受到英國遠征軍如果落敗，則無后備役補充的恐慌”等。進入角色，是獲得見解的途徑，也是赫爾德對歷史學家的要求——“感知一切”。

▌最好的歷史學家：深刻有趣寫歷史，悲天憫人看世界

以上內容選編自巴巴拉·塔奇曼作品《歷史的技藝：塔奇曼論歷史》（有刪減），標題為編者所加。

塔奇曼曾被香港讀者稱為“西方的金庸”，但這個類比顯然是不恰當的。兩人同是文學大師，但金庸的天才在于“以虛構的故事展現真實的人性”，與他同類的西方大師應該是《魔戒》的作者托爾金。

塔奇曼是歷史作家，她的天才在于“以真實的故事”，深刻洞察了恒常、普遍的人性，尤其是關乎人類終極意義的重大命題。因此她的作品自1950年代橫空出世，至今長盛不衰。

她不看重政客的得失，甚至不看重經濟、科技數字，她關心的是人心，尤其是“大眾的情緒溫度”、維系文明的人性價值。

因此，她憑借《八月炮火》《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兩次獲得普利策獎，但她自己最滿意的作品，卻是《驕傲之塔》，原因其實很簡單：《驕傲之塔》對“人的意義”有著終極的追問和關懷，而這一追問絕不會因時間的流逝而褪色。她塑造了一個人群的觀念和審美，這些觀念和審美絕不迎合潮流，甚至與這個意義消解的時代格格不入。但這種雜音，正是文明的進步，也是當下，我們閱讀她的意義所在。

讀塔奇曼的文字，時常會有涂劃、玩味、品鑒的沖動——這是任何為了高效獲取信息和知識的碎片化閱讀、電子閱讀所無法代替的；所以，讀塔奇曼的書，需要一種“焚香沐浴為讀書”的儀式感。這或許也是當年尼克松總統開啟與中國破冰之旅時，將塔奇曼的書作為國禮的原因。

原標題：《信念的消解，是這個時代最大的文化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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