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國內思想界的熱點聚焦于兩位老人。

當我們討論屠呦呦的時候，我們在反思什么？

一位是85歲的藥學家屠呦呦女士。她榮獲201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為中國大陸科研人員打開了諾貝爾科學獎的大門，并引發國內各界對醫學和科研等領域的全方位反思。

首先引人好奇的是，屠呦呦所代表的中國青蒿素相關研究工作完成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諾獎評選委員會為何頒此“復古”之獎？北京大學醫學史研究中心主任張大慶對青蒿素的研發過程有深入研究，他認為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獎勵的是兩類成果，“一類對人類知識作出巨大貢獻，一類對人類健康作出巨大貢獻”，諾貝爾獎作為回顧性、總結性的獎項，表彰“對人類健康作出巨大貢獻”的青蒿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其次，輿論中更強烈的熱議，可由人民網的舊文標題來表達：《屠呦呦為什么落選院士》。“因為沒有博士學位、留洋背景和院士頭銜，屠呦呦被戲稱為‘三無’科學家”。網民普遍對“兩院院士的評選標準、方法和程序”提出疑問。而澎湃新聞在采訪中發現，屠呦呦的邊緣化更與維護中醫的正統性有關：她的研究無法納入中醫理論體系。她所從事的，其實是中藥的科學化研究，或者說植物藥的科學化研究。

簡單來說，這相當于將中藥“去特色化”，把其中所蘊含的藥理轉換成全世界都能理解的語言，故而得到了西方醫學界的高度評價。但是，這條本該是康莊大道的路，現在越走越窄，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點，在于對中醫特殊性的過分強調，以及對中醫理論體系的過分執著。

第三，不出意外的是，“中醫粉”和“中醫黑”的爭論在屠呦呦獲獎之后又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諾獎委員會成員漢斯在面對記者“能不能說這是你們第一次頒獎給中醫”的提問時，也特別強調，“我們不是把本屆諾獎頒給了傳統醫學”，“我們是把獎項頒給受傳統醫學啟發而創造出新藥的研究者”。

張大慶也表示，青蒿素不能說與中藥毫無關系，“還是受到了啟發，獲得了一些靈感的”，但是，它的研發其實遵循的是現代藥理學和化學的方法，經歷了非常嚴格的提純-再試驗-測定化學結構-分析毒性藥效-動物試驗-臨床試驗-提取工藝優化-生產工藝的制藥流程，“這和我們傳統所說的中藥不一樣，療效和毒性都是非常明確的，不會因人因時因地而異，不是說中國人吃了能治瘧疾，非洲人吃了就不能治瘧疾”。

第四個圍繞屠呦呦的爭議，指向了如何評價那個特殊的歷史時期。一般認為，四十年前那種舉全國之力地狠抓某項科研任務的時代已是一去不復返，“這種科研模式不具備可持續性和可復制性，屬于特殊歷史時期的產物”，但是，屠呦呦本人所起到的關鍵作用仍然值得肯定，她也是那個時代的科研工作者的縮影。

屠呦呦在獲獎后接受央視的采訪時表示，青蒿素是傳統中醫藥送給世界人民的禮物。青蒿素的發現是集體發掘中藥的成功范例，由此獲獎是中國科學事業、中醫中藥走向世界的一個榮譽。她同時指出，這次獲獎說明中醫藥是個偉大的寶庫，但也不是撿來就可以用。

而在10月8日舉辦的“科技界祝賀屠呦呦榮獲諾貝爾醫學獎座談會”上，北京大學講席教授饒毅強調，屠呦呦獲諾獎不僅是中國科學界的驕傲，也是中國女性的驕傲、全世界女性的驕傲。“我們中國社會還有對女性在文化、工作、就業等方面一些不平等，甚至歧視，應該徹底改變。我們男性應該尊重中國女性、支持女性自由選擇她們愿意追求的工作、事業或智力興趣。”

在座談會上，清華大學副校長、中科院院士施一公表示一方面由衷地高興和激動，另一方面又擔心大家過度解讀獲獎、走極端。“中國是個大國，應該實事求是地允許多種科技評價標準存在，不能一刀切，不能從一個單一模式走到另外一個單一模式。”

他說，中國今年獲得了藥物開發的諾貝爾獎，就立即出現論調認為中國的基礎研究不重要了，如果是這樣，就叫因噎廢食，是不可取的。基礎研究需要長期投入。中國這樣一個泱泱大國需要強大的基礎研究，這既是培養人才的機制，也是中國可以持續發展的基礎。“所以我借這個機會呼吁一下，中國要允許多種科研評價并存，要實事求是，要根據不同的領域制定不同的科研評價標準。”

當我們紀念杜潤生的時候，我們在懷念什么？

“倆杜倆老倆農民”——杜潤生（左）和杜導正（右）。

另一位焦點老人是杜潤生。

原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潤生先生10月9日晨于北京醫院病逝，享年102歲。

杜潤生是中國經濟學家，黨內最資深的農村問題專家之一，20世紀80年代中國農村改革政策制定的核心人物之一，被喻為“中國農村改革之父”。他最為人知的成果，是從1982年至1986年，主持起草了五個中央“一號文件”，成為中國農村改革政策的基石。

回顧歷史可知，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國改革的起點是以包產到戶為標志的農村改革。而在此之前，高層爭論異常激烈。在勢不兩立的政治氣氛下，杜潤生試探性地提出，先在貧困地區試行包產到戶。這一建言得到了中央高層的應允。事后有人總結，正是農民的“闖一闖”，杜潤生的“試一試”和鄧小平的“看一看”，促成了這個偉大的變革。

包產到戶表面上看只是一種農業經營方式，但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實乃中國政治語境里的一條敏感的神經。但上世紀80年代的政治、經濟、社會氣候已經不同。經歷了幾十年的農村集體合作經濟的試驗后，農村還是很窮，農民還是很苦，連飯也吃不飽。而安徽、四川的試驗則表明，包產到戶至少可以讓農民果腹。

“愛人民首先要愛農民”，這是杜潤生的至理名言。“我們欠農民太多。農民窮，中國窮，農民古代化，中國不可能現代化，誰要是在現代化進程中忘記農民，誰就是數典忘祖。”杜潤生曾這樣說。他到晚年依舊心系農民，認為農民的出路在于要過“市場關、民主關、自由關”。

有觀點認為，當時農村改革的關鍵，是要說服黨內的領導干部。杜潤生以及圍繞在他周圍的一群年輕學者，以他們的智慧和膽識完成了這項工作。的確，在杜潤生為農村改革奔走的過程中，帶出了一批有志于改革的年輕人，號稱“九號院的年輕人”——“九號院”，位于北京市西黃城根南街九號，上個世紀80年代的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辦公所在地——其中很多成為中國政壇、學界的知名人物，包括現任中紀委書記王岐山。

FT中文網一篇名為《對杜潤生先生紀念些什么？》的文章討論，為什么這么多人如此懷念杜潤生？作者提出了這樣一些鮮明的理由：首先，這是一段與中國改革緊密相關的特殊歷史時期，年輕學者的思想和熱情真地能夠有效轉化為建設性的政策。其次，杜潤生主導下的中央農研室能不拘一格用人才，給有思想的年輕人以很大的歷史舞臺，大家敢講真話，讓他們有一種創造歷史的成就感。第三，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作為體制內智庫的農研室是一個沒有部門利益的超部門政策協調機構，能夠協調眾多高層政府部門，真正擁有很大的智庫空間。

可以預見，如何評價杜潤生甚至他們那一代人，將是一個歷史課題。

廢除科舉加速清朝滅亡：一種社會科學的視角

光緒三十一年廢除科舉的詔書。

政見網上周發布了一篇名為《廢除科舉加速清朝滅亡？》的文章，介紹某篇新鮮出爐的論文。論文關注的雖是清末廢除科舉這一史學界老話題，然而使用了社會科學的論證方法令人耳目一新。

這篇即將發表在國際頂級經濟學期刊Econometrica（《計量經濟學》）上的論文，題為Elite recruitment and social mobility: The impact of the abolition of China’s civil service exam.作者是來自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的賈瑞雪和來自香港中文大學的白營。

眾所周知，科舉制發端于隋、成熟于唐，經過1300多年的發展成為中國古代選拔政治人才和社會精英的核心途徑。無數學子十年寒窗，只為“金榜題名”，改變自己甚至是整個家族的命運。不難想象，一旦這種維系社會流動性的選拔機制被突然取消，就很可能會對那些渴望進入精英階層的民眾造成巨大沖擊，甚至進而引發社會的動蕩。

這一理論聽起來符合直覺，但要在學理上進行驗證卻并不容易。此前學界的主流觀點大致認為，廢除科舉固然加大了朝廷與士人、尤其是正在形成的新興知識階層之間的離心傾向，有人因此而拋棄皇權，轉向革命。不過，要在科舉廢除和清朝崩潰之間找到更直接的因果關系鏈，恐怕還需要做更多考察。因為精英選拔機制往往和國家能力、政治制度、社會風氣等許多因素密不可分，很難排除其它因素的作用而斷言選拔機制是否會影響社會穩定。正因如此，選拔制度與社會穩定之間的因果關系在過去的實證研究中基本屬于空白。

那么，這篇新論文為這一討論提供了什么獨特的分析邏輯和研究方法呢？

作者指出，從地域上來講，雖然科舉制是在全國各地被同時廢除，但由于各地原本的秀才“名額”不同，這一變化對各地的沖擊存在程度的差異，即原先人均名額越多的地方，受到取消科舉的沖擊也越大。從時間上來講，由于科舉制直到1905年才被廢除，我們應當看到秀才名額影響1905年以后的動亂次數，而非之前。

由此，作者提出推論：我們應當觀察到在1905年以前，人均秀才名額的多少不影響當地起義、動亂的次數；而在1905年以后，人均秀才名額更多的地方發生更多、更大規模的起義和動亂。

通過對1900-1906年間清朝262個府的相關數據進行分析，上述推論得到了幾乎完美的驗證。作者甚至發現，由于科舉被廢除發生在1905年的九月，如果將起義與動亂的時間精確到具體的月份，上述關系仍然成立。

考慮到“秀才名額”與“起義”可能共同受到某些不可觀測的因素的影響，作者又進一步分別利用“一個府內小河流的數量”與“廢除科舉前夕當地的考試成績”來驗證上述發現。

作者的基本想法是：一個府內小河流的數量越多，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就可能會有更多的縣（降低收稅成本），而同一個府內縣的數量越多，這個府總的秀才名額也可能越多。類似地，如果當地在廢除科舉前夕的考試成績比較好，就有可能被分配給更多的秀才名額。而“該地小河流的數量”、“廢除科舉前夕的考試成績”這兩個因素，前者由自然條件決定，后者在短期內偶然性很大（考生發揮、考官喜好等等），因此這兩個因素雖然會影響秀才名額，卻不太可能從其它的途徑影響起義的發生。所以，如果我們發現，小河流多的地方和廢除科舉前夕考試成績好的地方秀才名額更多、且發生了更多的起義，我們就可以比較有信心地認為是秀才的名額影響了起義的次數。這兩個推論都在數據中得到了驗證。

政見這篇譯介之作引發了圍繞論文的爭議。對論文持支持態度的代表有麻省理工大學博士候選人徐軼青，他在微博表示：“這篇文章，可以說是中國實證研究的突破，把（基于歷史素材的）中國問題和美國經濟學界關心的理論問題聯系起來了……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國應用經濟學家們共同的大喜事。”而懷疑意見多聚焦于實證的研究方法，包括數據時間太短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