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安徽省合肥市政府正式批準將柳蔭塘路更名為“炳炎路”，用以紀念在抗日戰爭中陣亡的將領蔡炳炎（時任第67師第201旅旅長），全國又新增了一條抗戰英烈路。那么，時至今日，全國究竟有多少條道路以抗戰英烈的名字命名呢？我們不妨來盤點一下。

多地都有“張自忠路”

張自忠（山東臨清人，字藎忱）是著名抗戰愛國將領，也是反法西斯戰爭中陣亡的最高級將領。

1940年5月，時任第33集團軍總司令的張自忠率部參加棗宜會戰。5月14日，張自忠為擴大戰果，親率總部特務營及第74師一個團前往方家集側擊日軍，并試圖切斷日軍退路。不幸的是，張自忠所部16日拂曉在南瓜店遭到日軍步兵第231聯隊的突襲。

剛剛入睡的張自忠被炮聲驚醒后立即組織部隊進行還擊。戰至上午10時，部隊的彈藥消耗殆盡，奉命解圍的第38師一時間又無法抵達，情況萬分危急。張自忠此時沉著指揮所部繼續抵抗，并命總部勤雜人員也都投入作戰。

下午14時許，保護總部的特務營官兵傷亡殆盡，日軍士兵沖入陣地，張自忠隨即組織肉搏，激戰中高級參謀張敬、上校附員洪進田陣亡，特務營營長杜蘭喆重傷，張自忠在七處負傷的情況下依然拼死抵抗，于15時許被日軍刺刀刺中要害傷重而亡，時年五十歲。

1982年4月16日，張自忠被追認為革命烈士。為了紀念這位抗戰英烈，北京市東城區、天津市和平區、上海市黃浦區，以及武漢市江岸區先后命名了“張自忠路”，其中上海市命名為“自忠路”。張自忠是唯一一位在全國多地被命名為道路名的英烈。

北京的“佟麟閣路”和“趙登禹路”

佟麟閣（河北高陽人，字捷三）和趙登禹（山東菏澤人，字舜誠）分別是第29軍副軍長和第132師師長，他們是抗戰全面爆發后最先陣亡的軍級和師級將領。

“七七事變”發生后，佟麟閣率部在北平（現為北京，后同）南苑抗擊日軍步兵第39旅團的進攻，至7月28日中午奉命撤入北平城內。在撤退時，佟麟閣決定利用沿途鋪設的青紗帳為掩護兵分數路行進，其中一路由他親自指揮沿大紅門東邊小徑撤入北平城內。

下午1時許，佟麟閣一路200余人撤至大紅門附近，突然遭到早已埋伏在此的日軍中國駐屯步兵旅團步兵第1聯隊的阻擊。佟麟閣腿部隨即被日軍機槍射傷，身邊衛士勸他趕緊利用莊稼地作為掩護脫離戰斗，但他卻說“既然敵人找上門來，就要和他死拼，這是軍人天職，沒有什么可說的”。脫險后，佟麟閣等人又在時村被日軍調來參戰的關東軍集成飛行團轟炸機發現，日軍隨即展開猛烈轟炸。佟麟閣在指揮所部躲避時不幸頭部中彈身亡，時年僅四十六歲。

值得一提的是，佟麟閣生前名凌閣，因國民政府的陣亡公文書寫失誤，致其姓名中的“凌”字被誤寫為“麟”，此后又被媒體爭相轉述，致將其姓名誤傳為“佟麟閣”，并流傳至今。

同一天，趙登禹也率部在南苑與日軍激戰。28日上午，日軍從南苑的南面發起猛烈進攻，以第20師團第39旅團（旅團長高木義人）為主力，在飛機大炮的掩護下，很快就打到了南苑飛機場。驚聞此訊的趙登禹急忙前往飛機場督戰，他本人也揮舞起大刀與日軍展開近身肉搏。此后，趙登禹接到了撤入北平城內的命令。

中午12時40分左右，當部隊路經大紅門時，突然遭到了預先埋伏在此的日軍中國駐屯步兵旅團步兵第1聯隊第3大隊的伏擊。趙登禹于危急時命令車隊加足馬力強行突擊，試圖一舉沖出伏擊圈，不幸在突圍時胸部中彈數處倒在轎車后座上。趙登禹的衛士見狀，想把他背離火線。但趙登禹自知傷重無救，便對衛士說道：“我不會好了，軍人戰死沙場，原是本分，沒什么可悲傷的。北平城中還有我的老母，你回去告訴她老人家，忠孝不能兩全，她的兒子為國捐軀，也算對得起祖宗了。”說完這些，趙登禹氣絕身亡，時年僅四十歲。

趙登禹于1952年6月11日被追認為革命烈士，佟麟閣則于1979年8月1日被追認為革命烈士。為紀念保衛北平而犧牲的兩位將軍，北京市在西城區內分別命名了“佟麟閣路”和“趙登禹路”。

上海的“安瀾路”和“晉元路”

戴安瀾（安徽無為人，字海鷗）是在國外戰場犧牲的最高級將領，時任第200師師長。1942年3月，戴安瀾率部進入緬甸援助英國和緬甸軍隊，并在同古成功擊退了日軍的猛烈進攻。

4月29日，由于遠征軍的“曼德勒會戰”計劃流產，第200師奉命撤退回國。5月18日，戴安瀾率部準備在孟龍（Mong Long）附近穿越莫古（Mogok）—細泡（Hsipaw）公路時，搜索部隊發現日軍已經占領路南的康卡（Kangkan）及左右高地必經道路。戴安瀾當時正隨前衛第600團第2營行進，發現敵情后立即下令展開攻擊，戰斗到22時左右，打開了約3華里的通道。

正當師主力準備通過公路時，有日軍裝甲汽車20余輛沖入第600團掩護陣地。戴安瀾與第599團團長柳樹人率該團第1營前往阻擊，戰斗中被日軍機槍擊中左腰部兩彈，身負重傷。此后戴安瀾由擔架抬著隨第599團團部行軍。因雨季行軍，缺乏藥品和包扎，戴安瀾傷口化膿，于5月26日下午5時40分在一個叫茅邦的小村落內去世，時年僅三十九歲。

謝晉元（廣東蕉嶺人，字中民）是聞名全國的“八百壯士”的指揮官，當時還只是中校團附的他，毅然受領任務指揮第88師262旅524團第1營400余官兵在四行倉庫孤軍堅守三晝夜，打退了日本海軍陸戰隊的十余次進攻。取得了己部傷亡計37人，斃傷日軍約200人，并擊毀戰車2輛的戰果。

在堅守期間，謝晉元派人送出一封信交給第88師師長孫元良。內言：“職以犧牲的決心，謹遵鈞座意旨，奮斗到底。在未完全達成任務前，絕不輕率怠忽，成功成仁，計之熟矣。工事經三日夜加強，業經達到預定程度。任敵來攻，定不得逞。27日敵軍再次來攻，結果，據瞭望兵報告，斃敵在80人以上。昨晨6時許，職親手狙擊，斃敵一名，河南岸同胞望見，咸拍掌歡呼。現職決心待任務完成，作壯烈犧牲。一切祈釋鈞念。”

10月31日凌晨2時許，謝晉元奉命率部撤入蘇州河對岸的英租界，卻遭到英軍強行繳械，并扣押在余姚路的意大利兵營中。此后“八百壯士”在“孤軍營”內自力更生，早操、值勤、站崗從不間斷。在謝晉元以團長身份的領導下，第1營官兵還屢次破壞了英方試圖解散、關閉、收繳“孤軍營”的計劃。1941年4月24日清晨，謝晉元在照例率部出操時，被英方收買的士兵刺殺，噩耗傳出，舉國悲痛。

1949年10月，謝晉元受到上海市人民政府的褒揚，1956年9月20日戴安瀾被追認為革命烈士，上海市在黃浦區內分別命名了“安瀾路”和“晉元路”。

擁有縣名和路名的“左權路”

左權（湖南醴陵人，字孳麟）是抗日戰爭期間八路軍犧牲的最高級將領。

1937年7月抗戰全面爆發后，左權任第8路軍副參謀長。從1938年起，左權協助彭德懷在晉東南地區先后打退了日軍發起的“三路進攻”、“九路進攻”。

1940年8月到12月，左權協助彭德懷發起百團大戰，給華北地區的日軍以沉重的軍事打擊。戰后，左權撰寫了《論百團大戰的偉大勝利》、《百團大戰第三階段的新勝利——從正太破擊戰到關家垴殲滅戰》等文，及時進行了總結。在接下來的兩年中，左權以自身的軍事素養和軍事理論功底，與劉伯承等人合譯《蘇聯工農紅軍的步兵戰斗條令》，該條令于1942年被八路軍總部列為步兵戰術基本教材。周恩來稱左權是“一個有理論修養，同時有實踐經驗的軍事家”，朱德則稱他為“中國軍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

1942年5月，日軍第1軍調集3萬余人的兵力對太行山的抗日根據地發起規模空前的“大掃蕩”。當時八路軍主力部隊已經轉至外線，致使合圍圈內能夠應敵的部隊很少，而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軍總指揮部、野戰政治部、供應部、衛生部、軍械部、軍工部以及新華日報社等都在合圍圈內。考慮到敵我力量對比懸殊，左權與彭德懷等高級將領連日開會研究對策，左權提出：在敵軍分路合擊時，乘隙鉆出合擊圈，當日軍撲空撤退時，伺機集中兵力殲其一路至幾路。這一提議被彭德懷所采納，隨即于5月23日開始組織轉移。

5月24日，得到八路軍總部駐地確切情報的日軍步兵第223聯隊一部對八路軍總部發起突然襲擊。左權隨彭德懷迅速指揮總部及直屬部隊向東轉移。25日，左權一行人在行至晉冀交界的遼縣十字嶺時，再次與日軍第223聯隊所屬一個中隊遭遇。彭德懷決定兵分三路突圍，左權則堅決要求由自己擔負掩護和斷后的任務，并催促彭德懷率領總部人員趕緊轉移。左權率領部隊激戰到黃昏時分，終于成功掩護總部機關突圍而出，但是當他率部沖向最后一道日軍的封鎖線時，不幸中彈身亡，時年僅三十八歲。

為了紀念左權，醴陵市不僅命名了左權路，還將左權犧牲地——遼縣改名為左權縣。這是目前唯一一位既被命名為縣名又被命名為路名的抗戰英烈。

其它英烈路

除了上述事例外，還有不少在抗戰期間犧牲的英烈被命名為路名以茲紀念，其中以武漢市最多。如位于江岸區的郝夢齡路、陳懷民路，還有因拆遷被取消的劉家麒路（該路名至今仍然保留，以待今后重新選擇新路命名）。

郝夢齡（河北藁城人，字錫九）和劉家麒（湖北武漢人，字錫侯）分別是第9軍軍長和第54師師長。1937年9月，郝、劉兩位將軍率部在忻口頑強阻擊日軍，不幸于10月16日先后陣亡。

陳懷民（江蘇鎮江人）是眾多被命名為路名的英烈中級別最低的軍官，犧牲時為空軍第4大隊第23隊少尉飛行員。在1938年的“四二九”空戰中，陳懷民的坐機被日軍飛機擊中起火。在此危急時刻，他沒有選擇跳傘，而是毅然駕駛飛機迎面撞向日軍飛機，成為世界空戰史上與敵機對撞的第一人。

此外，在安徽明光有“吳繼光路”，蒙城有“周元路”，四川成都有“銘章路”，蒲江有“家鈺路”，這四條路是分別為了紀念在淞滬會戰中陣亡的第58師第174旅旅長吳繼光、在徐州會戰陣亡的第173師副師長周元、第122師師長王銘章，以及在豫中會戰陣亡的第36集團軍總司令李家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