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文匯報》發表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拉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馬以鑫、姚全興和林炳義――他們一個中學生、一個大學生、一個中學教師，面對姚文元奉旨之作，決然提出反駁的意見，并“自投羅網”地給《文匯報》、《光明日報》寄稿，此后遭遇接二連三的迫害和打擊。在各種版本的文革史敘述中，這三個“小人物”的故事屬于“外編”。

時隔半世紀后，復旦大學口述研究中心和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口述史中心采訪了馬以鑫、姚全興和林炳義三位當事人，回到歷史現場。本文為馬以鑫的口述，馬為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

戳天之“禍”：上海三位小人物反對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遭遇（之一）

我1948年出生，“文革”發動時在上海敬業中學讀高中，平時除了讀小說，還喜歡文藝評論，關注社會上的報刊動態。關于姚文元這個人，也比較關注，知道他蠻厲害的，批啊斗啊。敬業中學名氣大，教學質量高，課余生活也比較多。每天下午三點半兩節課上完后是最幸福的，整個學校都沸騰了，體育、文藝都非常活躍。

1965年11月10日，我當天就在學校的讀報欄看到了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我記得還專門到閱覽室又看了一遍。讀的時候就有兩個疑問，第一，海瑞到底是好人壞人？我印象中海瑞名氣很大，是個很有影響的清官，老百姓一直很愛戴；第二，我們今天看海瑞的戲到底學什么？這兩個問題我搞不明白。

記得這天是禮拜三，到了禮拜天，我就到上海圖書館，找了有關的歷史劇、吳晗的文章、劇本，看了大半天，從中午到晚上，看了以后覺得姚文元的文章和實際距離太大。兩天以后的一個晚上，我用五張活頁紙，綠線條的，正反面都寫了，一氣呵成，寫成《也談﹤海瑞罷官﹥》。平時看書寫文章父母也不管的，寫完以后，就想署個什么名字。因為寄到報紙，當時很天真，我猜測不能用真名，擔心自己觀點錯，因為姚文元名氣太大了，就用了“馬捷”這個名字。平時我們同學一起曾隨便說過我的名字太俗了。拖了幾天以后，文章寄給《文匯報》，同時還附了一封信：

編輯同志，我是一名中學生，喜歡文學，愛讀你們的報紙，姚文元的文章看了以后有點想法，現在寫成一篇文章，也許是不對的，但這是我的想法。

大約就過了四、五天吧，那天中午休息的時候班主任來找我，說你下課以后到《文匯報》去，他們來了電話。她問，你寫了什么文章？我說反駁姚文元觀點的。她馬上很驚訝，旁邊同學越聚越多，一下子班上同學都知道了。

我也不知道《文匯報》為什么找我談，談什么情況。我是坐電車去圓明園路《文匯報》社的。

到了以后，對門衛講，我是敬業中學學生。他說你等等，打了個電話，出來一個胖胖的中年人，我以為就是他找我呢。他說你來，跟我上去。我注意到一個細節，老式電梯哐哐哐往上，我也不知道去幾樓，他走在我前面，到了一間辦公室門口，我抬頭看到上面一塊牌子：總編輯室。進去以后有個頭發花白的老人，他和我握手，他說我姓陳，帶我進來的人就退出了。

前后談了大概有一個多小時。他先問我怎么會寫這個文章，我就把觀點怎么形成告訴他，我注意到他手里拿了我的文章，上面劃有許多紅鉛筆的橫線。他還問我父母親情況，當時我父親在水產局下面的一個經營部，我母親是居委會的干部。他又問了我的讀書情況。結束的時候他說你這篇文章還沒有擊中要害，觀點比較散。這句話我印象特別深。下面一句很關鍵，他說文章準備用，你回去改一改，馬上給我。

當年的馬以鑫

我真有些喜出望外，馬上接了一句，你手上這篇稿子給我，他說可以啊，就給了我。我路上想了想，這篇文章確實太尖銳了，鋒芒太露。晚上我不到兩個小時，將文章改成一封溫和的“讀者來信”，而且言明我是中學生，要好好學習，一副謙恭的學生模樣。同時提出兩個問題，第一，到底怎么看海瑞；第二，《海瑞罷官》這個戲有什么意義？字數也少了一半多，原先有四、五千字。

其實在路上我就有些后悔了。當時第一感覺大概是做了一件傻事，姚文元怎么可能有錯？第二從班上的反應、老師的神態發現不太妙，有點異樣。他們好像都有些不屑。我真的有點怕，有些后悔了。

因為我走的時候問過一下陳總編，他說抓緊時間。我第二天一早八點就趕到報社，我是課都不上了。報社還沒上班，我就在外面等，又到南京東路走了一圈。結果我發現，新華書店里姚文元的單行本出版了，綠封面。這天大概是24號，我就想，姚文元的書都出了，還好我把文章改了。

我再到報社，昨天先接待我的人出來了，他叫閔世英，是陳總編輯的秘書，我把稿子給他了，馬上就趕到學校。當時學校就傳開了，別的班級也都知道了。誰也沒有想到，30日那天，上午第二節課后，別的班有人問我：“馬捷”是你嗎？你的文章登出來啦！我一聽，不對呀，馬上嚇壞了。

我奔到三樓閱報欄，《文匯報》通欄大標題：關于《海瑞罷官》問題討論（1）底下，就是我的《也談﹤海瑞罷官﹥》，署名“馬捷”。我特別奇怪，怎么用了我原來的稿子呢？我更奇怪的是，稿子已經給了我，怎么還能登出來？那時我很幼稚，既然給了我，怎么不是登我改過的讀者來信，而是原稿？我就馬上給報社打電話，找閔世英。

我跑到校長辦公室說，老師給我打個電話。我問：閔老師，怎么你們用了我原來的文章？他就說了四個字：我們需要。我也沒話可說了，愣了愣，然后說麻煩閔老師寄幾份報紙給我，他說好的。我先到郵局，因為這畢竟是我人生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文章上了報紙。

中午回到家里，我母親先看了報紙，表情有些冷淡，問：你為什么寫這個文章？我母親雖然不懂，但大概還是有點政治經驗。當天晚上我父親知道了倒很高興。第二天，我拿到五份報紙，是閔世英寄到學校的。那時《文匯報》只有四版，我的文章在第四版。有幾個要好的朋友、老師問我要。當時學校都關心、議論這件事了。

文章登出來以后，《文匯報》沒有給稿費，是給的書。大概是65年底，學校黨支部管宣傳的一個老師，叫我去一下，說《文匯報》送給你書。主要有馬恩論藝術上、下卷，毛主席論文藝，學習毛主席著作心得體會等十來本，價格倒沒注意，估計二、三十元吧。

隨著《文匯報》關于《海瑞罷官》問題的討論一期期地進行，我就覺得情況越來越不行了。先是翁曙冠校長找我談話，翁校長是民主黨派，教育界有些名氣的。談了半個小時，他當時沒有表情，就問我為什么寫這個文章、怎么寫的。報紙討論越來越傾向于姚文元了，排版也是。尤其《解放軍報》的“編者按”旗幟鮮明，明確講《海瑞罷官》是大毒草，姚文元寫的是革命文章。

（二）

我周圍的環境開始變了，低年級的同學開始當面嘲笑我、奚落我，班上同學當時則沒有大的反應。真的沒想到，一天晚上，從來沒有接觸過的副校長、黨支部副書記蘇漁溪到我家里來了。那天我晚回去了，他比我先到。我家住樓上，我弟弟在樓下告訴我，你們校長來了，我嚇了一跳。他見了我，笑嘻嘻的，事先跟我父母已經談過了。他說，馬以鑫啊，你要從這件事好好吸取教訓，反正事情已經過去了，文章寫也寫了，自己不要有太大壓力。

后來很長時間里，他都竭力保護我。有一段日子經常到我們班上來，吃飯時也和我一起聊聊，好像沒事一樣。以后吳晗的公開檢查文章發表了，蘇校長就跟我講，要安排一次談認識的活動，向班上同學談一談我是怎么寫這文章的。實質上相當于讓我公開檢討——但是我當時沒有這么理解，以為就是講講過程。我就談我是怎么愛好文學，又怎么寫了這篇文章。這個會以我們班為中心，其他班的干部都來了，以高中為主，一個教室擠得滿滿的。我自己覺得并不緊張，就談“過程”嘛。

蘇校長出面，最后說要吸取教訓，談到我們自己學校的教育方針，要培養紅色接班人。話雖說得蠻重，但是對我個人好像還沒什么大的影響。后來，我逐漸感到壓力越來越大，就寫了一封信給陳虞孫總編輯，表示我現在覺得很痛苦，很后悔。幾天以后，陳虞孫親筆給我回信，寄到學校的。這封信到現在我都印象很深，因為很有特色，是毛筆蘸藍黑墨水寫的。信箋上面是紅色的“文匯報社”四個大字，下面一條紅線。當時這封信就被班主任拿走了，我到現在還記得，原文是這樣的：

以鑫同志，你的來信收到，你現在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你屬于認識問題。不過，從這件事你如能吸取教訓，（下面有個成語我印象很深），改弦易轍，對你未必不是件好事。陳虞孫。

信箋底下有一句話很關鍵的話，小點的字：

可將此信交予你們校領導一閱。

我看了以后，正好班主任在邊上，就交給了她。這封信從此就不見了。當然校長是拿到的，并且對我說《文匯報》陳總編輯的一封信我們看到了，但也沒說要還給我。這封信極大地保護了我，壓力有所減輕。

沒想到，6月初“三夏”下鄉勞動回到學校，大字報已經鋪天蓋地。我的有不少，集中的就是“反對姚文元”、“惡毒攻擊姚文元”、“反姚急先鋒”、“修正主義苗子”等等。很多是批校領導對我包庇、縱容，也有說我已經出這種事怎么還安排我演群口快板的英雄人物，等等。

到了8月份，紅衛兵起來了。我很識相的，家里沒什么問題，不屬于黑五類，但也不屬于純粹工人階級。紅衛兵一出來就分為兩個大陣營，一個是所謂出身好的，掛紅袖章；一個是出身不好的，家里被抄被斗的。我呢，相對沒事，就好像把我忘了一樣，班上學校大小活動我也不參加，我就逍遙了。

“十六條”有一句話在我們班上流傳很廣，我印象也特別深：“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運動后期處理。”這句話就好像針對我一樣。我就利用這個機會閑逛，各個學校看大字報，復旦、交大、音樂學院、戲劇學院、上海師院、華紡等等，還到過《文匯報》社，就漏了華東師大。

一天回到家里，說有同學來過我家，通知明天一定要去學校。我第二天去學校，一進教室看到黑板上寫了一個紅衛兵“通令”：勒令馬以鑫必須到學校參加文化大革命。我只能老老實實呆在教室里了。班上同學都三五成群，一伙一伙的，我就自己找一個角落，拿一本毛主席語錄，這邊看看，那邊看看。

過了幾天，有兩個戰斗小組給了我兩張語錄卡，一張是：“凡是錯誤的思想，凡是毒草，都要進行批判，都要進行斗爭。”還有一張就是“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怎么回應呢，我就自己做了兩張語錄卡，抄了他們兩條的話。他們卡上左上角有一個當時流行的放金光毛主席頭像，我就找來報紙，剪下來貼上去，第二天交給他們。

絕對沒有想到，到了傍晚，就在我要回家的時候，突然發現氣氛不對了。其實，當天下午他們臉色就掛著，沒人理我，我當時也沒在意，很奇怪天已經比較晚了，怎么都沒有回家的意思？我就自己往外走，突然，有紅衛兵出來大聲吼叫：“馬以鑫，你不能回去！”這句話還說完，教室里馬上圍成一圈，整個班級四十多人把我圍起來。其中一個紅衛兵對我說，“你先坐下。”我剛坐下，突然有人高吼：“馬以鑫，必須老實交代你的反革命罪行。”

我頓時傻掉了，我做過什么呀？我什么也沒做呀！“你還不老實交代，你對偉大領袖毛主席什么態度！”我想這是不得了的事情，但我又沒摔過什么東西，也沒用報紙包過什么呀。有人大聲喝問：“你這是感情問題還是立場問題？”這下我更摸不清頭腦。

這時，有人“啪”甩出兩張卡片，正是我做的。我使了個小心眼，他重重摔在地上。（其實要上綱的話，他就是犯了嚴重罪行了！）我對他看看，然后彎下腰，伸出雙手恭恭敬敬地撿起來，捧在手里，仔細看了看，實在沒有看出什么問題。“你自己看看，毛主席頭像怎么剪的？”有人對著我吼叫。我一看，頭像不就這么剪的。

又有人大聲嚷著：“頭像背景不圓！”我這才發現，我剪刀技術不好，外面那圈有點毛，毛主席頭像可真是一點也沒碰到。我說這個又沒壞呀。“啊，你還不承認？你已經猖狂到這個地步啦，這是對毛主席的態度問題、感情問題、立場問題！”我有些急了，反問道：“我怎么會反對毛主席？”馬上有人接著：“這個我們先不討論，你先交代你為什么這樣做？你應該老老實實承認！”就在這時，使我終身難忘的，有兩個女同學突然站了起來，高聲說：“你們不要瞎搞，這怎么是反革命啦？馬以鑫又沒剪到毛主席頭上身上，你們就是說來說去那個背景圓還是不圓！”

紅衛兵有些惱羞成怒，馬上跟她們兩個爭吵起來，邊上好多人有些愣住了，我只是呆呆地坐著。兩個女同學是我的同班同學，她們的名字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一個叫夏琪瑋，一個叫蔣璋。奇怪的是，我同她們兩個平時不大接觸的，相互講話也很少。我當時真的感動極了，感動得要哭。

班上有兩個反對我最激烈的女同學——她們的名字我就不說了——以前平時關系和我非常好。其中有一個細節我從來沒提過，“馬捷”的筆名也是其中一個提的；另一個在我第一次要去《文匯報》社時，還提醒我要堅持自己的觀點，不要輕易放棄。本來我們兩個男同學，這兩個女同學，都愛好文藝，一起拉拉小提琴什么的，但是從《海瑞罷官》問題后一點點疏遠，直到這種場合猛然爆發。

當時她們兩個聲音最大、情緒最激烈，很快喉嚨也啞掉了。大概她們怕牽扯到自己，要和我劃清界限吧？很奇怪呀，這兩個女同學同夏琪瑋、蔣璋形成了鮮明對照！記得我的文章剛剛發表時，其中有一個女同學同我講：“我媽媽說過，左一點是感情問題，右一點是立場問題。”這句話我當時覺得蠻深刻的。想不到，現在她們用上了，而且特別激烈。平時接觸不多的夏琪瑋和蔣璋，在這樣的時侯，站出來為我說話，真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也大大出乎班上很多人的意料。

雙方爭執之中，一個紅衛兵看到我有些“看白戲”，就惡狠狠地要馬上滾回去，我趕緊溜之大吉。但是，驚魂未定，總有點擔心害怕。我父親還是有點政治經驗，聽說了是因為毛主席頭像背景有些“毛”，而不是缺口什么的，就說不會有什么大事的。果然，第二天一早，到學校走進教室，什么事情也沒有。但是，我還是找了機會，對夏琪瑋和蔣璋偷偷表示了感謝，她們卻若無其事，只是說“這有啥啦”——意思是不值一提。

（三）

當時勒令我到學校參加運動后，接著還有一個勒令：為了深刻剖析馬以鑫的反動思想，勒令“馬以鑫必須交出全部日記”。我有寫日記的習慣，班上好多人都知道。于是，紅衛兵帶我到家里拿日記，聲勢不大，我是被兩個人“押”著的。那時候流行抄家，鄰居看到了，就懷疑是抄家，但好像又不像抄家。紅衛兵把我的日記讀下來也沒發現什么東西，因為其中根本沒有什么反動思想和內容，不是閃光的語言也不是反動的語言，都是些日常記錄。

后來不久，全國大串聯了，班上紅衛兵通知我，不能參加大串聯，去下鄉“三秋”勞動。

“三秋”勞動在金山，大概有三個星期吧。回來以后，學校已經空了。我和我弟弟、表哥的小孩三個人自己出去串連了。我母親給我們每人各五塊錢，五斤全國糧票。到了火車站，人山人海，隨著人流往西頭跑，一直跑到了安亭，上了一輛火車，上去沒多久，火車就開了，一路搖搖晃晃，開開停停，在南京就停了三四個小時，居然三天后到了北京，真像做夢一樣。

解放軍把我們領到北京大學一間梯形教室，睡蘆蓆，每人領一條被子，吃飯都不要錢的。先兩天不準外出，早上還要排隊列操，三天以后一早把我們帶到西苑機場，那時候只感覺是一片郊外。解放軍這時候宣布：“告訴你們一個激動人心的消息，毛主席要接見你們”。

11月26日，是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見紅衛兵。我看到了毛主席，大概距離二、三十米，毛主席站在吉普車上，揮動手臂。印象很深的，毛主席真的是紅光滿面。那時候不敢說，我感覺好像涂過油彩一樣。接著就玩北京了，解放軍帶著我們三個，頤和園、故宮什么的，都是免費游。沒幾天，我看到報紙說上海熱鬧了，動起來了。我們三個就直接回到上海。到了學校，很奇怪，班上的紅衛兵向我說以前斗錯了。

1968年夏天，突然有一股緊張氣氛，其他班級開始揪反動學生，這個時候我們班上分成兩派，一派是原先掌權的，團支部、班委干部；一派是以前不掌權的，我就參加這派，像游民似的。他們告訴我：馬以鑫，你要做好準備，很有可能，有人要揪你反動學生。我著急了，非常害怕。我想到《文匯報》，希望他們能幫我。我去了圓明園路報社，一個群工組接待女同志，叫范嘉靜，后來跟我關系一直不錯。她比我大兩歲，以后幾乎無話不談。當時她聽了我的敘述和擔心，沒有說什么，只是要我過幾天再去一次。

三天以后，我又去了，范嘉靜（后來我知道了，報社里的人都習慣叫她范加）告訴我：你的事情我同頭頭匯報了，他們說，你的文章當時是報社需要，學校有什么問題讓他們找報社。我聽了以后，覺得心里一塊石頭落下來。但是，沒有幾天，傳出要抓我斗我，風聲很緊。

我有點怕，就打電話找范嘉靜，她不在，我就直接找《文匯報》負責人，電話竟然打通了。我說紅衛兵要揪我，他問為了什么事？我說還是當年“海罷”文章的事。他馬上說：“你告訴學校的紅衛兵，如果他們還是為了文匯報這篇文章，讓他們直接找我們文匯報。你如果遇到什么事情，也可以馬上到我們報社來。”

我一聽這樣的話，當時就有暈眩的感覺，連忙又問尊姓大名。他輕輕說，邵傳烈。一直到九十年代，上海開作協大會，我才見到他。我還是懷著感激之情，稱他為是我的恩人，表示了深深而難忘的感謝。后來想想，如果不是《文匯報》這樣的態度，我真的不知道會遭受到什么樣的罪！接著，果然太平了許多。

其實，文革爆發后我也曾經偷偷到過《文匯報》社看過大字報，其中有大字報揭發陳虞孫找馬以鑫私下交談，授意寫反動文章，甚至為他起了個筆名叫“馬捷”。我真有些哭笑不得。記得1966年夏天的一個晚上，突然有個中年男子到我家，聊了沒幾句就提出要我的原稿。當時這個人既沒有證明，也沒有介紹信，但是我還是把原稿給他了。

后來我猜測，這個人大概是《文匯報》的，不是報社有人貼陳虞孫大字報，說他親自動筆在馬以鑫來稿上修改等等。可能要核實這件事吧。當時我是看到陳虞孫的，掛了圍袋、戴了個帽子，好像正在打掃廁所。我沒跟他招呼，一看到他就一溜煙跑了。

（四）

到了1968年底開始畢業分配時，我知道不會有好果子吃。.但我有個安慰，我弟弟是67屆初中，上海二留一政策，我跟弟弟講他留在上海，班里去工礦的一半左右，我排不上，最高目標去崇明農場。沒想到我弟弟是去了工礦，但是我連崇明都沒輪到。一直拖到毛主席指示出來：“知識青年到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上面緊接著說，以后都要插隊落戶，自己養自己。

沒幾天學校開大會，突然宣布首批赴安徽插隊落戶名單，我赫然在列。我又沒報過名，一點不知情，一點思想準備都沒有，他們說這是你的光榮。過了兩天學校逼著我去體檢。我無可奈何。但是，沒想到的是，體檢被卡住了。我自己一點都沒印象，一兩歲的時候我得過胸膜炎，后來父母化大筆錢把病治好了，但是左胸膜上面有個疤痕，那次X光當成了大事，給我寫下：左胸膜病變。帶隊的學校頭頭有些不甘心，問醫生這會影響插隊落戶嗎？醫生回答很干脆：當然不可以去！那個老師咬牙切齒地看住我，還問：你怎么會得這種毛病？

過了幾天，工宣隊和班主任到我家里宣布：馬以鑫，你屬待分配，關系轉到街道。然而沒有多久，好事壞事一起來，我母親不知怎么當了街道革委會委員，正好是搞上山下鄉工作，當然自己要帶頭，就勸我到黑龍江去。事先我也想過的，插隊是無論如何不能去的，實在要出去，也要有工資的。

當時有兵團和農場兩種，我想我這種身份去兵團可能比較麻煩，就去了農場。（誰知道兩年以后，黑龍江有了探親假，但是兵團兩年一次，農場一年一次。好事壞事有時真說不清。）在這樣情況下，我到了黑龍江嫩江農場。帶隊的工宣隊與街道革委會主任帶了一句話：馬以鑫這個人要適當照顧，結果我到了三分場一開始就得到重用。當時高中學歷的只有四個人。

可是不久，我的生活又變得跌宕起伏起來，因為批姚這件事始終像影子一樣跟著我。我先是到基干民兵連，說起來都是出身好、表現好才能去的，去了沒幾天又叫我擔任文書。真是出乎意料，再沒多久，我是三分場“一打三反”核心組成員。我自己都驚呆了，怎么會“三級跳”？

到了那里沒有幾天，有個哈爾濱的知青告訴我，“馬以鑫，你不得了，你反對過姚文元？”我想他怎么會知道呢？去農場坐火車同行一百多個上海知青，有一個女同學，恰好是敬業中學的，比我低一屆。難道是她說出來的？這個哈爾濱知青還對我說：“你的檔案里有一份檢查。”

我有些明白了，因為在填寫高中畢業登記表的時候，我就躊躇，到底要不要寫這件事，問了我父母和信賴的表哥。我表哥說要寫，如果你不寫，學校可能給你放東西，你就寫個過程，關鍵的中心內容是突出《文匯報》總編陳虞孫給你一封信，信里要求“給學校領導一閱”。還有就是要寫上現在《文匯報》領導的說法和明確的態度。

我按照記憶寫出來，當然也做一番檢討，說明自己當時不懂事。我記得寫了三張報告紙，貼在畢業生登記表中間。我在“一打三反”辦公室上班，檔案都在柜子里面，不上鎖的。一天晚上我偷偷溜進去，像特務一樣，我就找自己檔案，打開一看，果然只有一份表，中間有我這份自己寫的材料，其他什么也沒有。我當時心驚膽戰，真想把自己寫的東西撕掉，那么，關于批姚的事情不就什么也沒有了嗎？但是，我終究不敢這么做！

想不到的是，事情蹊蹺還在于1970年3月，我們三分場發生兩次大規模武斗，上海知青和哈爾濱知青之間打得很厲害，兩次我恰巧都不在，但是事后我覺得跟當地干部有關，我組織寫大字報，我寫了六評，把事情真相寫出來。上面很快派公安來調查。調查的時候我聽說，我不知怎么也成了重點調查對象——這里留下一個懸念。

我后來調到場部宣傳隊做編導，領導很關心，發現我再有三個月就25周歲了，還沒有入團。他要我馬上寫入團申請書，很快填入團志愿書，團支部很快就通過了——我真有些感慨，我初一就寫了入團申請報告，但一直在共青團的大門口徘徊。可真正入團，從寫新的報告到解決，前后不到一個月！沒想到材料到了團委，發現我沒有檔案，也根本沒法找到。我知道后，猜測就是分場武斗后來的調查中，我的檔案“失蹤”了。

現在，沒有檔案，那就麻煩了。但是，當時團委書記說了一句：重新建新檔案。我很快知道，建新檔案就是發函到我父母單位，了解他們的歷史材料。這樣，我就重新有了一個檔案。當然，這是后話了。我在嫩江農場有了些名氣，場部團委、宣傳組一直再用我。但是，走到哪里，總有人會說：這個人寫過反姚文元文章的；一到哪里，總有人說：這個人蠻會寫文章的，連姚文元都反過。

（五）

1973年我調到場部宣傳隊不到一年，開始大學招生。當時讀大學是個人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審核。那年還考試，考語文、數學和政治。當這些都做得差不多的時候，出了兩件事情，一個是體檢，X光照來照去，說我肺部有問題。我覺得走投無路，一個要好的朋友，齊齊哈爾人。

他找衛生院，把我的體檢表重新做，全都是正常。最可怕的是，上海師大來招生的老師，是中文系人事干部，同我已經認識了。那天突然叫我晚上去他招待所的房間，我一聽就覺得有恐怖的事情將會發生。果然，我一進去，剛坐下他就問：“聽說你65年寫過反對姚文元的文章？”我一聽就如同五雷轟頂，知道一切都完了。

這件事新檔案里是沒有的，肯定有人去告發了。我只好結結巴巴、原原本本把這件事前前后后說了一遍。上海人說“哭出烏拉”，我當時大概就是這樣的表情。這位招生老師叫羅宗德，聽了我的敘述，他沒說一句話。我都不知道怎么走出他的房間的。恰巧，在外面遇到農場政治處的一個老師，和我很熟，我告訴他上海老師知道我當年寫文章的事了，他勸慰我：“那個時候你幾歲啊？再說上海師大是培養老師的，又不是外交學院、政治學院，沒問題。”但我覺得很玄，什么關都過了，最后政審不合格，這是很嚴重的。如果走不了，在這里很有可能以后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了。

結果沒想到，發通知那天我還是拿到了。我和羅老師沒有正面接觸，卻一輩子都在感激他。后來葉永烈的采訪文章寫了對羅宗德老師的詢問，他只說了一句話，很簡單：“不要因為17歲的一篇文章而影響他的一輩子。”采訪文章出來以后，我去羅老師家里拜訪他。他說，還有一句話沒對葉永烈表露：“當時我們對張春橋、姚文元其實很看不慣，有人反對不是蠻好嘛。”

我自己覺得文革十年經歷比一般人曲折得多，也豐富得多，這十年對我來講，正好三段，65年—69年敬業中學，69—73年嫩江農場，73—76上大學。這也成就了我的《紅潮滾滾》、《藍天浮云》和《黃花堆積》三部長篇小說。(錄音整理：孫路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