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技與創新越來越重要的當下社會，如何挖掘國家發展更深層的潛力？企業如何利用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應對變局？如何尋找經濟增長、國家繁榮的持續動力？

200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埃德蒙·費爾普斯被譽為“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締造者”，曾提出就業與增長理論，他2013年出版的著作《大繁榮》中，鼓勵自主創新的理念與中國“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倡導不謀而合。今年，費爾普斯出版新書《活力：創新源自什么，又如何推動經濟增長和國家繁榮》（以下簡稱《活力》）中，嘗試對探索創新社會環境、開拓經濟增長新路徑進行探討。

7月30日，由《華爾街見聞》“創制”和中信出版集團“深閱讀”聯合主辦，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合作的“見面Lite”，以“創新如何激發社會活力”為主題，邀請埃德蒙·費爾普斯與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清華大學蘇世民書院院長薛瀾結合《活力》進行線上對話。

費爾普斯(左）與林毅夫（中）、薛瀾（右）進行線上對談。

現代價值觀孕育創新活力

回顧歷史，世界上曾經出現幾次著名的創新潮，推動了科技進步和經濟快速發展。費爾普斯在《大繁榮》中反思了19世紀20年代到20世紀60年代在英美等國家出現的經濟繁榮景象，并提出追問：這樣的現象是如何產生的？為什么這樣的經濟奇跡往往存在于特定時代的某些國家？

在《活力》一書中，費爾普斯進一步驗證了自己對該問題的解釋，即“國民價值觀更現代化的國家更可能發展創新經濟”。什么是國民價值的現代化？在他看來，不僅是科學家和科研人員，社會的所有個體都有與生俱來的能力去產生原創性的想法并付諸實施。大部分人都能承擔責任、 做出判斷、發揮主動性、大膽探索未知世界，他們樂于開拓，也不以物質回報為自己的唯一追求。“通過學習新的事物、與他人交換信息以及保持忙碌的狀態，主動創新的民眾給他們自己的生命賦予了意義。”是否能從這種非物質回報中獲得滿足感，成為衡量現代價值觀的關鍵因素。

“物質上的成就和社會認可固然重要，但是創新者在從無到有的過程中更能收獲這種自我滿足感和充實感。這就是對于創新者來說最大的回報之一。”這樣的現代價值觀，成為孕育創新活力的最大來源。對此，林毅夫也表示了認同。

中國在實現第一個百年目標后，開啟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在實現目標的道路上，中國會遇到很多人類歷史中沒有出現過的挑戰。”林毅夫坦言，他將中國經濟發展與費爾普斯書中的現代價值觀結合起來，再次強調大眾創新的現實意義，“為了釋放每個公民身上的創造天賦，實現大眾創新，我們需要塑造一種價值觀，讓人們知道創新是與生俱來的能力，且應該尊重人人皆有的創新能力。我們還需要創造一種文化，包容不同的意見和做事方式。只有在這種文化下，每個公民身上的創新能力才能被釋放出來。”

《活力》書封

鼓勵無懼失敗的探險精神

談及對政府促進創新的建議，費爾普斯和林毅夫均提到中國的教育現狀和企業壟斷現象。

多次來訪中國、對國內各個行業都有所接觸了解的費爾普斯目光敏銳，首先指出教育體系中存在的問題。針對高考制度下的應試體系，他提出需要給學生們更多去發現和創造的機會，“培養孩子們的探險精神，激發他們參與創新的興趣”。林毅夫借用中國古語“失敗乃成功之母”，指出應以包容和尊重的心態面對失敗，不能懼怕和藐視失敗；又提出應“百花齊放”，允許人們特立獨行，鼓勵人們嘗試新的事物。

近年來，部分互聯網公司涉及壟斷，引起廣泛注意，在林毅夫看來，壟斷勢必會給社會帶來不良影響，但是需要積極主動地應對，也不應該杞人憂天。“如果我們總想著逃避和擔憂，可能會扼殺人們的創新能力。”費爾普斯建議，壟斷問題可以通過政府介入或產業競爭來解決。“中國不應懼怕競爭，而是要擁抱競爭。老牌企業需要與新興企業競爭，這對生產力提升和資源配置都有好處。”

針對新冠疫情可能引發的經濟下行困境，費爾普斯則提供了自己的觀察和建議：“我認為中國可以通過改善銀行體系讓創新發揮更大的作用。銀行可以給新公司融資，尤其是那些有新想法的公司。中國可以更多關注小型銀行，或者是為小型企業提供服務的銀行，可能會對經濟發展提供幫助。”

“一個國家的創新水平取決于這個國家有多少人在努力實踐創新，這要比一個新發現重要的多。”薛瀾如此總結道。“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理念的進一步推廣，對于創新社會的深入普及，或可成為推動疫后恢復經濟發展、重振社會活力的一劑良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