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潤生先生今晨6點20分于北京醫院病逝，享年102歲。

杜潤生在1978年底得到平反后，于1979年擔任國家農業委員會副主任，負責中國農村經濟改革的政策研究。此后數年，農村經濟改革居于中國改革開放的核心地位，其間杜潤生為“包產到戶”的倡導和推行做了大量工作。

按照杜潤生晚年的說法，包產到戶是農民自己的發明。上世紀70年代末，安徽、四川的農民冒著風險，開始了自發的包產到戶。雖然農民的這種行為明顯提高了農業產量，但兩省的試驗在黨內卻有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一種反對，一種支持。

黨內在包產到戶上的分歧，更早見于上世紀50年代。在當時如火如荼的農業合作化運動中，主管農業的副總理鄧子恢就曾主張建立包括包產到戶在內的多種形式的生產責任制。在當時領導人對集體合作經濟充滿幻想的情況下，鄧子恢的意見很快被淹沒。鄧子恢本人隨后被打倒。

包產到戶表面上看只是一種農業經營方式，但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實乃中國政治語境里的一條敏感的神經。但上世紀80年代的政治、經濟、社會氣候已經不同。經歷了幾十年的農村集體合作經濟的試驗后，農村還是很窮，農民還是很苦，連飯也吃不飽。而安徽、四川的試驗則表明，包產到戶至少可以讓農民果腹。

可見，當時農村改革的關鍵，是要說服黨內的領導干部。杜潤生以及圍繞在他周圍的一群年輕學者，以他們的智慧和膽識完成了這項工作。1981年，杜潤生起草的“1982年中央‘一號文件’”，確立了包產到戶的合法性。

杜潤生晚年依舊心系農民，認為農民的出路在于要過“市場關、民主關、自由關”。 在杜潤生為農村改革奔走的過程中，帶出了一批有志于改革的年輕人。這些人中或有獲得比杜潤生更高際遇者，他們或能完成杜師的遺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