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要被迫離開中大，我會先你而去。”關信基教授在他的辦公室，異常平靜地對我說。那是2005年2月的某個上午。即使過了那么多年，我仍然清楚記得，關教授那天的表情，就好像事情本該如此，沒什么需要考慮，也沒什么值得顧慮。其時，我回中大任教不到三年，是一名普通合約講師，而關教授是政治與行政學系（政政系）講座教授兼系主任，香港政治學界最為德高望重的學者。

為什么我們會有這番對話？說來話長，事關當時中文大學的教學語言大論爭。中大建校以來，一直奉行兩文三語，老師可以自由使用粵語、國語或英語授課。我的讀書時代，跟著五湖四海來的老師用不同語言學習，是常事也是樂事，而這也早成中大教育一大特色。直到今天，中大仍然是香港唯一一所可以正式使用中文授課的大學。

2004年，著名經濟學者劉遵義出任校長后，卻覺得這種傳統未能吸引更多海外學生（尤其是內地生），也不利于中大國際地位的提升，遂下了一道行政指令，要求所有招收非本地生的學系，必須將核心課程全部改為英語授課。這個政策一旦實行，也就等于徹底摧毀中文授課在中大的位置，而《香港中文大學條例》中白紙黑字寫明的“其主要授課語言為中文”從此亦成空談。教人驚訝的是，這樣一個影響立校根基的大轉變，校方竟然沒有任何公開咨詢，各學系對此亦沒有任何異議。

中大學生會的同學見情勢危急，而教學語言問題相當復雜，遂征詢我及其他幾位校友意見，并發表《哭中大——致中大師生的公開信》，對校方做法提出嚴正抗議，同時征求師生校友簽名支持。公開信一出，迅即引起巨大回響，并在很短時間內收到逾千聯署，其中既有李天命、石元康、蔡寶瓊等老師，也有梁寶山、朱凱迪、鄧小樺等校友，更有汪暉、甘陽和劉擎等中國著名學者。事件在公共媒體也引起廣泛討論，包括關子尹的《語文作育，國之大事》、梁文道的《說英文的中文大學》和陳云的《雙語》等。這些文章后來都收在由雷競璇和林道群主編的《令大學頭痛的中文》一書之中。

現在回過頭看，這場歷時兩年的論爭，實在為香港教育史留下了厚重一筆。討論的議題，從中大創校理念到文化使命，從母語教育的價值到對殖民教育的反思，從發展中文作為學術語言到大學在語文作育上應負的責任等，都有深入探討。在《哭中大》中，我們甚至指出：“香港正在一步步走向民主化。而在民主化過程中，我們最需要的，是一批又一批對本土社會和文化有認識、有承擔、有批判性的公民。要培養這樣的公民，首要的，是對自己的歷史、語言、文化有最基本的認同和肯定。中大，作為香港其中一所最具人文及社會關懷的大學，在這個歷史關鍵時刻，實在理應視培養這樣的公民為時代賦予自己的使命。”

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我當天才去和關教授說，如果由于我的參與而為學系帶來任何壓力，我愿意離開。但我實在沒料到，關教授會這樣回答我。那天下午有課，我在白板寫上“中文”兩字，一時感觸，竟在學生面前痛哭失聲，久不能語。爭論很快在政政系發酵，近百位學生發表聯署信，呼吁系方拒絕大學的新政策，老師之間的分歧亦浮出水面。

有見及此，關教授特別召開了一次系務會議。他在會上說，為解決這次危機，他提出兩項建議。第一，政政系的必修科目，以后將同時有中文及英文班；第二，為貫徹雙語教育的理念，政政系每年開設的科目，中文及英文授課將各占一半。關教授接著說，學生在系務會雖然只有本科生及研究生代表各一名，屬于少數，但這個政策對學生有深遠影響，因此建議給學生一個否決權：只要學生不接受，系務會就不會通過。關教授說到此處，語帶哽咽，眼有淚光。我們最后同意這個建議。

2005年2月24日黃昏，劉遵義校長在范克廉樓前面的文化廣場公開交代事件，數百師生校友出席，群情激昂，由天空發亮辯到夜幕低垂。很可惜，劉校長既無法回應臺下種種質疑，卻又不愿意做出半分讓步，會面最后不歡而散。劉校長離開時，我看著學生失望疲憊的面容，看著廣場上方那條“說英文的中文大學”橫幅在空中飄蕩，內心悲戚至極。

校長之會結束后，政政系同學回到聯合書院鄭棟材樓，召開會員大會，商討系方提出的建議。關教授和我們好幾位老師同在，既解釋系方立場，同時聆聽同學意見。討論到深夜十一點，最后老師退席，以便學生做出決定。學生后來在聲明中說：“我們同意這個方案，是因為系方并沒一意孤行、強迫學生同意，反而與學生直接對話，嘗試通過協商解決問題。系方更讓學生作最后決定，以學生的根本利益為依歸。”

我們當時知道建議通過后，松了口氣，然后才記起尚未吃晚飯，于是關教授、馬樹人、黃偉豪、蔡子強和我等幾位老師同往大埔的陳漢記宵夜，直到凌晨二時方散。我后來回想，那一夜，實在寫下了政政系歷史上最關鍵、最動人的一頁。當日的決定，不僅守住了中大雙語教育的傳統，更體現了一種師生共治的大學精神。

十年過去，當年那班同學最近辦了個畢業十年聚會，我和關教授應邀參加。席間我忍不住悄悄問關教授，當年你提議多數服從少數，將一票否決權交給學生，難道一點也不擔心？關教授微微一笑，說，我們要尊重學生，信任學生。誠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