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國藩教授（Anthony　C.Yu,1938-2015）于后輩學者常表現出長者之愛，我便是其中一位受益者。

多年前，從余英時老師口中，初次獲悉他的大名。英時師對他的西方學問推崇備至，又對他的《西游記》英譯贊不絕口。由于英時師罕見如此稱譽一位學者，所以我對“余國藩”這三個字，便留下極深刻的印象。英時師和他雖屬同姓，并無同宗之誼；但兩老相知相得，情同手足。

記得英時師舉了一段譯文為例，其中涉及佛教、道教的專業知識，并非一般譯者可以勝任；而余國藩教授譯得不僅鞭辟入里，而且生動傳神。如果我記得不錯，當時英時師亟想羅致余國藩教授到哈佛大學任教，但因芝加哥大學強烈慰留余國藩教授，終未成行。

余國藩教授在西方學界素以博學著稱，問學橫跨中西。雖然他在華文學界同樣享有盛名，但其學問的規模，卻絕非“漢學”一域可以范圍。他在芝大同時受聘于五個不同學系：神學院、比較文學系、英文系、東亞系、社會思想委員會（committee on social thoughts），蓋屬絕無僅有，而為友朋所津津樂道，足示他治學規模的寬廣與宏遠，非一般專家學者可以比擬。

之后，肇自文字因緣，我有幸結識余國藩教授。起自一九九○年代，我開始發表一連串探討孔廟文化的論文；并從原先只析論孔廟與士人、統治者的關系，逐漸向宗教文化的領域延伸。原本為宗教史大家的余教授，極其敏銳地注意到我的研究動向。而我則間接從英時師口中，得知他對我這些研究的肯定。二〇〇五年，他在英文著作《中國的國家與宗教》（State and Religion in China: Historical and Textual Perspectives）一書里，對我的研究褒揚有加，實乃對后生小輩的溢美之詞耳。

其實，余教授之所以對拙作深感興趣，與上世紀著名的神學和宗教史家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1907-1986）有關。余教授曾上過伊氏的課，他猶記得伊氏于探討“宗教”的本質，曾特別關注神圣的空間、時間、神話等構成因素，而受到學界的注目（Mircea Eliade, The Sacred and the Profane: The Nature of Religion, trans. by Willard R. Trask,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59)。顯然，孔廟便是儒教的圣域，但我研究孔廟純出偶然，與伊利亞德的學說并無關聯。可是伊氏的言說，卻無意中變成余教授與我之間的心靈橋梁。

有一回，我因俗名之累感到沮喪。從未謀面的余教授得知，竟從遠方捎來長箋，以親身的經歷與我共勉，令我既感意外，復又提振心神。

雖然，我與余教授通過現代飛鴻（電郵）而來往熱絡，但說起來日后也僅有一面之緣。二〇〇七年，他應臺灣“中研院”的邀約，到院發表了振聾發聵的演講“人文學科何以不是科學？─從比較的角度自亞里士多德的觀點談起”（Why the Humanities Are Not Science: Thinking Comparatively from Aristotle）。他由古今中外知識分類的演變，重申人文學的基本立場。從亞理士多德的視角加以鋪陳，正本清源，精辟絕倫，充分顯現出他對西方人文學傳統的掌握。后來余教授將這次英文演講添寫成論文刊行，更受到學界的重視。余教授之所以把這篇論文獻給曾在芝大共事過的法國哲學家——里科教授（Paul Ric?ur, 1913-2005），蓋兩人的學問同調耳。

趁著此番演講之便，我與內人約了余教授前往著名的吉品餐廳用餐，在去程車上領教了他高超的音樂素養。當時車里正播放巴哈（Johann S. Bach, 1685-1750）的《英國組曲》（The English Suites），不出二十秒，余教授便指出演奏者乃加拿大的格倫·古爾德（Glenn H. Gould, 1932-1982）。他的人文品味，實與從小家庭的養成教育有關。（日后，我方才得知他偶爾還會替芝加哥的報紙撰寫樂評呢！）不意間，我們又發覺余教授乃品味甚高的老饕（gourmet），渠自詡除了會品嘗食物，廚藝亦不落于人后，還邀我有朝一日造訪芝加哥，他可下廚大顯身手（法餐）。席間，我們交談各國餐點的優劣，并以思想上的西學佐餐，融精神與物質于一爐，喜樂融融，相見恨晚，該夜似乎有談不盡的話題。

往后，我每有草作，輒呈請過目，亟求他的指正。余教授則有求必應，不吝予以回應，讓我受益匪淺。于我而言，余教授不啻為亦師亦友的忘年之交。偶逢年節，我便寄去臺灣名品——凍頂烏龍，聊表心意。余教授總是客氣地來函贊不絕口，仔細描述其中韻味。直到去年（2014），他突然發來電郵，謂由于罹患心疾，醫生囑咐他不能飲茶，要我就此打住。接續的電郵，便告知病痛與禁忌，我在萬里之外，束手無策，委實替他掛心。不意稍前，有一要事必須向他稟報，卻久久未獲回復，心中暗覺不妙。不些時，便傳來他的噩耗，令人錯愕，感傷難已。

在余教授辭世之前，有兩件事讓我異常感動，值得提筆一書。其一，他時時以高足——李奭學兄—的學術發展為念。曾經在電話里，反復跟我叮嚀。其實，奭學兄嫻熟明清之際中西文化的交流，他的學問我早已有所領略，并不用余教授特別交待。奭學兄精通數種西語，他研究明清時期的翻譯文類，用力頗深，此乃獨門之學，而為他人所難企及。個人在學術上凡遇西文（如拉丁文）的問題，便隨時致電請教，立獲解答。

另一則，二〇一四年他選擇了和芝大同事——知名的人類學家沙林（Marshall Sahlins, b. 1930）——并肩作戰，同聲反對芝大設立某一機構，唯恐后者有以政治干預學術獨立之虞。那段時間每每上班，輒收到電郵，我一一拜讀他們的理據。兩老維護學術獨立的堅定決心與作為，令人感佩萬分。

二〇一四年我應北京大學中文系陳平原教授之邀，從事《儒教圣域》的編選，由于這個議題向為余國藩教授所厚愛，因此我斗膽以這本選集奉獻給他，藉以表達對他的懷念，并感謝他對個人研究孔廟一路走來的鼓勵和支持。近年，他尤其不厭其煩，再三催促我動手撰寫一本英文專著，綜合之前探討孔廟的心得，俾與西方宗教史家直接對話。余教授認為我聚焦宗教《神圣空間》的手法別有特色，容與西方比較宗教學界互相參照。但個人因另有其他研究課題刻在進行，分身乏術，一時只有辜負他的好意。唯一稍可補償的是，個人攸關孔廟的研究不久將有兩大冊日譯本刊行，容可回報他的厚望。至于撰述英文專著一事，則猶待來日的努力了，盼時時以此鞭策自己。

本文發表于2015年10月《書城》雜志，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