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南省府海口的西海岸，火車站、政務中心和密集樓盤周邊，隱藏著這個港口城市剩余唯二的漁村之一——榮山寮。午夜一兩點，榮山寮的漁民已啟程出海。一艘約8米的玻璃鋼船，在海中顛搖約半小時，抵達2-3海里外的海域。漁民依循潮汐漲落的規律——俗稱“流水”——每十日為一周期下網撈魚。眼下這輪“流水”已近尾聲，他們要把最后四張定置浮網收回來。

海口榮山寮，泊靠在岸邊的小型漁船，這是當地村民最重要的作業工具。本文圖片均為 陳明智圖

7點多的城市剛醒來，榮山寮的十來艘船已回港，散落著泊在岸邊。魚婆們或涉水、或順著簡陋的碼頭，將沉甸甸的、拌著冰的新鮮漁獲從船上扛下，分揀、過稱、記賬，一氣呵成，隨后麻利地裝車離去。收拾妥當、從船上下來的漁夫們，三五成群來到村頭的茶店，有滋有味地就著幾句閑話下茶，緩解出海的疲勞和緊張。

海口榮山寮，午后歸來的小船，魚婆們正將鮮魚搬運上岸。

與引發熱議的紀錄片《Seaspiracy》中極力譴責的大型工業化捕撈不太一樣，在中國、東南亞、南亞，甚至南美洲、非洲的許多國家和地區，市場上的野生海鮮其實是這些分散的“小型漁業”從業者提供的。他們也被稱為“生計漁民”。

臨高近海的漁民正在進行定置網作業。

海水漲退潮間隙在灘涂上挖螺的漁婆、海邊拉網的漁夫、駕著小船出海捕魚的夫妻、河口濕地下網捕魚的漁民..，都可算是小型漁業從業人員。聯合國糧農組織（FAO）試圖將其描述為“采用勞動密集型捕撈、加工和分銷技術，利用海洋和內陸水域漁業資源的一種漁業形態”，并鄭重提醒：考慮到它的復雜性和動態變化，不適合對小型漁業制定全球普適的定義。

中國尚未有對“小型漁業”的官方定義。我們試著將其定義為“利用船長小于12米或略長于12米的漁船進行近岸捕撈作業的生計型漁業”，其中有以維持自我消費為主的，也有少量向市場出售的。據2020年的統計，全中國小型漁船數量接近30萬艘，占全國漁船總數的79%；全球范圍內，估計約有2億人依賴小型漁業及其產業鏈為生。

萬寧港北港，凌晨兩點，碼頭的女工在連夜處理漁獲。在捕撈旺季，她們通常連續工作到通宵。

從這些數據中，可窺見小型漁業是怎樣一個“大體量”。它或許是傳統的，但龐大的基數，以及近海便利性帶來的高頻次生產，讓小型漁業貢獻了全球一半以上的野生海鮮。不起眼的小型漁業，對水產品的穩定供應、漁業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水生生態環境實際有著直接和深遠的影響。

但近些年來，這些小型漁業漁民和社群，正面對前所未有的變化。

海岸幾公里外的海面上，大型拖網漁船日夜不休，把這片海域犁過幾遍，剩下的讓漁民能捕的魚越來越少、越來越小。過去出海一天能撈到的漁獲量，現在在海上折騰三五天都達不到。除了量，品種組成也有很大變化——以前又大又肥的馬鮫魚，現在越來越少。

瓊州海峽一帶的漁民換上網目更小的漁網。哪怕捕上小魚、小蝦，也能換成維持一天生活的收入。但過小的網眼會對幼魚造成極大傷害，從而又會影響到魚群的生長繁衍。十月，正是竹莢魚的時節，一網下去，收上來的魚卻半數未達最小可捕的標準。

定置網沒有選擇性，捕撈上的漁貨小而雜。

日益稀少的漁業資源也不斷分裂漁民社群。漁民之間多了口角，少了默契與信任，沒了祭祀儀典，多了冷漠與嫌隙。與此同時，被迫“失業”的漁民只能離開村子，到城里尋找新的機會。青壯年的流失讓漁村逐步失去活力，漁村內的文化傳承與延續開始斷裂。

三亞的南邊海社區，是三亞疍家漁民的主要聚集區，有一萬多人的規模。2018年，為順應國際旅游島建設和城市發展的訴求，三亞天涯區啟動南邊海漁村改造項目。碼頭搬遷，漁民上岸，漁船集中銷毀。

在南邊海的舊碼頭上，有一對老漁民夫婦在找他們的船。他們說，一輩子了，從出生到結婚、到小孩出生、長大，基本一生都在船上度過，船就是他們的家，老來沒想到是這樣告別。他拿出手機，讓我給他們和身后的船拍張合影，之前從沒拍過照，現在沒了，怪舍不得。

這些過去在水上生活了幾十年的漁民，只能重新學習在陸地上適應新的生活方式，掌握新的謀生技能。這對他們來說，并不容易。疍家社區傳承下來的疍歌，到了年輕這一代，更沒有人唱了。

臨高碉樓，這位修補漁網的阿婆已年過八十。開海前夕，全村男女老少，都投入到這項工作中。而弄一張網只有七塊錢。

另一方面，沿海伏季休漁的日子越來越長。每年四五月到八九月，是海中生物繁衍生息的重要階段，各地實行休漁期，大部分漁船禁止出海捕魚，這相當于給沿海三百多萬漁民放了至少三個月“長假”。“放假”期間，這些漁民要打幾份臨工養家糊口。

這些小型漁民，雖是漁業資源“過度捕撈”的制造者之一，但也是受害者。“無魚可捕”的警鐘敲響，感受到切膚之痛的，正是這三百多萬漁民及他們的家庭。過去幾十年，人類一直試圖解決漁業資源的困境，解決漁民生計、經濟發展跟生態保護之間的矛盾。時至今日，似乎沒找到一個完美破局的方法。但解鈴還須系鈴人，漁民群體才是與漁業資源關聯最密切的一群人，他們怎么理解和應對漁業資源變化，是找到內在改變動力的關鍵。

臨高昌拱，一位婦女在修補自家的漁網，這是吃飯的家伙。漁民在捕撈作業之外，大部分時間要用來維護好自家十幾網漁網。

過去的解決方案和措施，大多僅從外部視角出發，要求漁民應該怎樣，不應怎樣。但這些措施和方案，可能跟漁民的內驅機制不合，或跟對漁民承受的生計壓力和職業尊嚴欠缺考慮。

2020年海南省出臺的《關于加快推動休閑漁業試點促進休閑漁業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中，將休閑漁船定義為：“休閑漁船是指主要從事水上垂釣、體驗式捕撈等休閑漁業活動，在農業農村部門登記并取得休閑漁業捕撈許可證的機動漁業船舶。省級農業農村部門制定本省休閑漁船船型標準，休閑漁船船長應大于24米。”休閑漁船船長應大于24米，這條規定卡死了省內絕大多數漁船的轉型之路。要知道，海南全省的小型漁船（指12米以下）接近2萬艘，占到全省漁船總數的78%。在海洋資源日漸枯竭的當下，缺乏技術、設備的小型漁民在工業化捕撈面前毫無優勢。對轉型需求更迫切的，正是這些被攔在“船長應大于24米”紅線以外的人。

海口榮山寮，魚婆正在分揀船上的魚獲，這些魚獲已有了買家，馬上會被送到當地市場銷售。

縱觀近年來國內漁村建設，大力發展休閑漁業、人工魚礁建設和濱海旅游開發，包括政策配套、基礎設施建設、資金引流等舉措，但這些不是漁業轉型最關鍵的因素。

從長遠看，漁業轉型、鄉村振興需要人的心態轉變和能力升級。構建一個以人為本的動力系統。許多被視為“典范”的休閑漁村，實際村里已沒有漁民，丟失了在地的漁業文化，這樣的轉型模式缺乏可持續性。一些漁村的建設，只是參考了所謂典范漁村，照貓畫虎地在村里擺上漁船漁網、搞搞休閑垂釣、把房屋墻面畫上海洋元素，或仿照國外休閑碼頭的經驗大興土木，大力發展餐飲、酒吧，而忽略了與在地村民的生活、生產、文化相結合。那只是虛構了一個大眾臆想中的漁村。這樣缺少靈魂的漁村，只會將轉型帶入低端化、同質化的困境，淪為資本投機的犧牲品。

儋州海頭，當地返鄉青年建立了鄉村圖書館，為漁村孩子們提供更好的課后閱讀空間。

臺灣、日本和韓國等地曾大力發展漁業社區內生力量，把漁民培養成生態導游和美食料理大師，開發體驗式鄉土旅游。 這些成功經驗也啟發今天活躍在中國沿海漁村的返鄉青年，他們有的從建造公益 “鄉村圖書館”入手，有的為漁村小學打造足球隊、開設自然課堂，還有的醞釀著恢復濱海濕地、古鹽田等途徑探索漁村振興的道路。

這些實踐者正力圖回答：傳統漁民有沒有可能找到一條新的出路？怎樣的技能培訓、創業孵化才能真正提高漁民轉型的成功概率？如何有效地引導當地人挖掘漁村特有的人文特色、自然景觀和生活習俗？......

2022年被聯合國指定為“國際手工漁業和水產養殖年”（IYAFA 2022)。國際上普遍認為：建立合理的社區協作機制，讓漁民參與進來，才能更好地實現小型漁業的轉型與可持續發展。中國傳統漁民的內生力量如何能被激發和拓展，值得更多人關注和努力。

（作者陳明智系海南智漁可持續科技發展研究中心“讓漁回家”項目負責人。本文英文版首發于Sixth T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