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92年4月，豐臣秀吉集結日本各藩大軍，以其中約15萬余編為八組攻朝軍團，從對馬島渡海，突襲釜山。日軍一路攻城拔寨，于5月初占領漢城。朝鮮君臣先出逃到平壤，后至鴨綠江邊境的義州，一邊緊急向明朝求援。7月，加藤清正率領的日軍第二軍團，在攻克半島東北的咸鏡道后，渡過圖們江邊界，劫殺建州女真部的幾個部落。豐臣秀吉聽聞大喜，指示加藤“今略明地”。鑒于西北方向的小西行長軍團尚未攻下平安道，加藤未敢孤軍深入，遂退回圖們江以南。與此同時，明廷終于確認日本攻朝意在中原，開始漸次派兵馬渡江援朝。明朝聯軍與日本的七年大戰由此開啟。

時間跳至2014年8月15日。在這一天，韓國史詩大片《鳴梁：旋風之海》（中文譯為《鳴梁海戰》）打破了此前由《阿凡達》保持的韓國觀影人次紀錄，并在兩天后成為該國首部票房突破1億美元的國產影片。到同年10月，累計國內觀看人次超過1760萬（韓國總人口5000多萬）。8月15日，當然是現代史上極有含義的日子：日本的“終戰日”，中國叫“日本投降日”，韓國稱為“祖國光復日”。

《鳴梁海戰》電影海報

電影講述的鳴梁海戰發生在1597年10月26日，豐臣秀吉發動第二次侵朝攻勢之時。朝鮮名將李舜臣，利用半島南端鳴梁海峽的險要地勢和復雜的水文條件，以12艘板屋船（輔以一些民用船只），阻擊了日本數量龐大的先遣艦隊。在世界海戰史上，這無疑是一次以少勝多的漂亮戰役。戰中擊斃的日將來島通總，是唯一一位戰死朝鮮的大名。但也有觀點認為，如果從戰爭整體走勢看，鳴梁海戰沒有特別的戰略意義，今人所謂“擊沉日艦31艘，大破92艘，殲敵9000”的戰果過于夸張。李舜臣在日記中這樣描述：“賊船三十只撞破，賊船退走，更不敢近我師。此實天幸。水勢極險，勢亦孤危，移陣唐笥島。”戰斗結束當晚，他轉移了陣地。日軍主力則繼續北進。

歷史事件的意義，并不在當時顯現，而是此后被選取、記錄、書寫和建構的。1592年至1599年在朝鮮半島發生的三國大戰，在此后的400多年中被不斷書寫和重新記憶，歷史敘述混入當代意識，其意義被反復重塑、新的解讀被層層添入。電影《鳴梁》安排在7月底上映，并果然在8月15日那天創紀錄，或許不僅僅是一個巧合。它借古喻今，映襯出近年來區域政治關系——特別是韓日關系——的黯淡現實。

我們學習歷史，與其說是弄清過去“客觀”發生了什么，不如說是探討對過去應有什么樣的“主觀”認識。因為歷史敘述永遠是書寫者的作品，從落筆的第一個字起，就帶有判斷和評價，從來沒有絕對的客觀性可言。一千個人心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一個人在人生不同階段也有不同的哈姆雷特，說的就是這個道理。這當然不是說歷史上發生了（或者沒發生）什么不重要，而是說我們對過去的認知總是和自己的現實經驗、價值、情感聯系在一起，對過去的解釋——發生了什么，如何發生，為何發生，有何意義——往往因人因時因勢而異。至于哪個解釋更有道理、更能站住腳，那就要靠對史料的辨析、對歷史語境的理解、以及眼界胸懷。歷史敘述不可能擺脫現實政治影響；或者干脆說，再貌似客觀的歷史敘述，本身也是有政治性的。

從意識和認知角度看，朝鮮之戰的“現代”意義在于，它成為東亞國際關系記憶的一個重要節點（甚至某種意義上的原點）。表現在：第一，中日韓三國的對此戰的書寫，一開始就指向了不同的方向，直到今天。第二，三國在此后不同時期，總是通過回溯這場戰爭，來尋求對當下自身命運、國家命運，和世界格局的歷史解釋。盡管材料和研究已汗牛充棟，東亞人對于這場沖突的認知始終分散凌亂，因國因時因勢而異。對它的敘述關乎自我身份的認定，隨著身份的改變，敘述就改變。

三國對此戰的原始記錄，就充滿了差異和矛盾（比如，各自都傾向于夸大對手的實力和人數），給后世研究和評價帶來困擾。更不要說，對戰爭的性質判定根本不同，導致連一個統一的名稱都不存在。

明以來的中國史料，多稱呼此戰為“朝鮮之役”。明代作者（如茅瑞征）已把它和前后另外兩次平定邊亂的戰爭（寧夏、播州之役）合稱為“萬歷三大征”。“征者，上伐下也，敵國（地位相等之國）不相征也”（語出《孟子》）。此后，一旦中原王朝要宣示保護屏藩的道德責任和政治權利，朝鮮之役就成為最為經典的先例。19世紀后半期，清朝派兵平定朝鮮內亂、阻隔日本勢力滲透，甚至少數官員有郡縣化朝鮮之議，為證明歷史上中原與半島的主從關系，無不援此為據。甲午之戰后，日本一步步從半島蠶食到大陸，恰合當年豐臣秀吉“設計”的路線。因此在民族主義勃興的時代，朝鮮之役被看作是日本“帝國主義”“自古以來”就覬覦中國的鐵證。當代論者中，把上世紀50年代的抗美援朝，看作是明代抗倭援朝的某種延續和回響，亦不乏其人。

日本史籍在江戶及明治時期，稱此戰為“朝鮮征伐”或“征韓”，從用字上亦態度明確。二戰后則取1592年和1597年兩輪攻勢發動的年號，合稱為“文祿?慶長之役”。日方史籍突出豐臣雄才大略和武將勇猛善戰。江戶時期水戶學者川口長儒著《征韓偉略》，史料翔實，但明顯以日本為天下正統，朝鮮為逆臣。后來也影響到明治維新時期，西鄉隆盛等強烈主張的“征韓”之論。日本16世紀末對朝鮮的“統御”，為20世紀初的殖民朝鮮提供了某種“正當性”來源。甚至當日本圖謀進取圖們江北岸中國領土時，加藤清正曾渡江“征討”女真之事，也被用來極力凸顯日本在此地的歷史存在。至于鳴梁海戰，日本學界大多不承認存在 “大捷”，認為日軍損失不大，且最終完成戰略意圖。

朝鮮王朝用戰爭開始的干支紀年名之為“壬辰倭亂”，如今朝韓則稱“壬辰衛國戰爭”。從“倭亂”到“衛國”，行為主體悄然轉移。此戰朝鮮受害最深，創傷最大，夾在強國之間也有無奈。文臣武將和民間“義兵”的殊死抵抗，是反復書寫的主題。戰后，政治上幾經沉浮、戰死海上的李舜臣被逐漸神化，成為歷史符號。今天，首爾光化門廣場上，李舜臣的塑像和世宗大王塑像前后矗立，一武一文，象征意義宏大。19世紀末20世紀初朝鮮民間的抗日武裝，亦稱“義兵”，顯然是為喚起歷史記憶。最有趣的還是對明軍援朝的態度：很長一段時間里，朝鮮官方和士子們認萬歷皇帝“恩同再造”，視此役為儒家政治倫理的最佳體現。也因此，明亡清興后，朝鮮精英們視滿清為夷狄，認為明是為救朝鮮才有此難，對前明正統性更抱極大認同。但到20世紀，民族主義史學著力批判“事大”史觀，強調民族主體性。于是，抗倭戰爭中明軍的作用被刻意淡化，或著意突出聯盟內部的矛盾。

這也是為什么，鳴梁海戰是最適合韓國的電影題材：它不但是場勝仗，更主要是一場少有的、沒有明軍參與的勝仗。李舜臣以一己之力以弱阻強，彰顯了韓“民族”“必死則生”的氣概。《鳴梁》的熱映，激起新一輪重塑記憶的旋風，成為對豐臣侵朝戰爭，乃至此后4個世紀來東亞史的一次集體認知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