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9月26日，一場主題為“無所不在的暴力：如何建立一個文明的世界”的新書沙龍在上海舉行。這場由高和分享與三輝圖書主辦的沙龍圍繞哈佛大學著名心理學家斯蒂芬·平克的新書《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展開，參與討論的嘉賓是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許紀霖、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陳家琪、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唐小兵。

以下是對話實錄精選，經演講人審訂并授權澎湃新聞編輯刊發：

暴力減少了可以說明道德進步了嗎？

許紀霖：盧梭當年說過一句話，“人是自由的，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我們也可以同樣說，“人是自由的，卻無往不在暴力之中”。我們今天生活在這個世界里，會碰到各種各樣剛性或者是軟性的暴力，包括語言的暴力。剛好這本《人性中的善良天使》討論的就是關于暴力的問題。這本書是哈佛大學著名心理學家斯蒂芬·平克寫的。這本書出版之后，受到了臺灣著名學者錢永祥的注意，他有一次在香港機場轉機，發現了這本書，一看覺得非常好。就推薦給三輝公司的嚴搏非先生，不久前由中信出版社出版了。

這本書要回答的核心問題是：什么是道德進步的標準？這個問題過去一直有各種各樣的解釋。比如從基督教的角度來說，進步是向上帝指引的終極目標靠攏。近代啟蒙之后，進步是指人心的向善。但是這位平克教授卻提出了一個想法，他認為暴力的減少是道德進步的根本，這個看法和臺灣錢永祥先生這幾年對道德進步的思考是相近的。

我們現在先來討論，你們怎么看平克教授提出來的觀點？

陳家琪：我先說。因為錢先生和我也寫過信，談過暴力的減少問題，我不大贊成這個觀點。因為我覺得它不太是一個統計學上就能解決的問題。數字統計是一回事，但各種酷刑、折磨、致人死亡的方式也許給人的印象更深，更能說明暴力與道德之間的關系。當然你如果翻開歷史說，一千年來我們統計一下，哪一年和哪一年比較，暴力在逐年減少——這也許是真的，但我自己不太相信，或者說不太同意這樣一種統計學上的數字能夠說明問題。這是我的看法。

許紀霖：陳教授首先就挑戰了平克。平克教授是搞社會科學的，社會科學是科學，所以他很喜歡數字。他后面還有一大段包括人的心理和生理上的數據，來證明這一點。而陳家琪教授是哲學家，我則是研究歷史的，我們都是人文學科的學者。注意，不叫“人文科學”，而叫“人文學科”，人文學科不屬于科學。數據不是不重要，但數據不能說明一切。數據之后，還需要闡述，闡述就需要有哲學的、宗教的和歷史的知識，還有自己的良知。

陳家琪：我覺得道德進步就是道德觀念的進步。平克在他的書中說人有三種天性。第一個就是在自然狀態下的生育、繁殖，第二是文明社會的教養，第三是對所受教養的反省。我覺得我們現在都處在某種反省的狀態下。比如說“五四”運動可以看成是一次反省，“文革”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理解為一種反省。不管怎么樣，第三種天性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反省。

我個人認為，道德觀念進步并不是人的天性改變了，而是說某種制度的建構，使得人們更多或者不得不接受一種規則。如果有道德進步的話，我相信是因為規則系統的變革，更多人不得不接受一種規則，然后就養成了一種守規則的習慣，在這樣的情況下，你可以說道德進步了。實際上就是指接受了某種觀念和行為規則，而這種觀念和規則更有利于人與人的相處、打交道，更具普遍性。但是就人性、就人的天性這個概念而言，無所謂進步。

許紀霖：人類社會如果說有進步的話，一定會有一個規則。這個規則在中國，從春秋戰國時代儒家就講“禮”，這套禮后來變成禮教，這是一套規則。西方重視法治，這也是一套規則。無論在中國還是西方，當文明產生之后，都有了一套關于文明的敘述。而叢林世界的規則是弱肉強食、優勝劣汰。

在遠古的時候，人們為了搶奪資源，搶奪女人和兒童，那個時候人類社會充滿了暴力。部落之間的血腥屠殺、相互之間的爭斗，都是司空見慣的。自從軸心文明產生之后，也就是在公元前400-600年間，世界各地產生了德國大思想家雅斯貝爾斯所說的“軸心文明”：西方的猶太教、基督教，印度的印度教、佛教，中國的儒家和道家，還有古希臘文明。軸心文明產生之后，慢慢開始對叢林世界的野蠻產生了約束力。文明產生于對野蠻與暴力的約束。

文明產生之后，暴力不僅沒有減少，反而更殘酷了

唐小兵：我更愿意從一個比較支持的角度來看待平克教授這本巨著對中國社會產生的影響。我在多年前讀張灝教授的書《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他提出一個高調的民主觀和低調的民主觀。我覺得平克教授這樣一種觀念，是不是可以看成一種比較低調的道德觀念。而中國的儒家文化傳統所強調的成圣成賢的價值觀念，可更多看作是比較高調的道德觀念。

在我看來，比較高調的道德觀念，是比較適合強者在日常生活中形成這樣的道德人格；而對于普通人來說，他對別人生活處境的感受，就像平克教授在本書和錢永祥先生《動情的理性：作為道德實踐的政治哲學》一書所談到的對他人的苦痛的感通能力，對于這個社會上諸如性別上的壓迫、階層上的不平、疾病的苦痛等這些問題的關注，以及因為這種感通和關注，而形成的道德意識和道德實踐，我覺得這對普通的公民來說是更為容易達到的心靈狀態和道德境界。圣人不世出，豪杰更難遇。但一個有德性和底線的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努力去減輕身邊人（無論是親人、鄰居還是陌生人）的苦痛，卻是可以預期和努力去達成的。

第二，剛剛陳老師談到的關于道德意識的論述，我覺得也特別重要。評價道德進步也許還有很重要的一個標準，就是一個時代的道德想象與道德論述是否相較于之前有比較深遠的拓展，對其固有的道德觀念之中包含的不合乎情理的部分是否有恰當的反思。我覺得這個可能是像剛才許老師反復強調的那樣，我們做人文學科的研究，不太愿意用一組簡單的數據、一種社會科學計量統計的方式來衡量一個社會的進步與退步。

我特別想談一點，暴力和文明之間并不是簡單的此消彼長的關系，文明絕不意味著一定是暴力的對立面，有的時候文明恰恰內含著導向暴力的因素，文明也會給社會暴力和制度性的暴力進行意識形態的粉飾，甚至給它提供合法性的論證。所以你看阿倫特討論法國大革命的《論革命》等著作里面對革命觀念的討論，一個啟蒙觀念上形成的要求高度純化的人格的社會大革命，居然會產生血腥的雅各賓專政，可以說從文明體系里孕育的道德嚴格主義，最后走向了滅絕人性的道德恐怖主義。你能說暴力完全是文明的反面嗎？它反而本身蘊含著很多的相關因素。更何況現代性中本來也包含了很多軟暴力，所謂看不見的暴力，這方面鮑曼在《現代性與大屠殺》中也談到過。

許紀霖：唐小兵剛剛談到，儒家的道德太高調，儒家似乎與暴力有說不清道不明的關系。這點我倒要為儒家辯護。儒家對君子（讀書人精英）的道德要求很高，但是對一般人的要求是很平實的。孔子說有忠恕之道。忠道是對精英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但是孔子還說了恕道，恕道就是八個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八個字就是道德倫理的底線規則。世界各大文明都有這個底線規則。比如說猶太教、基督教有摩西十誡，不能奸淫，不能偷盜，不能殺人，不能騙人等等。但是孔夫子用了八個字就把底線倫理說清楚了。這個道德要求算高嗎？這是每一個人都應該做到的。

但小兵談的后面部分我非常贊同。當軸心文明的高級宗教和高級文明產生之后，一方面原始的野蠻減少了，但宗教又帶來了新的暴力。比如說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它們都是亞伯拉罕的后代，都是一神教。一神教相信唯有自己的耶和華、上帝或真主是神圣的、正確的，其他的都是異端、魔鬼、邪惡。為了捍衛自己的神、自己的真理，在歷史上，幾大一神教之間有過殘酷的宗教戰爭，有大量屠殺異教徒的歷史，而且相信這種暴力是神圣的，是符合神的意志的。

陳家琪：剛剛講到原初的自然狀態中的暴力。平克這本書經常引用西方哲學兩本非常重要的著作，一本是霍布斯的《利維坦》，另一個是康德的《永久和平論》。霍布斯說的“利維坦”就是指國家。霍布斯講人在自然狀態下發動戰爭和暴力行為的原因一共有三個。一個是搶掠，搶奪食物、女人，直接性、實用性的暴力。再有一個就是因為生活在這樣的環境當中，感到不安和恐懼。這種恐懼可能會導致，當你還沒有強大的時候，我就先殺你、先搶你，先下手為強。所以說人若生活在不安和恐懼中，暴力就是難免的。第三個就是想追求一種榮譽。比如說萬古留名，在我的治下我們的疆土擴大了多少，我們的人民怎么怎么樣。現在各國樹起雕像的都是那些為他們國家帶來疆土擴大、人口增加和物資豐富的人物，他們總感覺到這是非常大的榮耀。霍布斯覺得在自然狀態下，人發動戰爭的主要動力是這三個。

但是等到國家出現了之后，平克的書也告訴我們，第二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總數在4800萬，但是被國家政府迫害致死的或者以各種形式殺死的是1.8億人。遠遠大于死于戰爭的人。這又涉及到一個問題，剛剛許紀霖教授也講到這個問題。不要以為文明出來之后，好像戰爭就減少了。不再是人和人之間為了搶奪女人、食品或者為了榮譽那種戰爭，而是大規模的內戰：消滅另外一種信仰的人、另外一個民族的人，或者消滅另外一種不同意識形態的人——種族滅絕與政治清洗。這個是非常可怕的。正是因為有了文明，有了國家所以才發生了宗教、民族和意識形態的戰爭。這是在原來那種霍布斯所講的自然狀態下的戰爭所沒有的。

許紀霖：在自然狀態下，暴力總是有限的，因為爭奪資源、人口和女人，那都是有限的目標。但是一旦暴力具有了神圣的名義，是神的召喚，是天使的復仇，那么由此產生的暴力，便沒有了邊際，成為無限的、神圣的、自我生產和再生產的暴力。因此歷史上幾次大的暴力與戰爭，都與某種神圣性有關，都是以正義、革命的名義討伐罪惡。文明產生之后，暴力不僅沒有減少，反而更殘酷了。

德國大思想家馬克斯·韋伯曾經提出一個著名看法，他說有兩種倫理，一種叫信念倫理，還有一種叫責任倫理。傳統的高級文明／宗教都是信念倫理。信念倫理意味著什么？只要我的信仰是真的，結果如何可以交給上帝，一個人只須為自己的動機負責。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文明產生之后，暴力反而沒有減少，因為教徒們為了神圣的信仰，可以不對暴力的后果擔當倫理上的責任。

尼采的思想導致了奧斯維辛？文化觀念可以和實際的暴力行為直接掛鉤嗎？

唐小兵：我先回應一下許老師談的問題。中國的傳統儒家文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為底線倫理，當然是一個共識。但是在我的閱讀印象中，中國的傳統尤其是儒家文化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觀念背后所隱含的其實是“己所欲，施于人”的正當性。這一點對我來說，恰恰是需要時時加以反省和警惕的。

自己認為不好的東西不強加給別人，可能這一點對很多人來說不難做到。但把認為是好的或善的東西施于人，作為政治領袖、知識精英，往往很難遏制這種沖動。就像一些學者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思一樣，當時會說“你不自由，我要強迫你自由”，或者如羅蘭夫人所言，“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我覺得這和中國傳統文化里的道德強迫癥有點類似，所以后來清代有學者戴震講“以理殺人，無處可訴”的問題。

另一點，剛剛許老師談到信念倫理和責任倫理的問題。前段時間我讀上海交通大學單世聯教授的新書《黑暗時刻：希特勒大屠殺與納粹文化》。這本書里好幾章討論在納粹德國反猶太屠殺之后，代際和解、人際寬恕和社會正義的問題，如該書大量個案展現的那樣，這是一個極為復雜的歷史問題與倫理問題。今天回頭來看整個現代性，及其隱含的文明，其實在某些特定時刻和特定空間構建了一個有點像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里專門一章談到的意識形態與恐怖統治。這樣一種意識形態是一個現代性的產物，它構造了一個很嚴密的理論體系，最后讓你做從常識和常理來看違反人情、人權的事情，好像有一種強大的理論邏輯和歷史邏輯，最后現代的個人就像魯濱孫一樣生活在一個高度現代化也高度原子化的孤島上變得無處可逃。

今天我們來看，平克教授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所談到的暴力減少與人類的道德進步，一方面確實要尊重這樣一個基本事實，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因此而盲目樂觀，以至于認為人類正在通往無限美好的烏托邦未來。現代性文明這種意識形態可能隱含的一元化、極權主義等因素也是需要注意的。

許紀霖：暴力分為兩種，一種是對人的肉體的傷害，還有一個是對人的精神的傷害。儒家的禮教，最后導致禮教殺人，因為它在道德上對精英的要求太高了，這個殺人不是真的把人在肉體上殺死，而是把人的自由心靈殺死。魯迅一百年前借狂人之口，說中國仁義道德的背后，就是兩個字：“吃人”。這種精神的戕害也是一種暴力。但是中國歷史上各種殘殺，比如說對犯人各種酷刑，像最殘酷的凌遲，這是儒家的嗎？恐怕不是。如果說什么都推在儒家頭上的話，就輕輕放過了中國傳統文化中最大的糟粕：法家。中國的傳統政治是外儒內法，外面都講仁義道德，實際實施的都是法家。法家就是專制君主加上酷律、酷吏。

陳家琪：這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稱之為“黃金法則”。我去過日內瓦的紅十字會，進到紅十字會之后，有四種文字寫著和“黃金法則”同樣意思的話，有伊斯蘭教的，有基督教的，有儒家的。這次教皇在美國國會演講，又再次重申了“黃金法則”。

而“己所欲，施于人”，有的時候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是一種調侃式的理解。中國人有一個特點，自己喜歡什么，有的時候就以為別人也喜歡，于是就把自己喜歡吃的東西留下來，自己不吃留給別人。這也不妨理解為一種美德，以己之心度人之腹。當然這是從好的方面來理解的。但也真實。

我自己說的包括剛剛說的“殺人”這個事情，殘暴的一面可能是和法家有關。但我也認為，我們不要輕易地把文化觀念和一種實際的暴力行為掛起鉤來。比如說我們讀《史記》，趙兵投降之后，白起坑45萬降兵。如果我們假設《史記》記載的是真的，這比南京大屠殺30萬人還要多15萬。最后皇帝讓白起死，白起死前說：趙兵降我45萬，我坑殺死，所以今天我該死了。他也記著這件事情。我后來想，這是哪一家的學說影響了他，讓他去干這樣的事情？正如我們談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時候，把這些東西歸結為比如說尼采的學說或者其他的學說，我覺得都不大妥當。一種學說的影響是有很多方面的，而把直接的暴力歸結為什么，是歸結為白起個人性格上的殘忍，還是歸結為他想為秦國盡快統一全國、完成秦國的統一大業這樣的理念？這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但與法家學說沒有太直接的關系。

“殺一個人是邪惡，殺十萬人就只是一個統計數字問題”

許紀霖：陳家琪教授講的這個話題是很沉重的。45萬、30萬，這些數字往往都帶著勝利者的榮耀。我們不知道這些數字是真還是假，但哪怕縮小為十分之一、百分之一，每一個數字背后都仍是活生生的生命。所以我非常不喜歡數字，數字太冷冰冰，讓人看了很麻木，沒有感覺，缺乏同情。暴力一旦演化為數字，它的殘酷性就被遮蔽了。

陳家琪：斯大林就說過，殺一個人是邪惡，殺十萬人就只是一個統計數字問題。

許紀霖：所以現在我很能理解，為什么美國人為了反思越戰的錯誤，華盛頓越戰將士紀念碑要把57000名在越戰中死去的美國陣亡者的名字，一個個都刻在那塊紀念碑上。這塊碑是林徽因的侄女林瓔設計的，當時她只是耶魯大學一名大三學生。看這塊紀念碑要比參觀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震撼得多。為什么？因為你感覺得到的，不再是抽象的數字，而是一個個死去的生命。

林瓔后來回憶說：一開始我就問自己，到底建越戰紀念碑的意義是什么，尤其是一座20世紀的紀念碑的意義是什么?當寶貴的生命首先成為了戰爭的代價時，這些“人”無疑是第一個應該被記住的。因而這項設計的主體肯定是“人”而不是政治。只有當你接受了這種痛苦，接受了這種死亡的現實之后，才可能走出它們的陰影，從而超越它們。就在你讀到并觸摸每個名字的瞬間，這種痛苦會立刻滲透出來。

這樣，讓人痛苦的，讓人刻骨銘心記住的，不是冷冰冰的數字，而是活生生的生命，而每一個生命的背后，都有他（她）獨一無二的故事。生命消失了，被暴力摧毀了，這才讓我們痛苦，反思暴力的罪惡。而今天我們許多對戰爭和暴力的紀念與反思，只有“政治”，沒有“人”，只有“歷史”，沒有“生命”，只有“數字”，沒有“故事”，因此許多年輕人面對曾經發生過的暴力，才會那樣地無動于衷、冷漠無情。歷史的記憶不應由冷冰冰的數字來書寫，而要由有體溫的生命來控訴。

唐小兵：我接著許老師的話來說。我今天講的一些話，很容易被大家誤解為我對儒家文化有多么嚴厲的批評。其實不是這樣的，我對儒家的文化有很強的親近感。跟許老師一樣，我也是親儒家的自由主義者。今天我從意識形態的反省這個角度來談問題，因此我才要講講儒家傳統里面所包含的道德嚴格主義，最終會走向“以理殺人”的可能性。從我個人來說，儒家文化始終是最滋養我心靈的部分。湖南大學讀本科時在岳麓書院的散漫時光，更是我青春歲月里最美好的記憶之一。細心的讀者會發現，我的上海十年思想評論與歷史評論集《十字街頭的知識人》，也是題獻給岳麓書院的。這是我特別想澄清的一點。

相對于意識形態的封閉性、獨斷性與排他性，儒家文化恰有一種歷史性與具體性。《論語》里的很多道德責任與倫理要求主要是針對君子的，都是從具體情境出發提出的要求，在孔子的心目中，從來沒有高度抽象化的種族、人民、國家等觀念。他對于君子和小人（即普通人）的道德要求是有區分的，所以我們才會說儒家強調教化和蒼生意識，而儒家推崇的天下觀念也是注重民眾疾苦的。

剛剛陳老師講到一點，我聽了非常有啟發。一個時代的價值觀念和那個時代整體性的革命或反革命的暴力之間的關系，也許并不是一個簡單的因果關系。我們不能簡單地說盧梭的思想直接導致了法國大革命的暴力。從觀念到行動之間有很多環節，而這些環節恰恰是我們需要去挖掘的。

剛剛許老師提到南京大屠殺。我有一次給歷史系的同學上課，給學生觀看了陸川的電影《南京！南京！》、張純如的紀錄片《南京大屠殺》，然后就講了《東史郎日記》、《拉貝日記》和《魏特琳日記》中的南京大屠殺，以及當時《大公報》和《申報》所報道的南京大屠殺。講了這個之后，我安排了大概一節課的時間討論暴力及其反思、理解日本邏輯與批判日本之間的關系、戰爭中的人性與非人性等話題。然后有個男生居然站起來說：“唐老師，上了這次課我很沉重，我希望未來會有一場東京大屠殺。”我當時立即澄清，安排這樣一次課并不是宣揚用一種暴力來懲罰另外一種暴力，因為以暴易暴，彼此仇恨，冤冤相報，這就陷入一種暴力的循環。

但是寬恕與和解的道路究竟在哪里，我一直也沒想明白，我只是呼吁我們的學生要理性地反思民族主義及其限度，其實這種主張在面對沸騰的反日情緒時也很虛弱。圍繞南京大屠殺究竟死了多少平民，是30萬還是更少或更多，中日政府及民間社會、學界之間爭論不休。我覺得一個抽象的數字，其實就把個體的生命在那個歷史情景所遭受的痛苦的東西給抹掉了，最后每個人變成了一個冰冷的數字或者符號。

我的老家湖南衡陽的南岳原來有一個抗戰的紀念園。大家都知道，抗戰實際上最慘烈的是在兩湖地區，在湖南有很多場戰爭，長沙會戰、湘西會戰、衡陽保衛戰，當時很多國軍死難在衡陽，所以抗戰結束后有一個紀念的墓園。后來這個紀念碑園在文革期間就全部給毀掉了，然后又重建。在那個特殊歷史時期，摧毀墓園的年輕人覺得埋在墓地里的都是為中華民國的政權在抗日，所以不應該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這片土地上。如今回想起來這套分清敵我的戰爭觀是多么荒誕！觀念有時確實會毒害人的心靈。但是這種價值觀念和具體的政治暴力、革命暴力或者社會暴力之間到底是什么樣的關系？這可能不是一個簡單對應的直線關系，這當中有很多地方需要去進一步思考和反省。

許紀霖：最近我在研究一個題目：為什么丁玲與沈從文，兩個一起從湘西走到城市的文學青年，一個走上了革命道路，另一個始終對革命有距離和警惕？我閱讀了他們的故事之后，發現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同樣是少年時代，丁玲對社會的了解是有限的，她對底層的革命容易有浪漫的想象。但沈從文從小當兵，看到了太多的屠殺和血腥——因為家族的親人參加苗族起義，被官兵屠殺，四百顆人頭掛在縣城，他在十歲的時候，就跟隨家人去血淋淋的人頭中尋找自己的親人。因此暴力就留給沈從文很大的創傷感。他知道這種暴力一部分來自于殘暴的官府，另一部分也來自民間的原始力量、相互之間的復仇。他從來對兩個東西有警惕，一是官府的權力，二是自發的群眾。權力與群眾都是暴力的淵藪。沈從文身上的人道主義關懷讓他對之警惕，所以后來他走的是一條與丁玲完全不同的既遠離權力、又與革命保持距離的獨立作家之路。

人道主義，是暴力的最大天敵。儒家有以人為本傳統，但不那么徹底，因為儒家還相信天命、天道。雖然天道與人道相通，但人畢竟還不是歷史與道德的主體、至高無上的主體。這種人成為主體，人的生命、財產和精神的尊嚴最為重要的觀念，是到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之后產生的，如今人權已經成為全人類的普世價值。

前面我提到馬克斯·韋伯的兩種倫理，中世紀的人們為了各自的信念倫理發生宗教戰爭，相互殘殺，到了近代進入了祛魅化的世俗社會，哪個神是終極的最高存在，已經眾說紛紜，無可辯說，你有你的神，我有我的神。為了結束宗教戰爭，最重要的是宗教的寬容，相互容忍。于是，現代人的倫理從信念倫理變成責任倫理，不再是從信念的終極角度衡量，而是從行為的結果來看是否道德。也就是說，你不能僅僅對自己的動機負責，將結果推給上帝，更重要的是為結果擔當起沉重的責任。這個責任倫理，是可以檢驗的，那就是視人的生命與尊嚴為最高的價值。

陳家琪：補充一句：在人之上的不要說成天命，應該是皇權。剛剛許紀霖教授那句話說得非常對，就是關于人。這當中提到了尊嚴，平克書中有一段話我非常贊同。他講，比如說強奸這種行為，為什么大幅度下降，因為人們不再把強奸看成是一個與性有關的行為，而是與尊嚴、羞恥、羞辱人格有關。我覺得這個話說得太好了，這個事情不再是一個男人想滿足性的欲望，而是根本上對女性人格的羞辱而用暴力的行為來侵犯。我覺得這就涉及到人，我們不能把人再當成是想達成什么目的的工具來看。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有些觀念認為，人是要為另外一個想要實現的目的去獻身的。這從根本上講就沒有了對人的尊重，沒有把人自身的價值放在適當的地位。我們抗戰的電影拍了那么多，幾乎沒有經典，就是因為我們沒有把反戰當成主題。反戰，就是尊重人的生命。

對人來說，當然第一是生命。但是對作為個人的人來說，尊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說沒有尊嚴，那么你的價值就無法得到體現。當然殺人是很殘暴的事情，但是一個人還得要尊嚴。為了尊嚴可以說在所不惜，甚至生命都可以不要，這里面有一種另外的精神追求，這個也就是人之為人的力量。